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秋季，日伪军4万多人又对晋察冀边区进行残酷的扫荡。这时我们的手榴弹、炸药、地雷都比较多，我们在厂子周围和能够进厂的道路上都埋了地雷，当时埋了有上千颗地雷。一个厂子周围埋了上千颗地雷，那就很可观了。有一种地雷叫子母雷，埋的方法不一样，空雷在上面，实雷在下面。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因为日本人要探雷啊，探出来后他要起雷啊，他起的是空壳雷，他把空壳雷一起，底下的雷就炸了。同时，我们把路挖得乱七八糟的，让敌人探雷也不好探。二厂的旧厂的雷群一次就炸死了五六十个日伪军，我们新厂这面敌人就没敢进来。在这次反扫荡中，副连长方真带领我和常发去侦察敌情，了解敌情后，连长让常发回去给连队送信，常发说他晚上走路害怕，不想去。我说“：我去吧。”其实我也很害怕，不是怕鬼而是怕狼。我们这里到连队要走十几里山路，夜间路又不好走，十几里山路最少也得走一个多小时。那时候狼很多，白天狼都到处跑。我走出去没有二里路，就碰上了狼，如果往回返二里路很快就跑回去了，但往前走还有八九里路呢，我心想我要回去，谁会相信有狼，最重要的是如果不把情报及时送到，后果不堪设想。我就把枪背起来，硬着头皮往前走。我走得快狼也走得快，我走得慢狼也走得慢，搞不清到底有几个狼，也不敢往后看，心里害怕得很。山里有老百姓砍柴避雨的洞，我比较熟悉地形，我想干脆到洞里把石头垒起来，拿枪打它，把它打跑再走。但我到洞里后，却不敢开枪了，因为敌人离这里不到十里路，我如果开枪的话，就会把敌人引来，那就会造成重大损失。我想我是共产党员，宁可叫狼吃了也不能把敌人引来，所以我就继续走。上了山后，碰到山上的流动哨，狼就跑了，由于送信及时，连队及时安全转移。寇环玉排长没跟连队转移牺牲了。这次反扫荡我们连队牺牲了4个人。
反“扫荡”结束后，我被评为战斗英雄。1944年我得了肺病后，领导把我调到工业部，给石书记当秘书，主要是管文件。晋绥军区工业部部长蒋崇带着几个人来晋察冀化工厂参观学习，临走时说晋绥军区要建化工厂，要求给他配备一些熟练的工人，并提名要我去。军区马上给工业部打了个电话，让我到晋绥去。我夜间赶到军区，第二天早上就出发了。我是河北人，说老实话也真不愿意长途跋涉去晋绥，但我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安排。当时，我给蒋崇提了一个条件，我说我到晋绥去，把厂子建起来以后，就让我到延安去学习。蒋崇说：“没问题。”我就高高兴兴跟着走了。但是厂子开始正常生产后他就不兑现我的要求，不让我去学习了，给我提了硫酸股的副股长。晋绥的条件好多了，起码有电，有抽风机、鼓风机这些设备。
我印象最深的是三见贺龙的情形。1947年3月，胡宗南的部队占领了延安，我们工厂迁到了黄河以东的临县，但老厂要留守一部分人，在敌人没来之前尽量多生产一些硫酸，我就留下来负责生产。突然，贺老总的警卫员来了，是贺老总看到工厂还冒着烟呢，就让警卫员过来看看，怎么工厂还没有搬走啊。警卫员来了后碰上我们一个班长丁济堂，问：“工厂怎么还没搬啊？”丁济堂问：“你是干啥的？你是当兵的，我也是当兵的，铁路巡警你管不着我这一段！”正说着呢，贺老总到了。大家没见过贺老总，但却见过他的画像。贺老总问丁济堂：“你看我是谁？”丁济堂一看这不是老总吗？“我是贺龙！”他吓得撒腿就跑。回来告诉我说：“贺老总来了！”我赶快出去。贺老总一见我就问：“你们这里谁负责？”我说：“是我。怎么没停工，没搬走？不是让你们迁走吗？怎么没迁？”我说：“主要的都迁走了，我们还想多生产点硫酸，所以我留守在这。”“敌人离你们只有二十里了，什么都不要了，立即把你们的行李都带上过黄河！”贺老总到黄河边时留了一条船，留了一个警卫员，说：“工人不到船不能开！”
过了黄河后，贺老总还在码头上问大家：“你们谁是支部书记？”我说：“我是。你们有多少党员？五十几个吧。什么，五十几个！”贺老总把眼一瞪，“哪有这么回答问题的，五十一？五十九？不是差了八个吗！”接着又问：“有没有地主党员？”我说：“没有。没有，你怎么知道？”我说：“我从履历表上看，没有地主党员。你家是什么成分？”因为有点胆怯，我说：“我也说不清！我给你评评。”我说：“我家里有9口人，12亩地。哥哥、姐姐都在外面工作，父亲是村长。”其实，我是胡说，我12岁离开家，根本就不知道家里有多少地，解放后才知道家里有四亩八分地。“那谁种地啊？有爷爷、嫂子。”“那老的老，小的小，能种地吗？”我说：“雇个短工呗！”我也是信口胡说。“哦，原来你家是经营地主！”贺老总不经意开了这么一个玩笑，这个玩笑对我而言可不简单。1948年秋天，晋绥根据地开始土改，厂里也开始了“三查”。有人说：“李培桐没话说，贺老总给评的成分，是经营地主，这还说啥！”就给我划了个经营地主，党内外的职务一律撤光，这还是次要的，要扒掉衣服回家考验。当时，就有家在陕北、山西的人被评为地主成分后就扒掉衣服走了。可我是河北人怎么走啊！我们厂长是保定人，厂长说：“李培桐家是地主，不太像。13岁入党，就是地主，对他有多大的影响，又是河北人，长途跋涉怎么走！”就没有轰走我。这下厂长倒霉了，很多人说厂长包庇地主。过了一些时候，贺老总来了。我立即上前把马牵住，贺老总下了马，说：“哦，你就是那个小支部书记啊！”我说：“我已经不是支部书记了！咋啦？怎么回事啊？”我说：“老总给我评了个经营地主，现在我的党内外职务都被撤光了。胡闹，把狗腿子叫来！”怎么把狗腿子叫来呢，我们厂长是保定人，他在贺龙干校任教务主任，贺老总是校长，所以和贺老总很熟悉。过去不是保定衙役多吗，人们常说“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因此，贺老总见了我们厂长叫狗腿子。我到厂部给厂长说“老总来了”。见面后，老总说：“你们怎么这么胡闹，他是地主吗？”厂长笑着说：“老总评的能错吗？你胡闹！”老总一句话，又给我恢复了职务。为什么我说这个呢？说明老总对我们军工战士的爱护，你说他多忙啊，硬是在码头看着我们过了河他才走，不过河他不走。1953年，贺老总到甘肃视察工作，我第三次见到了贺老总。
1948年12月，我被抽调到职工大队随军西进，我们接管过西安、兰州。到兰州后，我任兰州化工厂的军代表。1951年，我正式转业，在兰州化工厂任厂长，转业时西北军政委员会给我发了“人民功臣勋章”“解放华北纪念章”和“解放西北纪念章”。1952年我到甘肃企业处生产科任副科长。1953年在甘肃省计委任处长。1958年调到宁夏计委任处长。
1962年到城套局任副局长。“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关了一年零两个月的“牛棚”，造反派说我是走资派、假党员，还说没有见过13岁的党员。我说：“你们没见过，可那时冀中多得很，县儿童团团长没有一个不是党员的。”1970年4月，我到石嘴山钢铁厂任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10月，我调任5225厂筹建处主任。1974年4月，到国防工办任副主任。
1978年，任自治区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兼任自治区建工局党组书记、局长。1981年，任建委主任、党组书记。1983年，建委改为建设厅，我任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1986年离休。
回首我的人生经历，我感觉是无愧的。我12岁离家参加革命，13岁入党，风风雨雨几十年，虽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但也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地在本职工作岗位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做出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今我已经离休，离休以后我的理想信念没有退，我担任了十年老干部支部书记，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2001年我被评为全区离退休干部优秀党员。作为一名党员，我时刻牢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按照党章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任何时候都不把自己等同于一个普通人，坚定理想信念，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努力，处处起到模范表率作用，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周围的人，教育好我们的下一代，使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
口述：李培桐
采访：饶彦久惠卫明刘志整理：惠卫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