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铭——谀墓惯例暗含情理曲折
明清社会史上的士商互动良好曾经是困扰学术界的疑团，士大夫文集与笔记中保存了大量商人传记，这与士大夫价值观极端不符的现象中涉及了两个较为明显的问题：一是“至讳与贾人交”的士大夫为何突然转变为商人唱赞歌；二是士商间除家世背景、姻戚关系的交往外，还存在何种双方互通渠道。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一书援引明朝李维桢的事例回答了这个问题：《明史·李维桢传》“维桢为人，乐易阔达，宾客杂进。其文章，弘肆有才气，海内请求者无虚日，能屈曲以副其所望。碑版之文，照耀四裔。门下士招富人大贾，受取金钱，代为请乞，亦应之无倦，负重名垂四十年”。是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墓志铭。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中数以百计商人墓表、碑铭，大抵如此，究其原因，其《蒋次公墓表》表末有这样一段因缘“国有四民，士为上，农次之，最后者工商，而天下讳言贾。新安贾人生好援内贵人（宦官），死而行金钱谀墓者之门，以取名高。士大夫至讳与贾人交矣。汉设科取士首孝力田。新安地千里，山陵居七，田居三。一岁食仰给四方居半，夫安得田而力之？夫安得不为贾？贾矣，与氓庶何异，即有材智气节，行不能出闾闬之外，舍孝弟安之乎？贾人有孝弟者，又讳不为传，何也？”
文章曲折低昂，理由充分，但见明朝士大夫调整自身价值观念，通过撰写墓志铭的方式“谀墓取酬”。
墓志铭，亦称墓志、墓记，是将古人在世时的“立功、立德、立言”浓缩为个人历史档案，刻于石柱或石碑之上，在死者入葬时随葬以示后人，或埋于地下，或立于地表。墓志铭一般由两部分组成，前为“志”，用散文记叙死者平生；后缀以韵语为“铭”，或致悼念、或表安慰、或述褒扬，委婉抒情，精短活泼。墓志铭脱胎于碑铭刻石勒功，南朝宋人裴松之曾论及“碑铭之作，以明示后昆，自非殊功异德，无以允应兹典，大者道动光远，世所宗推；其次节行高妙，遗烈可纪。若乃亮采登庸，绩用显著，敷化所莅，惠训融远，述咏所寄，有赖镌勒。非斯族也，则几乎僭黩矣”。而东汉末年，死亡意识觉醒与上位者对孝道的宣扬，致使刻石铭碑之风弥漫社会，墓志铭自此成为死亡当下死亡纪念的重要形式。
作为死亡纪念各文体中较为成熟的一种，墓志铭作为一种实用文体有其固定格式，如明王行《墓铭举例》“凡墓志铭，书法有例。其大要十有三事焉。曰讳，曰字，曰姓氏，曰乡邑，曰族出，曰行治，曰履历，曰卒日，曰寿年，曰妻，曰子，曰葬日，曰葬地。其序如此”，但撰写墓志铭的文人却以智慧与才情在实用的基础上增添因人而异的独创性，而这独创性也是墓志铭优劣评判的根本。庾信墓志辞藻富丽，典事丰赡，但仍被钱钟书批为“情文无自，应接未遑，造语谋篇，自相蹈袭。虽按其题，各人自具姓名，而观其文，通套莫分彼此”。而如何使墓志铭脱离“通套莫分彼此”的窠臼，黄宗羲《金石要例》给出在“事”、在“情”、在“理”的诀窍。
墓志铭须在“事”上下工夫，“叙事须有风韵，不可担板。今人见此，遂以为小说家伎俩，不观晋书、南、北史列传，每写一二无关之事，使其人之精神生动，此颊上三毫也。史迁伯夷、孟子、屈贾等传，具以风韵胜”，强调借鉴史传写法，用无关宏旨的小事件烘托人物风神。唐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写柳宗元急友之难、《贞曜先生墓志铭》写孟郊因诗而穷、《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写王适谩语求婚，皆神情毕肖，宛如传奇。
墓志铭须在“情”上下工夫，“文以理为主，然而情不至，则亦理之郛廓耳。庐陵之志，交友无不呜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凄怆。古今自有一种文章，不可磨灭，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而世不乏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顾其中无可以移人之情者，所谓刳然无物者也”，强调用至真至性之情替代动辄说教的冷静客观。全祖望《杭州海防草塘通判辛浦鲍君墓志铭》打破固定格式为情感让路，开篇即引述亡友生前绝笔信，用“以泪濡墨”“不禁失声哭连日”的悲恸感动世人。
墓志铭须在“理”上下工夫，“所谓文者，未有不写其心之所明者也，心苟未明，劬劳憔悴于章句之间，不过枝叶耳，无所附之而生。故古今来，不必文人始有至文，凡九流百家，以其所明者，沛然随地涌出，便是至文”，强调将某一道理了然于胸，发而为文即为至文。王阳明《徐昌国墓志》大篇幅的哲思对话仿佛明儒学案；王夫之《自题墓石》小篇幅的自叙其志，用“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凸显“命”“力”之理，性命所系，不容后人点窜。
撰写墓志铭的目的即是流芳百世、为后人瞻仰，若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则有失初衷，唯有在“事”“情”“理”三方面下工夫，方可与众不同，脱颖而出，而贵胄富贾酬托文人目的亦在于此，借文人之笔润色，也依附文人文集以传后世。鉴于此，墓志铭有根深蒂固的誉美功能，同时也具备与生俱来的“谀墓”缺憾，《洛阳伽蓝记·城东》曾载隐士赵逸之言“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诚然，中国古代有“为尊者讳”“为死者讳”的传统，而死亡文学本身也要求誉美隐恶，但墓志铭的问题已并非仅仅隐恶，更在于言过其实的誉美，将“中庸之人”赞至德比天地的地步，生死间差异巨大，往往失去墓志铭的创作宗旨。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好为墓志，然其《范文正公神道碑》《尹师鲁墓志》《杜祁公墓志》等多为墓主子孙所嫌，弟子曾巩则在其《寄欧阳舍人书》中为其辩护“夫铭志之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欧阳修本人也有其创作原则，其在《与杜欣书》中提及“修文字简短，止记大节，其于久远，恐难满孝子意，但自报知己，尽心于记录耳……然能有意于传久，则须记大而略小，此可与通识之士语，足下必深晓此”。也正因深谙此道，苏轼本人鲜少作行状、墓志，据王明清《挥麈后录》记载“东坡先生平生为人碑志绝少，盖不妄语可故也”。
然而真正的墓志高手，因循创作惯例，有“谀墓”之嫌，却也在“谀墓”过程中暗含其自身的道德评判：
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奭，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
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徵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籍，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遵，涿人，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
铭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柳子厚墓志铭》，沈德潜评：“噫郁苍凉，墓志中千秋绝唱！”作者韩愈，中国古代“谀墓”大家，其与柳宗元同为中唐时期著名文学家、思想界和政治家，二人友情笃厚，文学相酬，然而在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上却稍有龃龉。且看“谀墓”韩愈如何在死亡文学誉美隐恶的框架下兼顾与柳宗元的政治矛盾与真挚友情：志文分六节，遵循墓志铭的固定体例，首节介绍柳宗元家世，通过着重突出先人德操衬托柳刚直风骨；次节高度评价其才学，篇章多集中在其年少成名及成名后声誉，与后文失意遭贬对比鲜明；三节略述遭贬、详述贬官居闲期间刻苦为文、砥砺民生种种作为；四节着重笔墨在以自贬远地换友刘禹锡就近尽孝，通过急友之难一事见其风骨与忠义；五节是主旨，也是韩愈在“谀墓”惯例中所表达的道德批判；六节回归墓志铭传统体例，并通过裴行立、卢遵二人妥办后事与墓主风慨相映。
整个墓志在固有体例中填充着真实的骨肉内容，因为墓志的体裁原因，因为墓主与韩愈的关系原因，后人有理由认为一向以“谀墓”著称的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仍会将“谀墓”发挥至极，然而死亡纪念的奥妙与伟大即在于此，韩愈在“谀墓”的框架里增添了自己的态度：尽管二人在文学上同举古文运动大旗，但在政治层面上韩愈对柳宗元始终存在无可化解的成见，这种成见并未因墓志铭誉美隐恶的特征而掩盖，韩愈对柳宗元政治失意的原因用简短的六个字进行概括，即“遇用事者得罪”，即将其政治失误从当时世人所认为的道德卑下扭转为政治立场有所偏差，而这种偏差与五节中“不自贵重顾籍”“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相结合，强调其问题不在于道德涵养卑下、政治能力不足，而在于站错了队、交错了朋友。
墓志铭读到此处，不禁慨叹韩愈为友人作墓志的用心良苦：柳宗元临终前托孤、托文集给刘禹锡，刘禹锡托韩愈为柳宗元撰写墓志铭。对亦敌亦友的柳宗元，“谀墓”韩愈完全可以按他其余七十余篇墓志般千篇一律、避重就轻、誉美隐恶，但他没有这样做，没有为柳宗元“隐恶”，反而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态度；但他也试图将这“显恶”的杀伤力降到最低。事实上，从政治上的敌对立场来看，韩愈完全可以随世人人云亦云地将柳宗元的政治问题简单归结为道德问题，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充满同情地用“政治立场”为柳宗元开解，强调柳宗元所犯的政治错误并非道德错误；强调柳宗元虽犯政治错误但仍可以改正，只是他自己尚未意料到“亦自不斥”；强调柳宗元虽犯政治错误但若有人能为他稍加辩解、稍加提携仍可以挽回，只是他交友不慎未“有人力能举之”；强调柳宗元虽犯政治错误而鲜少政治成就，但这一时政治成就的低迷与万世文学成就的传播相比，“孰得孰失”，显而易见。其思想精微深缈，其笔法老到深练，其待友真诚无伪，一篇墓志一览无余，而得知音良友如此，墓主柳宗元九泉之下也当含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