第四，宁夏辛亥革命直接支持了陕西革命。一是宁夏辛亥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响应陕西的革命，据载：“西安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在西安的统治后，即以鸡毛传帖，促使宁夏会党响应”[黄光筼，陈金铭.宁夏民军起义回忆.宁夏文史资料（第4辑）]，宁夏革命党人迅速召开会议，决定举义响应西安起义，“先以牵制攻陕甘军”[吕锡有.宁夏辛亥革命史略.西北晨钟，1941.2（4）]。二是宁夏的革命客观上起到了分散、牵制进攻陕西的清军力量的作用（前面讲述宁夏辛亥革命的意义时已讲到此点）。
第五，宁夏辛亥革命传播了民主革命的思想。一是革命中宣传了民主革命的思想。二是宁夏军政府颁布的《临时新政大纲》体现了民主革命思想，如“本军政府一切临时新政之制定，接受咨议局之准行”，“本军政府对旧有不合民意之事，一律废除”，“本军政府度支由咨议局以民意制定履行”等，对传播民主革命思想起到重要作用。三是提出了民主平等的革命思想。民主平等的思想是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内容。宁夏军政府《临时新政大纲》提出：“本军政府所领境内，不论何种人民，皆为袍泽，不分贵贱。”即主张不论何种阶级、何种民族，一律平等相待。这否定了封建等级思想，符合人生而平等的民主革命思想。也否定了民族歧视思想，符合民族平等的思想。
关于宁夏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探讨
胡迅雷[胡迅雷，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常委，宁夏文史馆副馆长。]
一、宁夏辛亥革命的重大意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辛亥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革命党人、哥老会众纷纷响应，陕西革命党人率先成立军政府。
当时，已解职移居西安的前陕甘总督升允逃到甘肃平凉，和驻兰州的陕甘总督长庚，分别致电清政府，要求“勤王”，企图奉迎宣统皇帝溥仪“偏安西北”，把甘肃作为复辟清王朝的根据地。溥仪知道后，即任升允为陕西巡抚，督办陕西军务，以镇压陕西革命。陕甘总督长庚首先在兰州召集甘肃各镇提督、总兵会议，主张“起兵勤王”，欲迎立宣统皇帝“偏安西北”，对抗革命。
关于陕甘总督长庚、陕西巡抚升允“起兵勤王”，欲迎立宣统皇帝“偏安西北”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与挖掘史料，尤其是有无来往电文、预谋计划等资料至关重要。
1941年，宁夏辛亥革命参与者（或根据所闻和采访作者）吕锡有“追述”，并在《西北晨钟》1944年第2卷第4、第5期发表《宁夏辛亥革命史略》一文，文章中指出：
“长庚、升允发动西军东进，其计划为平定关中，直捣武汉，设当时陕西受创，武汉立感动摇，若西军溯汉水而进攻鄂背，冯国璋亦不得不攻也。故吾人起义宁夏具有两种意义。
一曰：宁夏辛亥起事，威胁清廷，切断仅有之西北交通，使清廷知外府已之，动摇反抗革命心理，迫清帝早退位。宁夏辛亥起事，牵制甘肃攻陕之西军，使长庚、升允、马安良辈加重后顾，不能专注于前。故我每延战期，多耗时日，使（革命）声威得振，内地多产生革命力量，根本不计胜之与败也。此影响辛亥革命成功者之一。
二曰：升允为有清中兴之三大柱石之一，其效忠清室也，不亚诸葛武侯，观其10年奔波，毁家支援，直至最后犹曰：‘一息尚存，此心不死。’即可见其一斑。况西北大吏多为清廷旧僚，且有蒙古以资爪牙，实为革命前途一大障害，设不经吾人及多数爱国志士之阻碍与破坏，一旦宣统即位于兰州，则势成燎原，革命战争结束无期矣。此影响辛亥革命成功者之二。”
二、宁夏辛亥革命后的社会状况令人深思
1925年秋，优秀共产党员宣侠父、钱清泉等人随冯玉祥国民军刘郁芳部，从河北张家口远征甘肃兰州，途经宁夏，其对所见所闻进行记述和描绘，在《西北远征记》中，形象生动地向我们展现了当时宁夏的社会保守、封建落后的状况，实在令人深思。
在中卫县城，宣侠父目睹了“任中卫县的七品正堂已经10余年”的中卫县知事赵某，在出城谒见刘郁芳时的“稀奇的仪仗”：“两名亲兵都辫发长垂，在车前奔走，内中一个亲兵，高捧着长达5尺的旱烟杆；另外一个，拿着旱烟袋。”
在平罗县城，宣侠父“领略了县太爷的前朝威仪”。宣侠父写道：“忽然，一辆精美的骡车驰过，前后拥护着10多个壮勇。这些壮勇，一色都是清朝的打扮，他们穿着大袖的黑色短褂，短褂的前后，裰着红布剪成的‘亲兵’二字，两匹光黑的健骡，也声势赫赫地拽着车向前飞奔。这些富有历史意义的‘亲兵’，汗流浃背地一路蜂拥着骡车飞跑。端坐在车中的，就是平罗县的知事。”对此情景，宣侠父感慨道：“这位知事，据说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上任大吉以来20年间，无论政治如何变迁，平罗县始终在他的治理之下，而且县民都爱戴他，甚至于视之为‘青天’，这真是一种有深长意义的现象。”
此外，“西军”镇压宁夏辛亥革命起义民军的残暴和在宁夏府城（今银川市）以及平罗、灵武、石嘴山、盐池等地的屠城与杀戮，使宁夏人民心中产生了极端的恐惧和长久的伤痛。
三、宁夏辛亥革命先烈志士的心声和遗愿
1941年，全面抗战进入第四年，《宁夏辛亥革命史略》的作者吕锡有“为此而不自堕，除挺身发动大西北人民抗战，特将西北15年（1911年辛亥革命至1926年北伐战争）先烈革命史略，照当时实况录述，不工文字，以存保真，聊当宣传。并望（国民党）中央本不遗在远之方，对此大革命、大流血案，将死难先烈志士，依照中央规定法令，明令表彰。”为此，吕锡有提出五条建议：
（1）重修民国《朔方道志》，纠正宁夏辛亥革命起义名分，删去“会匪倡乱”等文字。
（2）照表彰条例，于宁夏省城（今银川市）中山公园建革命纪念塔和烈士公墓，并由国民党中央主持召开宁夏辛亥革命三十周年追悼会，派人致祭。
（3）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建宁夏辛亥革命烈士大公墓，并建筑纪念物，以志死难千人之事迹。
（4）照规定条例，对宁夏辛亥革命先烈遗族分别给予抚恤。
（5）将宁夏辛亥革命历史编入中国国民党史，并择优宣付国史馆。
最后，吕锡有认为：“上述为中央规定之法则，亦有事实为前案。盖国难方殷，表彰先烈，即所以励来兹。”此议集中代表并反映了宁夏辛亥革命先烈、志士的心声和遗愿。
四、对《宁夏辛亥革命史略》作者吕锡有和宁夏辛亥革命史实等有关质疑的认识
1981年8月出版的《宁夏文史资料》第10辑，杨发第先生发表的《关于〈西北晨钟〉刊载〈宁夏辛亥革命史略〉一文及其作者吕锡有的两点质疑》文章中指出：
“为了弄清这篇史料的作者和史料本身的真实程度，经查阅有关资料和了解作者情况的郭连城、苏复涛、雷启霖等同志提供的史实，又根据上述同志提供的线索，走访了吕锡有的侄子吕家瑞、儿子吕家琛（后改名吕建中），综合分析研究，特提出两点质疑，供研究宁夏辛亥革命的同志参考，并希望能以此为楔子，引起注意，进而澄清史实，还历史之本来面目。”
第一，文章从7个方面考证认为，《宁夏辛亥革命史略》作者吕锡有非宁夏辛亥革命时期的同盟会员吕锡有；且所有资料无记载，参与者（高士秀）不认可，何况是否有同盟会员吕锡有这个人也值得探讨。
第二，从现有资料来看，对《宁夏辛亥革命史略》的真实性也有探讨的必要。主要问题为，在长庚、升允抽派进攻陕西的甘军帮统马麒率部（时称“西军”）的“剿办”下，宁夏辛亥革命起义民军“因军心涣散，主动放弃（宁夏）府城”（多数人认为）；还是“固守死战，力尽弹绝，（宁夏府）城陷突围”（仅吕文一说）。
杨发第先生的文章旁征博引、考证详细，然发表30多年来，至目前尚无任何反响。
对此，关于第一条质疑，笔者认为似可采信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员苏复涛和宁夏辛亥革命领导者之一高士秀的女婿郭连城先生的说法，《宁夏辛亥革命史略》作者是吕哲臣，名少鹿，后又改名为吕锡有。苏复涛先生认为：“作者和历史人物是两个人，这是肯定的。因此，《宁夏辛亥革命史略》是作者（吕锡有）根据传说和采访写的，而不是个人经历和回忆录，这也是可以肯定的。”郭连城先生认为：吕锡有“利用时间，根据宁夏史料和宁夏哥老会传说和所闻，编写了《宁夏辛亥革命史略》小册。此书印成后，我曾阅过，内中史料基本可用”。
关于第二条质疑，根据上述苏复涛、郭连城、杨发第所言及其他有关资料所述，笔者认为《宁夏辛亥革命史略》即便不是作者（吕锡有）亲身经历的“忆述”，但其采访当事人（革命志士）和所见所闻的综合“实况录述”，实在是功不可没，使这篇史料的价值弥足珍贵，对宁夏辛亥革命的过程记述完整，资料鲜活丰富，前后逻辑连贯，在某种意义上，比某些片面、局部的第一手资料更加具有思想性、全面性与完整性，因此吕锡有所撰的《宁夏辛亥革命史略》，在当前或将来仍是我们研究宁夏辛亥革命史的权威性的参考资料。
宁夏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探析
郑彦卿[郑彦卿，宁夏社会科学院国史研究所所长，编审。]
100年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辛亥革命，革命的熊熊烈火席卷全国各地。“10月22日，即武昌起义的12天，陕西革命党人发动起义，从而使陕西成为中国西北响应武昌起义的最早的省份”[陕西通史.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这次起义对宁夏革命运动的爆发起了加速作用，从10月17日高士秀领导灵州起义，11月18日宁夏府城起义（11月1日平罗起义，之后中卫起义），12月下旬，前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宁夏各族人民，高举民主、共和的旗帜，举行了规模较大的一次革命斗争。对于宁夏辛亥革命的过程研究者较多，写了不少文章，但对于革命爆发的原因及意义的研究却相对薄弱。本文根据有关资料，就100年前宁夏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爆发的原因做一探讨。
第一，清朝在宁夏的腐朽统治。“武昌起义前夕，全国到处是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推动下，各地会党揭竿而起，农民群众的抗粮和市民的抢米风潮到处出现，反洋教的斗争风起云涌，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已经气息奄奄了”[陕西通史.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清朝末年，宁夏系甘肃省的一个府，受陕甘总督统辖。宁夏大权掌握在满营将军台布、镇台张绍先、知府庆隆等一些昏庸满汉官吏手中。他们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人民，而且清政府经常制造民族间的矛盾，挑起回汉残杀，以致田园荒芜，交通闭塞，人民饥寒交迫”[民国风云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21]。农民年终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上交纳地租和贡赋，所余部分又被官厅繁苛的捐税掠夺殆尽，农民十分贫苦。当时规定每年每户农民除交田赋外，尚需交“采买粮”四石，由政府低价收购。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帝国主义把巨额的赔款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甘肃每年摊派银数达三十万两。清朝地方当局为了补充财政亏空，在“办新政，练新军”的名义下，加征赋税，大肆搜刮，农民所负赋税就更加重了[马启成.甘肃辛亥革命史略.见：宁夏文史资料（合订本2册）]。另外，农民还要负担无数的差使。据《甘宁青史略正编》记载：“自同治以来，差务络绎，以大军之出征……沿路州县强拉民车，所需之费仍按亩均摊。盖有经管局绅，假公济私格外科派，不肖书差，以少摊多，从中侵蚀，流敝百出，小民不胜其扰”。商人缴纳的税额也比原来增加了好几倍。在百姓中推行的“统捐”，更是又一苛政。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甘肃地方政府秉承慈禧“懿旨”而推行的“新政”，使旧有的官僚机构更加臃肿，新添的机构经费又无着落，加上经办官吏的营私舞弊，也大大加重了各阶层人民的负担。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总之，随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加强，革命风暴正在人民大众中酝酿着，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连地方官吏也惶惶不安地说：“自七月初间，人心惶惶异常，匪党潜踪，变端呼吸，几有不可终日之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一册）]。正是在这种沉重的剥削和压榨下，革命条件日趋成熟，为辛亥革命在宁夏的爆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