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争形态的内在联系
由于看问题的角度的不同，人们对于战争的看法也是不同的，一种看法是：战争具有绝对的形态；另一种看法是：战争或多或少地具有不同于绝对形态的现实形态。这样就产生了对战争结果的看法有两种。
战争的绝对形态，其组成部分都是由各个必然的原因而引起的，而这些必然的原因，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交织的，不存在任何没有联系的或者说是中性（如果可以用这个词的话）的空隙。
战争的绝对形态，由于组成战争的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由于战争的组成部分具有系统的相继发生的各种要素的内在联系，由于每次胜利都有达成自己战争目的的最高点（超过这个最高点就进入了损失和失败的范围，也就是盛极而衰），也就是说，由于战争具有以上这些自然的内在联系，由此产生的推论，就是战争只能有一个最后的结果。在取得这个最后的结果以前，一切都是不明确的，也都是不确定的，作战的双方都没有获得任何东西，也没有失去任何东西。
在这里必须明确：一切都取决于最后的结果。根据这个观点，战争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的每个组成部分（每个结果）必须和整体联系起来才能有价值。
在军事历史长河里，有代表意义的是1812年拿破仑占领了莫斯科和半个俄国，这种占领，只有当它能促成拿破仑希望得到的和约时，对他来说才是有价值的。
而这种占领只是构成他的战局计划的一个部分，这个计划还缺少另一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粉碎俄国的军队。如果他在这场战役中，取得其他成果的同时，再实现了战役的另一个部分，那么要达到最终媾和的目的就非常容易了。可是由于拿破仑在战役开始的谋划阶段忽略了这个部分，以致在战争的后期想要实现这个部分就不可能了，从整个战役中，我们可以看出，整个第一部分的占领不但对他没有好处，反而对他产生了危害。
这种认为战争中的各个结果之间有必然联系的看法是一个方面，与这种看法相对应的另一种看法，也就是认为战争是由相互独立的各个结果构成的，而这些结果之间的关系就像是赌博里的各自独立的“局”一样，前面几局的输赢对后面的输赢并没有影响，也可以理解为，这种看法也可以说是主要的结果，就是这些小的结果的总和，这样一来，我们还可以看作是把每个单个的结果像筹码一样堆积起来。
就像是第一种看法从事物的本质上来说是正确的一样，第二种看法从历史上来说也是正确的。在军事史上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得到一些微小的利益的情况是很多见的。战争的组成要素越缓和，这种“不劳而获”的情况就越多。就像第一种看法在战争中完全符合的特例是很少见的一样，第二种看法在没有第一种看法补充的情况下，就能在战争中到处都适用的情况也是非常少见的。
在这里如果我们坚持前面的第一种看法，那么就必须承认，每一次的战争从一开始就必须是一个整体，只能有一个最终的结果。统帅所做的第一个决定，所向前进的第一步，都必须明确，这些行动只有一个目标，这些行动都是为了实现这个最终目标而服务的。
如果我们同意第二种看法，那么我们就会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为了每一个次要的利益本身尽最大努力来追求这种利益，而其他一切问题留在以后解决。
这两种看法，任何一种都不是完全不适用的，因此，理论对这两种看法都必须加以考虑。但是，理论在运用它们时，又应该区别对待：第一种看法是基本观点，应该以它为基础；第二种看法只是第一种看法在具体情况下的一种补充和修正。
腓特烈大帝在1742年、1744年、1757年和1758年从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向奥地利发起新的进攻时，他就已经明确地知道，这些进攻不可能像进攻西里西亚和萨克森那样达到长期占领的目的。当时他发动的这些战争，目的并不是想通过这些战争打垮奥地利，而是想要达到一个次要的目标，那就是赢得时间和积蓄力量。这主要是因为他追求的这个次要的目标是没有国家存亡危险的。
可是，普鲁士在1806年、奥地利在1805年和1809年发动战争的目标虽然在最初立得的非常小，只是想把法国人打过莱茵河，但是，如果它们没有考虑到从迈出第一步直到媾和的这段时间内，在战争出现胜利或者是失败的情况下，可能发生的各种事件，它们就不可能顺利地完成战争开始确定的目标。不管是要确定在不冒险的情况下就能够取得多大的胜利，还是要确定怎么样，或者在什么地方有可能阻止敌人获得胜利，考虑这些事件对获取战争的胜利是非常必要的。
仔细研究战争史，我们就能看出这两种情况的不同之处。在十八世纪的西里西亚战争时期，战争还只是政府的事情，人民参加战争只是充当了一种没有思想的工具。而在十九世纪的初期，作战双方的人民已经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了。同腓特烈大帝相对峙的那些统帅，都是一些遵循命令行动，而没有自己思想的人，正因为如此，小心谨慎就成为他们主要的特征，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敌人，却被认为是战神本身。
应该说这些不同的情况能够引起不同的考虑。1805年、1806年和1809年的情况，使我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极端的不幸上，认为极端的不幸有可能甚至非常有可能发生。正因为这些因素，使他们制订的行动和计划，完全不是以占领几个要塞和小面积的地区为目标。虽然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强国在战争的准备时期就已经感觉到政治氛围的不同，可是它们没有采取与这个情况相对应的行动和计划，事实上，他们也做不到这点，因为它们身处历史中，他们并不能清楚地认识到事情的本身。正因为1805年、1806年和1809年的战局以及以后战局的发展，才能够使我们清楚地得出具有破坏力的现代的绝对战争的概念。
因此，理论要求：在每次战争中，首先必须根据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概然性来了解战争的特点和主要形态。如果根据这种概然性，战争的特点越接近于绝对战争，战争的轮廓包括交战国的群众越多和把他们卷入旋涡越深，那么战争的每次事件之间就越有联系，就越需要在进行第一步行动之前要为走好最后一步做好打算。
二、关于战争目的和使用力量大小的关系
在战争中我们需要给予敌人的压力多大，是由我方和敌方政治要求的大小来决定的。在科林会战中如果腓特烈大帝取得了胜利，并在布拉格消灭了奥地利的主力，而且它的两个统帅被俘虏了，这将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也许能促使他考虑向维也纳推进，从而迫使奥地利不得不媾和。这是科林会战赢得胜利后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同上面论述并不矛盾，因为上述论断只涉及腓特烈大帝原来的进攻目的，而包围和消灭敌人的主力是计划以外的事情，这是腓特烈大帝没有考虑到的，至少，在布拉格一带奥军笨拙的配置使这一情况有可能出现以前，他并没有考虑到。
如果双方都已经明确地知道了对方政治要求的大小和目的，那么交战双方所使用力量的大小就应该也是相同的。可是，在交战的过程中，交战双方在战争中使用的手段往往是不相同的，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第一，交战双方的政治要求的大小并不是特别的明显；第二，交战双方所处的地理位置的不同和内部情况的不同；第三，交战双方的执政政府的意志力、特点和能力的不同所引发的各种不同的客观因素。
由于以上三个方面因素的不确定性，使我们不能明确地估算出我们在战争中遇到的抵抗有多强大，因此，我们也不能明确地决定，在战争中我方所使用的手段和提出具体的目标。
由于在战争中不能足够地使用己方的力量，不但可能达不成任何目标，反而可能因力量的不足而遭到严重的损失。因此，在战争中双方都会努力地在这方面战胜对方，于是就产生了一种相互的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就是使人们在力量的使用方面越来越趋向极端（如果这个极端是可以确定的话）。这样一来，就会不考虑政治要求的大小，手段就会与目的失去一切联系。在一般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这个目的，是因为自己方面的内在关系上的牵制往往不能实现。于是，参与战争的人们就又回到了折中的中间路线上来，由此产生这样一种后果，就是在行动的时候都会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那就是为了实现政治目的而使用所必要的力量，而不是最大的力量，并确定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所必要的目标，而不是最大化的目标。为了遵循这样的原则，战争的决策者就必然放弃一切取得成果的绝对必然性，而不去考虑那些不确定的可能性。
在这里智力活动脱离了严密的科学领域，就等于离开了逻辑学和数学的范围，从而变为艺术（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也就是说变成了一种可以经过快速的判断从许多事物和关系中，找出最主要的和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来的能力。这种快速的判断，明摆着就是或多或少不自觉地对多种因素和关系进行比较，这种比较比进行严谨的推论能较快速地扔开那些关系不特别密切和不太重要的东西，能够较快速地得出关系最密切和最重要的东西。
因此，我们为了确定进行一场战争所要使用多少手段，必须考虑敌我双方的政治目的；就必须考虑敌我两国政府的自身力量和关系，也必须考虑敌国政府、人民的特点、他们的能力，以及我们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情况；还必须考虑其他相关国家的政治结合关系和战争对他们产生的各种影响。由此可以看出，思考和比较这些烦琐地掺杂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事物是一道非常困难的难题，只有在这个领域里被称为天才的人，才能有真正的眼力，在其中快速找出正确的答案。这些仅靠简单的研究是不可能掌握其真正实质的，也不可能得出正确有效的结论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定进行一场战争所要使用的少手段，就像军事天才拿破仑说：这是一道连牛顿那样的人也会被吓退的代数难题。
由于上述的种种关系非常复杂和广泛，而且没有可以依赖的正确可靠的尺度，因此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可能增加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但是能增加解决这一难题的荣誉性。危险和责任感对一般人来说，不但不能让他们精神的自由和活动得到加强，反而会有所下降，但是对于其他一些人来说，却可以让他们的判断更加迅速，更加准确。毫无疑问，我们说的这些人都是不可多得的伟大人物。
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只有根据对这些关系的宏观上的观察（其中包含了当时的具体的特点），才能判断出即将发生的战争所确定的目标和使用的必要手段。我们还必须承认，这些判断和以往的在军事行动中的所有判断一样，都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君主、政治家和统帅的智力特点和感情特点（无论这些特点是不是其中某一个人身上所具有特点的集合）都可能对此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我们观察这个时代和环境所形成的各个国家的总体情况时，问题就具有了普遍性质，就可以推广开来，进行抽象的研究。现在我们有必要简单地看一看历史。半开化的鞑靼人、古代的共和国、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和商业城市、十八世纪的国王以及十九世纪的君主和人民，他们都有各不相同的战争方式，他们所使用的手段各不相同，所以，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也各不相同。
鞑靼部族由于是游牧民族，所以他们必须经常性地寻找新的适合他们生活的住地。在寻找的过程中，他们是携妻儿老小整个族群都全部出征，因此，在人数上是任何军队都无法比拟的。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使敌人屈服或者把敌人从这片土地上赶走，如果当时他们的文明程度比较高，他们能利用这种手段并能够快速地打败自己面前一切的敌人。
古代的共和国（这里不包括罗马共和国），由于国土面积都较小，它们的军队的力量也就显得薄弱，因为它们把普通民众排除在军队以外。这些国家的数量很多，彼此地理位置十分接近，致使它们在自然形成的平衡势力中（按普遍的自然法则，被分开来的小部分总是处于这种状态的）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这就使它们无法采取大规模的行动。正因为这样，它们之间的战争只能是局限于劫掠平原地区和占领极少数的城市，目的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在这些地方可以保持一定的势力。
罗马共和国是其中的一个例外，但这个例外也只是存在于它的晚期。在这个过程中，罗马共和国为了抢夺物资，为了和自己的邻国建立同盟，它曾长期地用少量的军队和相邻的国家进行小规模的战争。虽然罗马共和国逐渐地变得强大，可是它强大的原因并不是通过军事行动进行真正的征服，而是用另一方法，那就是结盟，在同盟中与它相邻近的各个民族逐渐同它融合，当罗马用这种办法把自己的力量扩充到整个下意大利之后，它才真正地开展军事力量的征服活动。迦太基被灭亡了，西班牙和高卢被征服了，希腊同样也屈服了，罗马的统治触角延伸到了亚洲和埃及。在这个时期里，国家并没有消耗太大的力量就维持了一支庞大的军队。这样一来，它就和古代的共和国不同了，同自己以前的情况也不同了，它成了当时唯一的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