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帮助他树立战胜残疾的信念，还要给他讲一些励志的故事，而且不给他讲正常人的，而是讲和他情况相近的。我搜集了许多残疾人奋斗的事迹，编成故事，在每天他训练最困难的时候给他讲，鼓舞他、激励他。像史铁生、邓朴方等，尤其是邓朴方，虽然残疾了，按他的条件，完全可以过一种优越的生活，但他却为全国6000万残疾人工作着、奔波着，这些故事对孩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残疾人的生活是我们正常人无法感受的，残疾最摧残的是人的自尊心。为了增强孩子的自尊心，我告诉儿子，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光是索取，一定要有所作为，为这个社会做些事情，这是做人起码的要求。我擦干眼泪，使自己坚强起来，并去感染他、影响他，使他也坚强起来。我请求周围的人不要怜悯他，一开始的怜悯是需要的，但久而久之，他心里就会很痛苦。后来病房来新的病人，我就会请求他们不要说怜悯他的话，多说一些鼓励的话。为了帮助他重新树立信心，后来我开始学习心理学，让他感觉到他是残疾了，但他是一个人，我告诉儿子当飞机摔下来时，很多人都没了，你却拼命从飞机的残骸里爬出来，在我心中你就是英雄。我把他生活中点滴的进步都放大，表扬他、鼓励他。更重要的是我告诉他要用知识改变命运，当时我租住的房子很破落，我的爱人也在空难中伤残了，我不仅要照顾孩子，还要养家糊口。每天在康复中心给他做训练结束后，回到房子已经10点多了，为了排遣痛苦的情绪，我开始画画，每天晚上画两个小时的画，参加了许多国家级的画展和东南亚现代名家水墨画展，还获得了一个金奖。当我把获奖证书给儿子看时，他哭了，他说：“妈妈，都是因为我使你成了全世界最苦的妈妈。我没想到你还挤时间画画，还得了这么多的奖，我会坚强的。”只要你能坚守自己的信念，言传身教，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也不放弃自己的事业和追求，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他会从你的身上得到启示和力量。
此后，他也开始愿意学习了。虽然脑子受伤了，记忆力下降，学习非常困难，但一点一点的补习，最后英语竟能达到四级水平。后来，因为他的努力，他被世界联合学院录取。走出国门后，我通过信件、电话、网络等和他联系，鼓励他，支持他，使他继续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不断努力取得新的进步。他立志为国争光，这让我很欣慰。1999年第36届世界残疾人滑雪比赛，王嘉鹏被学校选派参加比赛，如果取得名次，挪威政府会重奖，这可以改善我们家庭的经济状况。可是他给我打电话说：“妈妈，我不甘心啊，我是第一个参加这个赛事的中国人，我真的取得了金牌，升的是挪威的国旗，我会很痛苦的！”我说：“你这样想，你就以中国的名义去参赛。”他听后非常高兴，感谢我的理解和支持。在第一天10公里越野比赛中他取得了金牌，第一个升起了中国的五星红旗，他激动地给我打来了电话。他也是世界联合学院招的第一个中国学生，当时学院没有挂中国国旗，他说：“我一定要努力，让中国的国旗在这里升起来。”他通过努力学习，表现优异，最终在世界联合学院礼堂升起了中国的国旗。
他从世界联合学院毕业后，任阿坤纳斯公司（中国）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同时兼任世界联合学院国际理事会执行理事和IBAP（国际文凭组织）亚洲、大洋洲理事，主要从事有机肥料研究和推广事业。当他在调查得知中国的污染主要是化肥、农药等污染时，他积极把有机生物肥料引进中国，并大力推广，努力改良土壤，提高产量，为中国的环保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还帮助很多中国的孩子到世界联合学院去学习，争取一些卫生、环保、教育等方面的项目，让中国的相关技术人员出国培训，提高了中国卫生、环保、教育等方面的工作水平。
在我的成长中，我的家庭和我的父母对我的影响最大。我父亲18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银川市新城区任党委秘书，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他一生对自己要求很严，从不给别人和组织添麻烦。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育我：“做人要正直，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有个人给别人捏造了很多罪状，要他签名，他拒绝了。尽管因此吃了很多苦，但他良心上很坦然；虽然受了很大的委屈，但他绝不允许我们怀疑共产党。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时，他常年被晒的肩头的皮一层一层地脱。每每想到父亲的肩头，我就在学校拼命地读书。由于父亲的影响，使我形成了坚强的性格，也树立了坚定的信念。后来，我们兄妹先后入党，都是受父亲的影响。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他要求我们必须好好工作。我大学毕业工作后，每次回家，他首先要问的就是我的工作情况。他不苟言笑，但每次我们学习、工作中得奖，他会露出难得的笑容，使我感觉很幸福。父亲虽然已经去世了，但我始终感到他仍然在注视着我，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尤其在遇到困难和灾难时，更是给了我莫大的激励和鼓舞。
人这一辈子挺不容易的。你不可能永远年轻，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觉得平安就是最大的幸福。人的一生几十年，作为一个社会人必须追求自己的事业。但经历那场空难之后，我对这些反而想得少了。我和儿子王嘉鹏聊得比较多，也比较深，感觉生活真好，我觉得儿子也在一种感恩的心态下生活。我儿子经历那样大的磨难，从生命垂危到抢救过来，最终落下残疾，那时我觉得一切都垮了，甚至自己的一生的希望都破灭了，担心孩子将来是什么样，甚至考虑以什么方式立足社会。但是现在我的孩子长大了，做了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虽然仍然拄着双拐，但他不但自己立足于社会，还帮助很多正常的人，这使我心里充满了感恩。
人没有经历一些事情，就不会悟到很多东西。我也是那次空难的特殊经历，面对一个垂危生命的时候，母性所特有的东西就集中迸发出来了，知道了母亲意味着什么。过去，我觉得疼爱孩子是每个母亲都能做到的，但遇到灾难的时候，怎样去爱孩子，怎么为孩子的未来着想，却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作为一个女性，在大灾大难面前，有时也是被逼迫的，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也深深感到，人的受教育程度和知识的积累，在面对困难时的表现是不同的；当遇到灾难考验时，内心支撑的精神层面是不一样的。我在面对灾难时虽然和所有人一样，也会哭泣，也会痛苦，也会绝望，但我很快就从灾难的阴影中走出来了，这与我受教育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人一辈子的信念很重要，当温饱问题解决之后，精神层面的东西要求就多了。有追求，有信念，这是人区别于低级动物的地方。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应该热爱我们的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嘉鹏去过非洲，在电话里告诉我，那里的人民生活很贫苦，很多人肚子都吃不饱，在贫困线上挣扎，许多人对中国非常向往。我到印度去考察学习，接触过一个叫太阳的印度大学生，他认为全世界中国是最好的，最向往的不是美国和其他国家，而是中国。我非常爱我们的国家，感觉生活得很幸福，我们要充满信心，知足地去工作、生活。一个不爱自己国家的人，是不会受到别人尊重的；一个不爱家的人，是不会去爱别人的，也得不到别人的爱。同时，人活着要有理想信念。现在的年轻人，更应该有理想信念，要立志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完美的人生必定是事业与道德同在的人生。
口述：沈利萍
采访：惠卫明刘志田玲娟
整理：惠卫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