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宁夏民族历史研究室成立后，我被调去研究回族史。短短两年，我编写了《关于回回民族的形成问题》《西北回民起义问题》等研究资料汇编，还和其他同志一起编写了《关于回回民族研究资料索引》《西北及宁夏地区文献资料索引》等。但好景不长，在1964年“社教”运动中，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事又被翻了出来，作为典型批斗，后下放劳动，差点进了监狱。记得那时我们机关在宁夏党校院内，同党校的学员有时在一块学习。在一次学习会上，主要内容是批判“修正主义”，但与会者竟不知什么是修正主义的概念，首先发言的两个人讲不清楚，我补充了几句。谁知半年后祸从天降，说我“利用合法权利散布‘反革命修正主义’”。我不服气。我们单位属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领导，有一天宣传部一位处长找我谈话，我说：“我在党校学习会上的发言，无论从形式上、内容上、逻辑上、法律上都没有错，更没有罪。墙是白的，你让我说成黑的，我想不通。”那位处长说：“你做研究工作，给你打打防疫针有什么不好？”这位善良但却没有受过批斗的人，把那种残酷的批斗当做治病救人的“防疫针”，却不知道这种“防疫针”是会打死人的。
紧接着十年浩劫，像我这种性格的人还能有什么好结果？一位平时见我面即“老师长，老师短”的人也学会了靠整人向上爬的当官诀窍。他煽动一群人来我家揪斗我，我有病正在床上躺着，他们骗我去机关开会，我一出大门，便见周围群众围观，接着看见一块一米见方的牌子，上面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右派分子李范文”，我气愤至极用脚把牌子踩得稀烂。结果，我被拳打脚踢一顿，像绑赴刑场一般被送往会场。
一位平时关系较好的同志来给我做“土飞机”，我挣扎出双手，把他的绸裤子从腰上撕破至脚背，他拔腿就往大街逃。又是那位平素称我“李老师”的人大喊：“抓反动分子啊！抓反革命分子啊！”闻讯赶来4个红卫兵抓住我的手和脚像打夯一样，上下夯打，几乎把我的腰夯碎了。这时，一位同志大喊：“即便是反革命分子，也不能把人往死里打，还有警察管呢！”这位同志救了我一命。此后，我经常被游斗，我爱人见我被游斗后膝盖跪破了皮，她当晚用棉花给我缝了两只护膝，每天批斗后回家她都给我做好吃的、安慰我。有时下班后不见我，她像疯人一般跑到机关找我，经常同造反派头头吵辩。因为她最了解我，我只是拼命劳动和工作，从未干过坏事。我这样的脾气和性格的人，如果没有她的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和安慰，恐怕早不在人世了。我今天还活在这个世上，还能做出一点成绩，这里有她的心血和汗水。
1970年，我终于从固原山区调回银川到宁夏博物馆工作，实现了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研究西夏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西夏文没有工具书是无法深入研究的。于是，我先从编撰《夏汉字典》开始着手。这一计划受到领导的支持和重视。但是编撰字典谈何容易，当时宁夏地区所存的资料，只有王静如教授的《西夏研究》（13辑）和北京图书馆的《西夏文专辑》及西夏人编写的双解常用字汇《番汉合时掌中珠》等。我首先从这些书里搜集单词例句。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教授曾说：“一部没有例子的词典，就是具骷髅。”因此，我十分注意每个字条的例句。有时一个字的用法，抄录二三十张卡片，归类后只能用上几张。而为了那几十张卡片不知翻了多少书，流了多少汗。记得1973年5月至11月，我在北京搜集资料，先师罗福颐教授为我准备了一大摞西夏文资料，其中有苏联20世纪30年代杰出的西夏学者聂斯克的《西夏语文学》，以及他自己的备用字汇辑手稿，及其先兄罗福成的《华严经》手稿等。他那种奖掖后学、诲人不倦的精神，深深感动着我。我如获至宝，如饥似渴，日夜不停地在招待所抄写。这年夏天，气温很高，我们住的六人大宿舍，每天下午室内仅我一人伏案抄写，热得连背心都穿不住，只好脱掉，用毛巾披在背上，真是汗流浃背。晚上同房客人要休息，我只好把桌子搬在走廊里，借灯抄写。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斯卡利格所说：“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该判处决，也不应该判强制劳动，而应该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和痛苦。”
有一天，我的老师——著名的藏学家于道泉教授来招待所看我，见我已搜集3万多张生字卡，采用四角号码编排，这位年逾古稀的老者非常高兴，那种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40年前，我同王静如教授一道治西夏文，我花了几年工夫发现西夏文十分方整，用四角号码编字典最科学，我当时就有这个计划。后来傅斯年先生派我赴英留学，改了行。没想到40年后竟然有人继承此念，不谋而合，真是巧极了！不说内容，仅这种编排法就值得出版。”（按：如今以四角号码分类，用拉丁字母代替1～9阿拉伯数字，已被国际上通用。）编写字典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贺兰山麓的西夏陵园发掘工地完成的。1972年，宁夏拨款发掘西夏帝陵。我因1957年的“问题”而不能从事西夏文字的研究工作，只能承担发掘工地的后勤工作，拉木料、招民工，甚至还得管理民工的工资、伙食，虽然比考古人员低一等，而我自己则认为这也是换脑子休息的好机会，从中体会到无限乐趣，因而工作起来任劳任怨，赢得了民工和同志们的尊敬。
发掘工地的工作十分艰苦。那时给每人每月供应半斤大肉，每天吃白水面条，健壮的身体被累垮了。我身高1.77米，体重50多公斤，营养不足，严重贫血，只好宰了家里为4个孩子吃鸡蛋而养的14只母鸡，补养身体。
1977年西夏王陵发掘工程结束后，考古人员被全部调回，仅留我一人在工地看守。一日，两个儿子受他们母亲的嘱托来工地看我，大儿子上小学，二儿子刚四岁，两人原准备同我在工地多住几天，谁知当夜狂风四起，帐篷被风撕得哗哗响，饥饿的狐狸在冢穴里嚎叫，小儿子吓得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浑身发抖。第二天清早，孩子们就嚷着要回家。后来，他们再也不想来工地了。
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写出了《夏汉字典》的初稿，继而写出《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夏汉字典》写完后正值“四人帮”横行之时，我怕招来横祸，不敢交出。文物出版社得知消息后，曾数次来函索稿，计划出版。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的处境大为改善。1978年1月，宁夏文教局派人与我一道给文物出版社送稿。3月18日出版社来函：“李范文同志所编的《夏汉字典》，按原商定的步骤，我们双方请有关专家提意见，然后把意见集中起来，再由你们修改定稿，争取早日影印出版。”在审稿中有一种意见引起我的重视：“字典注音一字多音，使读者无所适从。”
确实有的字既有苏联学者的拟音，也有日本学者的拟音。当时还没有中国学者自己拟测的西夏语音系。我当时想，一部字典要经几代人的努力修订，也不一定十全十美，在没有现成字典的情况下，哪怕是一部字汇集，也可供学术界使用。然而，因有人求全责备，出版工作被暂时搁置下来，我只好向音韵学方面努力。
研究西夏语音韵学的困难更是难以言说，没有古汉语音韵学的知识无法问津。汉语音韵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也有“绝学”之称。古汉语音韵还有今天的汉语提供参考，而西夏语是一种“死语言”，西夏语音韵学到底怎么研究？有没有西夏遗民？以什么为基础？从什么书开始？于是，我以《同音》为蓝本，以《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原音为基础，开始调查西夏遗民。1980年5月至9月，我赴甘肃、四川藏区调查西夏遗民。
在四川康定六巴公社发现木雅语，在道孚发现道孚语，这两种语音的基本词汇，有的与《番汉合时掌中珠》的汉字语音很相似。我记了4000多个单词，搜集了约200个例句。计划写《弭药语的调查与研究》一书，此书写了约30万字，因干扰而辍笔。尽管如此，这次调查对我研究《同音》拟测西夏语音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984年4月，正当我陶醉在《同音研究》一书中，日本西夏学者西田龙雄教授来访，我在骑车去宾馆的路上被人撞倒，左腿股骨颈骨折，宁夏社科院领导派车，并由路上碰见的青年科研人员王永亮协助，送我到附属医院动手术。手术后卧床半年，休息一年。我便将木板放在被褥上从事写作。为了不使身体下滑，臀部垫着枕头，用布带固定在床上。老子曰：“祸兮，福之所倚。”养病，倒为我提供了一个安静治学的环境。这段时间，与我形影不离的正是这部《同音》。《同音》陪伴着我，我研究《同音》，苦乎？乐乎？尽在其中矣！
1985年国庆节《同音研究》告竣，1986年9月出版。罗矛昆教授在《西夏研究的新成果新观点评介》一文里说：“《同音研究》在空白地带垦殖，成一枝独秀，其劳动是不可抹杀的。”又说：“作者的观点都有大量的语言材料为基础，这些观点不论是对前人的纠讹，还是对后学的启发，对西夏研究领域的学术发展，都将是功不可没的贡献。”①这部书荣获1987年十五省图书评奖一等奖。李先念主席访问土耳其时，将其作为国礼赠送，苏联和中国的西夏学者有的已开始采用我的拟音方案。
1983年，我曾着手校释《番汉合时掌中珠》一书，但因我尚未建立西夏语音系，无法解释该书中的复杂注音，只好放下继续研究《同音》。1985年《同音研究》付梓后，我又开始研究《番汉合时掌中珠》。由于有了研究《同音》的经验，我把《同音研究》的音系应用在解读《番汉合时掌中珠》上，将《番汉合时掌中珠》改为《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从而把西夏文这个研究范围极小的“死文字”，变为广大古汉语研究工作者可以使用的“活文字”。此书于1987年完稿，199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终于在1994年编纂完成《夏汉字典》——世界上第一部西夏文字典，为西夏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工具。我的研究终于得到社会的承认，党和政府给予我很多荣誉。1981年，我的《试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一文，荣获宁夏社会科学论文一等奖；合著的《西夏简史》荣获二等奖。1984年，我的《西夏研究论集》荣获宁夏社会科学专著一等奖。1986年，我的《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荣获宁夏社会科学专著二等奖。1982年，我被晋升为副研究员。1985年，被聘为研究员。1984年，我被评为宁夏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获一等奖。1986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83年，我的《西夏研究论集》出版后，在日本成为畅销书，后日本NHK电视台和秋田电视台慕名前来专访我。1987年1月，我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苏联考察西夏文献；8月，赴匈牙利参加乔玛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表了《西夏学的产生与展望》，受到广泛好评。我退休后还继续从事西夏学研究，更重要的是带研究生，为西夏学的研究培养新人。
如今我已是80岁高龄的人了，回顾我的一生，我不禁忆起司马迁《报任安书》里的话：“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人生无常，世事难料，这难道不是“祸兮，福之所倚”么？人的一生不可能总是平坦的、一帆风顺的，都会遇到各种坎坷和挫折，但不管什么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失去理想信念，失去前进的勇气。我这一生一直按照自己的理想坚定不移地在奋斗，从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老父亲去世后，我作为唯一的儿子，因为工作太忙，没有回去奔丧，是为不孝。出了车祸后，因为手术不成功，腿上留下了残疾，但依然坚持①见《宁夏社科情报》1988年第1期，第19页。
工作。朋友、亲人知我、罪我、毁我、誉我，我绝不萦怀。我这一生做什么事只求问心无愧，只求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和人民的培养教育。有些人也讽刺挖苦我，但我不为所动，依然坚持我的信念不动摇，把我的人生追求贯穿于工作的始终。同时，我坚持理想信念、实现理想信念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任何时候都要努力学习，掌握知识。干什么事都要有恒心毅力，看准方向，坚持到底，干出成绩。要有奋斗精神，不因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不管条件环境如何困苦，都要坚持到底，勇往直前。
口述：李范文
采访：饶彦久惠卫明刘志整理：惠卫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