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自由现金流指标
关于自由现金流量的计算，学者王满四（2006） [2]等都利用如下公式：自由现金流量=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资本性支出。但其中忽略了净营运资本的变化，误差较大。因而本文采用斯蒂芬A·罗斯等著《公司理财》[93]里对自由现金流的计算，公式为：自由现金流=经营现金流量-净资本性支出-净营运资本的变动。
4）代理成本
关于代理成本计量的研究，Rajan and Zingales（1995） [94]用权益市帐比来度量代理成本。Ang等（1998） [95]认为可以采用经营费用率（包括管理费用率、营业费用率和财务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来计量代理成本。吕长江等（2002） [95]采用管理费用率、营业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来计量代理成本。而与代理成本联系最为紧密的又是管理费用率与总资产周转率这两个指标，而它们综合的结果就是资产管理费用率；而且高管人员的报酬和在职消费等都没有单独列出，而统一列入管理费用，因此本文采用管理费用率计量代理成本。
5）控制变量
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公司管理层更容易缔造管理帝国，增加在职消费和自由现金流量；公司处于不同的成长阶段，公司的财务政策也会变化，因而公司的自由现金流和管理费用也会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公司绩效。所以，在此引入公司规模和成长性两个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求得，总资产以元为单位。成长性G（GROWTH）用利润率的增长率计算。
③ 实证模型的设计
本文采用曲线估计法确定回归方程，备选的模型有线性模型和二次模型。因此本文分别用线性和二次方模型进行回归，对银行债权的治理效应分别用方程3.1、3.2进行拟合，对银行的短期和长期贷款治理效应用3.3、3.4方程进行拟合。
可以是绩效ROA、自由现金流FCF，代理成本Cost；是银行贷款类指标。
④ 样本和数据处理
1）样本选取
本文所选指标的数据均来源于CSMAR国安数据库。样本选择原则：剔除金融企业，只选择非金融企业。本文以2001年至2004年沪、深上市公司作为数据窗口，选取了能够正确计算各项指标的公司共4816个混合数据。在控制相关变量下，主要研究银行贷款指标与绩效、自由现金流、代理成本等的关系。使用的统计软件为EVIEWS 5.0版[96]。
2）描述性统计
表3.6为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3.6可见，公司的银行贷款/资产比率平均值大约为28%，而短期借款比例约为22%，长期借款所占的比例仅为5.6%左右，说明公司的银行债务主要是短期债务；而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最高达的900%以上，最低的为0，说明各公司融资政策差异较大。公司的成长性变化也很大，均值为-2.05，最大的285.94，最小的为-1890.30。公司管理费用率平均为6.4%，最大在600%以上，自由现金流量平均为1%，最大值达到2000%，而资产收益率平均值只有-1.5%。可见，银行贷款在上市公司融资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公司的重要融资来源，而公司经营成本高，效益并不乐观，成长性较差。
⑤ 实证结果与分析
1）银行债权的综合治理效应
以size、growth作为控制变量，通过ROA、FCF、COST对银行债权指标D0线性回归发现，ROA、FCF与D0显著负相关，COST与D0显著正相关。通过ROA、FCF、COST对银行债权指标D0二次曲线回归发现（表3.8），曲线回归比线性回归的R2高，而二次项系数也是显著的，F值也是显著的，因此曲线比直线更能准确地描述函数关系。结果表明，ROA、FCF、与COST与D0的曲线关系都呈倒U型或抛物线型：ROA与D0处于抛物线的下降区间，即ROA与D0负相关；而FCF、COST与D0的曲线关系表明，其曲顶点D0分别为0.52 （=0.1256/（2*0.1219）），13.61（=0.3458/（2*0.0127）），我国上市公司D0平均值为0.28，在曲线顶点的左方，因而F、COST与D0的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控制变量SIZE与ROA显著正相关，与FCF、COST显著负相关，说明公司存在规模经济，公司规模大的运行效率相对较高些。而成长性指标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公司本身成长性差所致。
2）不同期限的银行债权治理效应
考虑到不同期限的银行债权对公司的约束不同，把银行债权分成短期D1和长期D2两部分，分别考查它们对ROA、FCF、COST的效应。表3.9的线性回归表明，ROA、FCF与D1显著负相关，COST与D0显著正相关；D2与F显著负相关外，与ROA和COST的关系都不显著。表4.0的二次曲线回归结果也表明，比直线更能准确地描述函数关系。结果显示，ROA、FCF、与COST与D1的曲线关系都呈倒U型或抛物线型：ROA与D1处于抛物线的下降区间，即ROA与D0负相关；而FCF、COST与D1的曲线关系，其曲顶点D1分别为1.12（=0.2056/（2*0.0920）），11.37（=0.4299/（2*0.0189）），我国上市公司D1平均值为0.22，可见FCF、COST与D1的曲线关系处于上升阶段，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ROA与D2的一次方和二次方相关系数分别在5%和10%显著水平下显著，图形是倒“U”型，FCF、与COST与D2的图形也是倒“U”型，其中D2与FCF在1%水平显著负相关，但二次方系数都不显著。这说明长期贷款对减少公司的自由现金量确实发挥了作用，但由于D2本身的量太少，因而整体绩效效应为负，这也可能是我国债权的治理效应弱化的一个原因。日本、德国等通过长期贷款，对公司施加影响，参与公司治理，而我国上市公司的银行长期贷款少，自然银行对之影响较弱。D1和D0的效应相似，可以认为D0的效应主要是D1的贡献，D2的效应很微弱。
3）控制变量的回归效果
从控制变量回归系数看，公司规模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与代理成本显著负相关，这与预期是一致的；但与自由现金流的关系不显著，说明公司规模扩大，并不一定能限制管理层进行无效投资。公司成长性与所有治理效应变量的关系均不显著，这可能与我国公司成长性差有关。
4）结果讨论
上述结果表明，我国公司的银行负债主要由短期贷款构成，银行贷款与ROA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研究假设H1不一致，与自由现金流FCF、代理成本COST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理论假设H2、H3不符合，或者说正好相反。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银行贷款与ROA显著负相关，主要原因是大部分上市公司是通过国有企业转制而来，债权债务虚拟性、银行对之软约束问题依然存在，因而业绩较差的公司，现金流经常可能不足，就需要银行贷款“输血”，而业绩良好的公司，其现金流相对充足，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弱些，这与信号显示理论中，业绩良好公司常举债不同。银行贷款的治理机制，自由现金流和代理成本两条途径都未能发挥正效应，因而导致银行贷款的综合治理为负。
其次，银行贷款与自由现金流FCF显著正相关，主要是因为破产退出机制与相机控制缺失。《破产法》等法律制度不健全，上市公司破产缺乏健全的法律依据，于是管理层为了自己的私利，利用大量自由现金流来炒作一些效率低下的项目。特别是随着银行贷款数量的上升，银行对公司的软约束特征愈明显，因为前期投资的沉淀成本太大，银行不得不通过新的投资，挽回以前的亏损，银行就迫不得已对公司保留大量自由现金流的做法妥协，出现银行贷款与自由现金流的正相关关系。
再次，银行贷款与代理成本COST显著正相关，主要源于主办银行制度下银行监督功能失效。我国从1996开始建立主办银行制度的试点工作，通过签订协议的形式在银行和企业之间建立相对稳定的信用关系和合作关系。然而实践中只注重主办银行对企业的金融服务，忽视银行对企业监控机制的建立，在治理结构中没有银行监事、银行董事。因而银行与企业在所谓的主办银行制度下形成新型的预算软约束问题，银行无力控制公司内部人机会主义行为，公司内部人为了减少股东的干涉，会增加对银行贷款的需求，形成银行贷款增加的同时，代理成本也上升的局面。
⑥ 研究结论
本研究主要结论是，我国银行债权对上市公司的治理力度很弱。我们发现，1）银行贷款无论期限长短，治理总体效应都为负，体现为对公司绩效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在治理机制的途径上，无论是短期贷款还是长期贷款，与公司管理成本费用率之间都是正相关关系，长期贷款与自由现金流量之间显著负相关，说明银行的长期债权能发挥一定的监督作用，但于长期贷款占比少，银行债权不能有效约束经理人。3）公司规模与公司绩效、自由现金流和管理成本费用率之间有显著的合理相关性。
3.6 本章小结
本章对散见于各种文献的银行债权监督治理机制进行了较全面地归纳和总结，形成了银行债权监督的理论体系。从银企的双边关系看，银行债权监督的机制主要包括监督的动力机制、监督的利益协调机制，债权结构治理机制，以及财务治理机制等四种机制。银行债权监督首先要解决的是银行监督的动力，即监督的供给问题，银行债权具有监督的规模优势、信息优势、收益性和灵活性优势等，相对其他形式的监督如市场监督、大股东监督、小债权人监督等，其监督优势和动力都很强。而对监督的需求方企业而言，银行债权监督会给其他相关利益主体带来利益和冲突，企业对银行债权监督的需求是对利益冲突的协调及权衡的结果。关于银行监督的能力或者说具体监督方式和途径，主要包括银行的债权结构治理机制和银行监督的财务治理机制。银行债权结构是一种重要的治理机制，通过债权的期限结构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和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债权集中度加强对企业的约束作用。银行监督最终的治理效应是通过影响企业的财务活动，影响企业的财务决策、激励和约束，促进企业改善绩效，这就是银行监督的财务治理机制。
对我国银行债权监督的治理效应进行实证研究表明，我国银行债权对上市公司的治理力度很弱。本文将银行债权从公司总债权中分离出来，专门研究其治理效应，从债务的期限结构角度研究银行债权对公司的治理效应，将银行债权细分为短期和长期债权，分别研究其治理效应。针对为数众多的债权人客观存在“搭便车”的问题，突出了银行大债权人的作用，弥补了以前研究只注重总债权而忽视银行债权治理作用的缺陷。同时，改进了自由现金流的计量。国内现有文献都未考虑营运资本的变动，这会影响结果准确性，本文利用自由现金流量的定义对之作了改进，对自由现金流进行全面的计量，把运营资本的变动考虑进来，从而使其计量更完整。我们发现：①银行贷款无论期限长短，治理总体效应都为负，体现为对公司绩效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②在治理机制途径上，无论是短期贷款还是长期贷款，与公司管理成本费用率之间都是正相关关系，长期贷款与自由现金流量之间显著负相关，说明银行的长期债权能发挥一定的监督作用，但由于长期贷款占比少，银行债权不能有效约束经理人。③公司规模与公司绩效、自由现金流和管理成本费用率之间有显著的合理相关性。结果表明，我国银行债权监督的治理力度很弱。
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我国银行债权监督对上市企业公司治理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治理作用有限甚至很弱。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法律对债权人保护力度不够。如《破产法》没有让银行获得企业破产后的控制权，《公司法》没有大债权人派董事的规定等，贷款软约束问题不可避免。因此，加强银行债权的监督作用必须得到法律的支持。
4 银行持股的治理机制
上一章已经研究了银行作为大债权人的监督机制，在此讨论银行作为大股东的治理机制。银行持股的治理机制，就是银行通过持有公司的股票，作为股东通过公司章程、作为大股东进入董事会等实现对上市公司的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