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康熙子嗣众多，在他晚年还因皇位归属闹出了“九王夺嫡”的家丑。其中四子雍正，老成持重，很能为康熙分忧。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在他还是贝勒时，康熙便将明代内官监的官房改造为府邸，赐予胤禛为贝勒府。康熙四十八年，胤禛晋升为和硕雍亲王，“禛贝勒府”也随即升级为“雍亲王府”。为此，雍亲王预支三年俸禄修建此地，使王府的规模建制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在大量王府中却并不出众。两年后，王府又迎来一件喜事，在雍亲王府东花园的如意室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并在25年后登上皇位，便是赫赫有名的乾隆帝。虽然此时在场众人茫然无知，但这里已注定成为不可多见的两朝“龙潜福地”。康熙六十一年，雍亲王经过一番厮杀，从众皇子中脱颖而出，成功夺得皇位，变为众所周知的雍正帝，而雍亲王府也“府随主荣”，一半跃升为行宫，一半被雍正赐给喇嘛成为黄教上院，开启了雍和宫与藏传佛教的渊源。后来因行宫失火，黄教上院又改为行宫，才正式得名“雍和宫”。因为国库的空虚和雍正的节俭，雍正帝并未对这里进行大规模改建，只是在日常维护之外对东花园进行了彻底修缮。雍和宫最大的改观出现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驾崩圆明园，为迎接雍正的灵柩，雍和宫的主要建筑全部改覆黄瓦。同年9月，乾隆皇帝将父亲的梓宫安置在他当年的寝宫（今永佑殿）。次年，将灵柩安葬在西陵后，永佑殿常年供奉雍正影像，成为“影堂”。乾隆九年（1744年），雍和宫正式改为喇嘛庙，所有殿宇粉饰一新并举行了盛大的开光仪式，成为清政府管理全国藏传佛教事物的中心。在这里，收藏的一只“金本巴瓶”便是乾隆实行“活佛转世，金瓶掣签”的最好见证。可以说，雍和宫变身藏传巨庙在加强清政府对蒙藏的控制和维护清朝统一的事业上功不可没。鉴于这些重要性，清朝前期，雍和宫的维修经费一直比较充足，庙内和四周环境维护得比较好。但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因各类赔款在财政上逐渐捉襟见肘，各类开支被压缩，雍和宫的维修经费也不得不缩减。之后又经历了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洗劫，到清末时已经破败不堪。
进入民国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都曾提出维修雍和宫的计划。1915年，内务部土木工程处还对雍和宫进行了全面勘测，制定了维修计划并报内务部批准。然而因战乱和经费等原因，两次维修计划都没有付诸实施。此时的雍和宫成为众多游人的游览场所，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还能自由出入雍和宫，其南侧的广场也不时因庙会而聚集大量民众商贩，异常热闹。为了方便游人，北平市政府对雍和宫周边道路进行了一些修葺。然而，到新中国成立前，雍和宫内的主体建筑已经是残破不堪、满目荒凉。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雍和宫的修缮。1952年5月，周恩来亲自视察雍和宫，认真参观了每一座殿堂，并与陪同参观的德木奇（僧职，即管家）进行交谈。在御碑亭中周恩来还特别认真地阅读了乾隆御文《喇嘛说》。阅后总理对德木奇说：“乾隆皇帝的文章写得很好，对于喇嘛教很有研究，他很聪明。”离开时，周恩来指示道：“雍和宫建筑相当规格，布局完整，气魄很大，佛像造型也很美观，喇嘛们一定要特别保护好雍和宫。最近国家也考虑要拨款重修雍和宫。”之后不久，国家财政便拨款4亿元（旧币），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了修缮。两年后，包括天王殿、雍和宫、永佑殿、法轮殿和万福阁在内的中路五进大殿被修葺一新，雕梁画栋，金装素裹，重现往日的庄严与华美。1954年，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为了慰问从西藏远道而来的活佛，4、5月间，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先后来到雍和宫视察，进一步指示要管理好、保护好雍和宫。之后不久，雍和宫被中央人民政府定为西藏活佛在京进行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
大门也随之关闭谢绝参观，只有重要外宾到来时，北门才偶尔为之一开。1961年，雍和宫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人民政府再次拨巨款对雍和宫进行全面修整，从此佛殿重辉，僧人复还，并在1981年正式对香客与游人开放。时至今日，雍和宫殿宇威严，五百罗汉山、檀木大佛和金丝楠木佛龛“三绝”并立，春夏秋冬四时香漫，八方信徒虔诚。而雍和宫百年来所肩负的宗教民族团结使命，也如院内的苍松翠柏，万年长青。
三、名人故居受保护——北京鲁迅博物馆
古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始终是紧密相关的，一般来说，古代苑囿常作为公园开放给游人，寺庙由僧人管理以延续香火，除此之外，建立博物馆也是对古建筑和文物进行保护和展示的一种重要手段，如紫禁城改造为故宫博物院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案例。然而作为近代文物保护、教育展示的载体，博物馆自诞生初发展就比较缓慢，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只有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北京铁道管理学院博物馆及辅仁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等少数几座公立或私立博物馆。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非常重视文化事业的复兴，为配合全民教育的开展，现代博物馆相继在北京成立。其中，1956年开放的鲁迅博物馆作为建国后诞生的几座博物馆之一，彰显了新中国对文化教育和博物馆事业的重视，也是名人故居得到整体保护的一个成功案例。
北京鲁迅博物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宫门口二条19号，馆内的鲁迅故居，是鲁迅1924-926年在北京的住所。这是一处青瓦灰墙的两进小四合院，根据买房时的《转移报告表》，院子“东至吴姓，西至连姓，南至官街，北至张姓”。连姓便是当年的房主。刚买下时，前院只有南房、北房各3间，东侧小房1间，经鲁迅亲自设计并翻建后，在一进院各加东西厢房2间。由于地方有限，西厢房比较窄，成了厨房。正房左右两间分别是鲁迅母亲和夫人朱安的居室，中间一间向北接出一间房，为鲁迅的居室，俗称“老虎尾巴”。房间总面积不足10平方米，鲁迅看书累了，就在这里休息。南房是鲁迅的书房和会客室。正房与西厢房之间的小门通往二进院，院中间有一口水井，还有鲁迅亲自种下的丁香、碧桃和刺玫。正是在这样恬淡的小院中，鲁迅才能忘记世事喧嚣，写下《朝花夕拾》中伤感而温馨的文章。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前往厦门任教，留下母亲和原配朱安继续在这里居住。鲁老太太嫌居室狭窄，将北墙向外推，与“灰棚”平齐，使一座品字形的北房变成北斗形。直到1986年，才将北墙缩回，恢复了原貌。
1943年，鲁迅的母亲鲁瑞去世，小院由朱安打理。1946年，许广平来北京整理鲁迅藏书时，大门油漆已有不少剥落，顶棚也支离破碎。次年朱安病故，小院无人照管。为使鲁迅的手稿、藏书不致受损，鲁迅的生前好友王治秋等人通过北平地方法院以“查封”的方式，使它完整保存下来。直到1949年1月北平解放，对鲁迅故居的接管和保护才正式开始。首先派专人看守故居，其次由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的王治秋等主持恢复故居原貌的工作，并邀请许广平审查复原、修缮工作。在她的详细介绍下，依照鲁迅生前居住的情况对房屋进行了布置。1949年10月19日，也就是鲁迅逝世13年纪念日，故居开放一天，供社会各界观众参观、瞻仰。
1950年，许广平将鲁迅故居及故居内的文物全部捐给政府，计图书5195册又274件，金石拓本4030张，家具等物393件和地产5分6厘、瓦房7间、灰顶屋7间、树木9株。随后文物局又从上海鲁迅故居将41箱鲁迅藏书运往北京，计2691种。次年对故居进行测绘与修缮，在鲁迅逝世14年纪念日时再次开放。1951年，郭沫若为故居题词，至今，题词仍镶嵌在大门右侧墙壁上清晰可见，只是门牌仅能依稀辨认了。
1954年，文化部决定在鲁迅故居东侧筹建鲁迅博物馆。就在次年5月，据当年看守故居的老人回忆，周恩来曾亲自来到故居视察，饶有兴味地参观了故居和室内陈设后，意味深长地评价：故居虽小，“价值可不小哩！”同年12月，博物馆开始施工，同时紧张进行陈列方案的设计工作。1956年新馆建成，许广平再次捐赠鲁迅书信402封，文稿31种，以鲁迅生平为序，制作展品，并于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日时正式对外开放。此时，距中国第一所近代博物馆——南通博物院的创办已有50多年。时至今日，鲁迅故居仍旧静静地接待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就像小院中的丁香，沐浴了数十年的风雨，却益发枝繁叶茂，荫蔽着一方天空，延续着旧时的记忆，点缀了北京博物馆事业的春天。
四、百年城堡得保全——北海团城
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是一个笼罩着尘土的“工厂”，处处遍布着建筑工人挥汗如雨的忙碌背影。同时，北京也是一个弥漫着“硝烟”的“战场”，上演着古建筑保留与否的“厮杀”。在这场战役中，许多建筑倒在尘土中，退出了历史舞台；也有建筑在多方的努力下得以留存。团城就是为数不多的幸运者，而其中的艰辛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段史话。
位于北海与中海之间的团城，北接永安桥直通北海公园琼岛。在它的南侧，现有文津街，上下四条车道，每日供大量车辆穿行于北海和中海的两岸，一派繁忙的景象。然而将时钟向前调八百多年，这里却是荒草平湖的另一片苍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