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议论都是联系老子思想说的。假如这个联系是有道理的，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也很值得探究的问题。现代意义的一些道理怎么可以被两千多年前的老子思想所解释？是聪明的老子对现代管理理论早有所悟了呢？还是现代管理大师对老子思想心有灵犀本相通呢？
九、“重为轻根”与比较管理
比较，相对，思辨
如何做好管理工作呢？要讲一点比较，讲一点相对，讲一点思辨。
关于这点，《老子》有许多著名的话给我们启示，二十六章中说：“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大意是说，厚实慎重牵制着轻浮的根底，镇静若定防范着躁动的发生。轻浮了失去根的力量，烦躁了失去成功的主心骨。这里，重与轻、静与躁都是比较而言的。
四十五章说：“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语意是，最完美的东西似缺些什么，但它的作用却不会丢失；最充实的事物像是空虚，可它的价值却不会穷尽；最正直的东西看似弯曲，最灵巧的事物好像笨拙，最有辩论才华的人却如笨嘴拙舌者讷讷不会说话。这里，老子把事物的相对性通过借喻的方式讲得令人耳目一新。
八十一章又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这段话是说，词真意切的不在于有华丽的语言，讲得十分动听的语言不见得好；有善行的不巧辩，巧辩如簧的人不善良；真正有学问的人不卖弄广博，卖弄广博者不见得有真才实学。这话告诉我们看问题要善思辨，要看本质，为人要真诚。
老子的上述语言，给我们很多关于做好管理工作的哲理启示。现在择管理中待人、处事两方面问题讨论。
待人与激励
待人。以如何调动职工积极性为例，这是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之一。
“域中有四大”，“人”这个“大”的智慧、才能、创造力激发出来了，企业纵然遇到天大困难也能克服。为此要千方百计激励职工积极性。如何激励，却有多种多样方法，如领导垂范激励；思想教育激励；信赏信罚激励；功而飨之激励等等。归纳起来大致两种：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
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是一对矛盾。如同老子所说的“重轻”、“静躁”那样状态的矛盾。
有人认为精神激励重要，因为人是有感情的，有精神欲求的，希望得到信任、荣誉、归属的满足；还认为，物质激励作用接触点是与人的躯体有关的衣食起居的满足，而精神激励的激励点是人的灵魂，给人以心灵慰藉，心灵享受，从而使职工道德升华，精神升华，从而产生发自内心的忠贞之力———忠于企业，敬业之力———热爱事业。
有人却认为物质激励较精神激励更为重要，认为物质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凭借，要是在物质方面、经济方面不能给职工以满足，衣不能很好蔽体，食不能很好果腹，职工的智慧、才能、创造力是无论如何也升腾不起来的；精神激励固然重要，但不是万能的，解决不了职工的衣食起居等实际问题，职工物质财富的创造，需要倚仗物质动因来激励。为此，要给职工以“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八十章）的满足。
其实，这两种激励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若按老子的“重为轻根”的比较观，“大成若缺”的相对观，“信言”、“美言”的本质分析，可以认为，两者都是重要的。
人不能没有精神世界的追求与满足，不然与一般动物何异？人也不能没有躯体需求的满足，不然人不能活在世上。它们都是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的。
假如硬要分出其伯仲关系来，那么，需求论者就会把物质需求的满足放在首要位置上；强调人最可贵的是气质者，则会把精神因素看重于物质满足。
笔者则认为，两种激励手段都应该用，它们是对立统一的，盲目地强调谁、偏重谁都不合适。就企业而言，倒可据不同情况，在一定时刻，有侧重地关照某一方面激励是可以的。比如一个时期对职工物质激励与满足疏忽了，那么对此就要多注意一点；反之，在过多注意物质满足的情况下，就要多讲一点精神因素，多做一点精神方面的工作。一般来说，精神的因素更为重要些。
对矛盾因素要比较地区分其主次关系，相对地认识各自的重要程度，最后做出本质判断，“音声相和”地协调好它们的关系。
处事与文化
举一则如何看待理性管理、非理性管理的关系为例子。
所谓“理性管理”，主要是指一种强调管好物质生产活动的管理，用的是泰罗管理时代那一套科学管理理论，其管理目标是管好物，提倡生产效率，追求生产低成本，采取的措施是实行定额管理，标准化作业等，强化技术因素，强调工人操作管理。
所谓“非理性管理”，是强调管好人。管好人的价值观，管好人的动机，人的行为，注重搞好企业文化建设，注重搞好人际关系，用心理学、社会学等一些理论，通过管理好人把整个企业管理工作搞好。
应该承认，非理性管理较之理性管理，其管理思想更合乎时代要求。过分强调理性管理起码有五大弊病：
它忽视了生产中人的心理因素，一味讲效率，而把人视为机器人或单纯生理意义上的人，不屑去考虑人的思想、个性品格、价值追求等问题，扼杀了员工的创造性。
它忽视了人是社会因素，把人仅仅看做是经济中的人，最终必将导致员工的心理反抗。
它过分地注重技术因素，忽视了管理中还有非技术问题，如文化因素、心理因素、教育因素等，管理不仅有科学问题，还有艺术问题，它把管理的路子引向狭窄。
它不适应市场竞争形势的需要，市场多变，竞争激烈，故以提高生产效率而建立起来的理性管理模式，对此有捉襟见肘的弊端。
这种管理模式着眼于个体管理、封闭式管理，不懂得人总是结成群体的，企业是置身于社会中的，它适应不了社会发展的需要。
由此而出现了非理性管理、人际管理学派、行为科学理论，把文化因素引进企业管理中。历史证明，非理性管理的产生和存在确有其合理性。
管理需视时而定
但是，“重为轻根，静为躁君”，上述优缺点是比较而得的，是相对而言的。庄子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庄子·齐物》）此说尽管说得太绝对了些，抹杀了真理的客观性。但是，从各自立场上说，彼有彼说的道理，此有此说的缘由，启发我们客观地评述它们各自所说的道理，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却是很有意义的。
这是对庄子这句话把彼、此作为对立的两方（或人、或事、或物）来理解其意义的。假如把这两者的彼与此，从时序上去探析，也有其哲理意义。彼时是“一是非”标准，此时又是“一是非”标准，它启发我们必须辩证地、历史地分析问题，客观地得出它应有的正确结论。
看来，判断非理性管理、理性管理的优缺点应该如老子、庄子所示的思想去考虑问题，理性管理有当时的存在意义，非理性管理则有现时提倡的价值。
损之而益，益之而损
老子说“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四十二章），即事物有时给它减去些什么，反而得到了好处；有时给它增加些什么，反而使事物更糟。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事物，益之损之要适宜，益之损之要互补。
现实生活中非理性管理固然重要，也是一种发展趋向，但认识其不足，借“理性管理”的合理部分作补充，就能起到“损之而益”的效果；理性管理确实有缺点，但是也不是说它一无可取，生产经营活动还是需要科学、制度、秩序、效率的，借用其合理成分为现实管理服务，也能起到“益之”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
十、“祸福倚伏”与灾难管理
《老子》一书揭示的种种矛盾中，“祸福倚伏”这对矛盾给人启示甚多，由此想到了企业的逆反管理问题。
祸福倚伏
“祸福倚伏”的话是《老子》五十八章中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这段话有对的方面，且很精辟，对的一面是前半句；有不对的一面，那是后半句。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精辟地揭示了事物的对立与统一。福者，《韩非子·解老》中解释道：“全寿高贵谓之福。”也可作顺利讲，《礼记·祭统》中说：“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谓之备。”祸者，《说文解字》释为：“害也，神不福也。”《辞海》释为：“灾难，灾害。”老子这句话的意思是，祸害，福祉依附在它中间；福祉，灾害隐藏在它里面。
《淮南子》有故事说：边境某地，有一匹马跑到境外，旁人同情失主，纷纷前来慰问。但失主之父不以为然说：“难道这不是福吗？”果然，没几个月，那失散的马回来了，还带来了许多境外的骏马一起回来。于是，又有邻人赶来向他祝贺马归来。但他的父亲依然表示：“难道这不是祸吗？”不久，因为家里好马多起来了，他的儿子骑马玩，一次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还摔坏了一条腿。此刻，众邻居又赶来劝慰父母要宽心。父亲依然说：“这难道不是福吗？”过了一年，少数民族入侵，年轻力壮的人都被拉去与之作战，其中十之八九战死，惟独他的儿子因骑马摔坏了腿，躲过了这一关，保住了命。
孰知其极，其无正也
“孰知其极？其无正。”这话是说，祸福变化是没有确定规则的。
这话讲得不对。事物转换总是有原因的，是在一定条件下变化的，无缘无故的福变祸或祸变福是没有的。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塞翁因为疏于防范，让马逃了出去，后来马回来了，那是因为老马识途的缘故，祸福转换是有条件的。
祸福转换绝不会突然发生，都是通过量变转化成质变的。在量变过程中必然有变的兆头，变的痕迹。兆头是可预测的，痕迹是可辨认的，怎么能说“其无正”？
企业管理的祸福倚伏问题
“祸福倚伏”，富贵与灾难共存，顺利与困境共在；福可演化为祸，祸也可演化为福，这是人类活动的普遍规律。
从企业管理来说，因为国内外环境变化，技术进步加快，市场竞争激烈，企业可能从兴盛状转变为衰落状，甚至彻底败北。同时也有一些企业会从弱小转化为强大。
这种事例不胜枚举。如：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从1908年诞生到如今，已经经历了无数个兴转化为衰，衰又转化为兴的历史。它诞生时是美国当时最大的汽车公司，这是兴盛时期；到1911年，美国经济衰退，加之当时公司总经理决策失误，公司出现了萧条景象，这是公司遭遇到的第一次危机；1916年，威廉·杜兰特再次执掌该公司大权，由于他的丰富经验，主持通用汽车公司后，使公司又从困境中走了出来，是为该公司第二次兴盛；1920年，美国经济相当不好，波及汽车工业，使通用汽车公司又陷入困境，这是该公司发生的第二次衰退；1924年阿尔弗雷德·斯隆任该公司总经理，他大胆改革，强化管理，公司又兴隆了起来，这是通用汽车公司第三次大繁荣；到20世纪60年代，由于世界范围汽车工业迅猛发展，还由于公司上下普遍产生自满情绪，通用汽车公司又遭厄境，第三次出现了衰败状；1980年，罗杰·史密斯，这位自称从《孙子兵法》那儿学到东西的人，就任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他用战略学的头脑管理企业，到1984年，使通用汽车公司在全美500家最大工业公司中占居亚军位置，仅次于埃克森石油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