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以情唤理”。在社会转型的特定语境中，各种思想价值观念的激烈撞击和矛盾抵牾必然带来人生图景的斑驳杂乱。特别是，中国现代性本身仍处于建构的历史进程之中，因此，诸多社会现象的扑朔迷离是正常的事。这反映在改革剧人物塑造的“情”、“理”关系上，就使得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呈现为一种常见常新的话题，而“完善”与“成熟”同时也就成为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呼唤和期待。在《外来妹》中，“外来妹”们各自不同的生活遭际具有丰富的象征意味，其所蕴涵的“情”、“理”关系及其审美张力可以引发我们不尽的深层思考。在作品的影像表意系统中，外面的生活很精彩，却也很无奈、很残酷。中国北方某山村赵家坳的一群姑娘到广东打工，在工厂里，笨手笨脚的“靓女”总是出差错，被“炒鱿鱼”，继而轻生，被人们救起，后终因伤残而回到了山里；秀英为钱而堕落了；玉兰与当地小食店的老板福生结了婚；回到山里结婚再也不准备外出打工的秀珍，却发现自己已不属于这里，于是，她又带出了一帮小姐妹；而聪明的小云，由于技术好，先被任命为厂长助理，后为建达厂生产主管，但由于不满人际关系的无情冷漠和唯利是图的管理模式，小云回到了赵家坳，并被乡政府任命为乡里第一家乡办玩具厂的厂长，开始了她新的生活和新的事业……
在作品的影像书写中，面对生存的无奈和磨难，外来妹们各自选择了自己的路，然而，赵家坳的姑娘们走出了大山，走向了现代，她们还将走向哪里？！进一步说来，时至今日，那些众多在中国农村和城市两地穿行的打工仔、打工妹们又将走向何方？！在这里，作为一种地域“穿行”的沉重话题，在《生存之民工》（32集，管虎等导演，关山、李晓兵编剧，2005年播出）和《民工》（20集，陈枰编剧，康洪雷导演，2005年播出）等现实题材电视剧作品中，其“情”与“理”的矛盾纠葛有更为深入的影像呈现和主题开掘。创作者站在农村、农民、农民工的立场上来看待、研究农村—农民、城市—城市人，并以农民工的切身感受来演绎一系列的情感故事，突出地展示了农民在黄土地上的原生态，以及他们从农村移居城市，成为农民工的再生态。在谢老大、王家才、陆长有、李海平、杨志刚、薛六（《生存之民工》）和鞠广大、李平、鞠双元（《民工》）等人身上，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释放出震撼人心的力量。特别是《生存之民工》，在其带有毛边的影像叙述中，打工仔们喜剧性的言行和悲剧性的处境莫名其妙地铰结在一起，生发出令人震颤的冲击力，促使人们不得不进行深入的思考。
如果说，《外来妹》等作品的影像呈现更多的是通过人物在地域性表层的“穿行”，提出了一些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并对人物性格中的情理矛盾进行了敏锐的艺术传达，那么，像《选择》、《大厂》、《坨子屯纪事》、《岁月长长路长长》等作品则通过对时代生活的近距离观照，将艺术触角深入到人物灵魂的层面，在情与理激烈矛盾的深层勘探中，对人物性格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刻画，并显示出“以情唤理”的审美现代性意义。具体说来，在这些作品的影像表意系统中，人物的心理天平总是陷于两种向度的较量之中而难以持平。其中，具象到传统“良心”与现代“金钱”的对抗上，一种人生信条是“天底下最金贵的不是钱，是良心”，而另一种世俗推崇则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或九九归一，“能赚钱就行”；抽象到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矛盾上，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中国人世世代代遵循的优良美德，凝结着中华儿女繁衍生息的生存经验，其宝贵的精神价值令人们流连眷顾；另一方面，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实践都要提倡科学理性，建设物质文明，促进工业化进程，其总体发展方向昭示着历史前进的方向。然而，面对当代语境中空前尖锐的情理矛盾，在这些作品的影像表意系统中，我们看到，尽管主人公的情感天平更多的表现为不同程度地向“恶”作无奈的妥协，但在他们/她们的心目中和精神结构里，人文价值的绿洲都得到了一份痴情的守望，自我主体的尊严始终有着执著的恪守。
在这里，艺术的辩证法庶几表明，主人公善良之心的在场或正义之情的诗意流露表明了在工具理性的重压下，俨然有一种鲜活的生命力在潜滋暗长。如果说，作品的艺术叙事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发展进程的复杂性和种种负面的情境，特别是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发展所支付的人文价值的代价，那么，主人公身上所担待的太多的情感负累，以及他们/她们悲剧性的人格分裂，无疑从另一个侧面让我们更加真实地看到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看到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任重道远，以及被僭越的人文关怀必须重新恢复人性的标高，并刻不容缓地回到人的全面、自由、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
3.情理互答
人类的全部历史是不断“人化”、不断解放、不断走向自由的历史；人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从“自然人”向“社会人”，最终迈向“审美人”的发展过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表现为内在的必然性、表现为需要。”[82]在这里，“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现”实际上就是对感性存在的人的内在规定，它的本质内涵即是“审美人”的生成。在文学艺术的审美创造活动中，作为一种审美理想，“情”与“理”反映了人性的不同向度，而文学艺术的形象呈现恰恰是人性理想状态的感性呈现。特别是，其审美体验既超越自然人的尺度，也超越社会人的尺度，是完美人性的诗意存在。正因为如此，歌德说：“人是一个整体，一个多方面的内在联系着的各种能力的统一体。艺术作品必须向人这个整体说话，必须适应人这种丰富的统一性，这种单一的杂多。”在这里，“显出特征的整体”表明，文学艺术创作要着重从客观现实和具体事物出发，追求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艺术与自然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以及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统一。[83]
综观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我们可以说，一部文学艺术作品在历史上的价值地位和其人物性格刻画上“情”与“理”的融合程度和高度，存在着成正比的关系。在学理上，情感的表现不能排斥理性，而理性的闪光要有情感的附丽。王夫之说：“诗源情，理源性”，“诗以道情，道之为言路也。诗之所至，情无不至；情之所至，诗以之至。”“亦理亦情亦趣，逶迤而下，多取象外，不失圜中。”[84]由此观之，在《大潮汐》、《情满珠江》、《和平年代》、《车间主任》、《人间正道》、《绝对权力》、《抉择》、《忠诚》等中，“情”与“理”的相生、相容使作品的人物塑造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也使作品的思想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比如，在《绝对权力》（27集，成浩、蒋绍华导演，周梅森、孙馨岳编剧，2003年播出，第21届金鹰优秀连续剧奖）中，围绕人与法、政治道德和人性良知的较量，作品对齐全盛和刘重天两位主要人物的性格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其中，“讲政治原则”是齐全盛和刘重天的立身之本，而“讲个人感情”则是使两个曾经的冤家对头最终走向精诚团结的重要因素。或者说，“同志讲原则，兄弟讲感情”是两人真诚相待，并最终战胜内外各种困难的基础。在作品的影像表意系统中，刘重天在主持办案的过程中深切地理解齐全盛的苦恼，并真诚地给予了兄弟般的情感关怀。
因为，对于齐全盛的道德与良知，他是信任的，并明白无误地向齐全盛表示：“在做人上我还是服你的，你这个人，搞阳谋，不搞阴谋。”因此，随着办案进程的不断深入，他反复叮嘱助手要把握好对齐全盛的分寸：“共产党人也是人”，要“讲人的正常情感”。而齐全盛，尽管他曾一度主张所谓的“绝对权力”，但在经历了与刘重天的坦诚交锋和心灵撞击后，他心怀坦荡地告诉被解除“双规”的妻子：“重天的党性、人格、政治道德，都是我齐全盛比不了的，都是我要学习的！”在作品的艺术叙事中，经过严峻、激烈的搏击与道德、良知的洗礼，当齐全盛和刘重天两人的双手紧握在一起时，我们不仅看到了人物性格塑造的完满，也看到人性之美的升华。
通过以上三种表现形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改革剧人物塑造的“情理激荡和人性提升”中，始终存在着时代生活、创作者和人物角色三者之间的互动。其中，创作者之“情理激荡”是艺术创作的推动力，它往往表现为思想的高度；角色之“情理激荡”是作品叙事动作的动因，其意旨表现为人性的提升和审美价值的形象呈现。而不管是创作者的思想高度，还是角色的人性提升，抑或作者与角色情理激荡的神情合一，最终都有赖于时代生活本身的解放与进步。在这种意义上，就创作者的审美观照来说，只有创作者具备看取生活的新理性眼光，树立成熟的个人立场和情感价值，并借助人性的辉光催生新的思想、真挚的情感及对时代生活的新的理解，才能使作品中的人物成为血肉丰满、信仰坚定、有实践理性的个人，并通过这一“个人”，实现审美现代性意义的历史生成。进一步说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文化语境中，如何建构和谐优美的现代人性，怎样塑造充盈着理想人性的自我人格，这是改革剧在经历了30年发展历程之后必然要面对的新的美学命题，也是中国现代性在其建构、丰富、完善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
[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113页；第4卷，第243页。
[2]转引自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3]候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01页。
[4]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428页。
[5]〔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8页。
[6]袁可嘉：《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