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详细地论述了战争可能具有的几种不同的目标，接下来我们要共同探讨与这些目标相应的、三种不同的战争的整体部署。依照我们以前对这个问题所进行的全部论述，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则必须贯穿于整个战争计划中，且作为其他一切的准则存在。第一个主要原则：首先，把敌人的力量归成为尽可能少的若干个重心，如果可以，只归为一个重心；其次，把对这些重心的攻击归成为尽可能少的若干次主要的行动，如果可以，只归为一次主要的行动；最后，把所有的次要的行动，尽可能地规定在从属的地位之上。换言之，第一个主要原则就是要尽可能集中地行动。第二个主要原则：尽量迅速地行动，也就是说，没有充分的理由就不要停止，不要走弯路。
是否能把敌人的力量归成为一个重心，则需要取决于下列条件：第一，敌军的政治关系。如果敌军隶属一个国家的君主，那么把它归成为一个重心，不会有很大的困难；如果敌军隶属结成同盟的几个国家，而且其中一国的军队并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只是履行同盟的义务，那么把它们归成为一个重心，也不会有很大的困难；但如果敌军隶属具有共同目的的同盟国，那么把它们归成为一个重心，则取决于它们之间的友好程度。关于这些问题，在前文已经讨论过了。
第二，敌军所处战区的位置。如果敌军全部集中在同一个战区而且只形成了一支军队，那么，它们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因而我们就不必考虑其他的问题。如果敌军处于同一战区内却是隶属不同国家的几支军队，那么它们的统一就不是绝对的，但各支军队之间的密切关系不容忽视，而且对其中一支军队的决定性打击还会影响其他军队。如果各支个军队分别处于毗邻的几个战区内，而且这些战区之间没有很大的天然障碍把它们完全隔开，那么一个战区的战斗将会对其他战区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各个战区相隔很远，而且中间还有中立地区或大山脉等，那么一个战区的战斗是否会对另一个战区产生影响，则就值得怀疑了，换言之，也可以说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就很小了；而如果各个战区分别处于被攻击的国家的完全不同的方向之上，甚至对这些战区的行动在离心方向上进行，那么各个战区之间则就几乎完全不影响了。
假设俄国与法国同时进攻普鲁士，从作战的角度来看，这可以等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战争，它们之间的关系最多只有在谈判的时候才能显现出来。与此相反，在七年战争中，萨克森军队和奥地利军队则必须被看作是一支军队，它们之间的任何一支军队遭到打击，另一支军队必然也会同时受到影响。这是因为，一方面，对于腓特烈大帝而言，这两个战区处于同一个方向之上；另一方面，萨克森在政治上根本没有独立性。
拿破仑在1813年虽然同时与众多敌人作战，但对他而言，这些敌人却几乎都处于同一个方向之上，且敌军的战区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强烈的相互影响，因此，如果拿破仑能够集中自己的兵力在某处击败敌军主力，那么他就可以同时决定其他各部分敌军的前途命运。如果他打败了在波希米亚的主军，经过布拉格直逼维也纳，那么布留赫尔就无论如何也不能继续留在萨克森了，因为他会去支援波希米亚，而瑞典王储也不会有继续在马克停留的想法了。
但是，如果奥地利在莱茵地区和在意大利同时对法国作战，那么，它要使用这一战区进攻的胜利，决定另一个战区的命运，则恐怕极为困难。是因为，一方面，两个战区被瑞士和它的山脉完全隔开；另一方面，通往这两个战区道路的方向也是离心的。
与此相反，法国在一个战区内取得的决定性胜利，想要同时决定另一个战区的命运，则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在两个战区里，它的军队的进攻方向都指向奥地利王国的重心——维也纳。我们也可以说，通过意大利战区的胜利，同时决定莱茵战区的命运，要容易于通过莱茵战区的胜利，同时决定意大利战区的命运，因为从意大利进行的攻击主要指向奥地利的中心，而从莱茵地区进行的攻击则主要指向奥地利的侧面。
由此可见，敌人力量的分离和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只有在具体情况下，我们才能明白这一战区的事件对另一战区会产生多大的影响，然后根据这一点才能确定，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把敌人力量的各个重心归成为一个重心。
只有在一个例外的条件下，即次要行动可以带来不平凡的利益的场合，才可以不遵循这一原则，即不把一切力量指向敌人力量的重心。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仍然要重视这样一个前提，即我们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即使进行次要行动，主要地点同时也不致有过多的危险。
1814年，标洛将军进军荷兰时，预先就能够看出，他率领的三万人不但能够牵制同样多的法军，而且还会给荷兰人和英国人提供机会，使他们那些本来完全不能起到作用的军队也能够加入战斗。
总之，在制订战争计划时，应该遵循的第一原则就是找出敌人力量的各个重心，并尽可能把这些重心归成为一个重心；第二原则就是把用来进攻这一重心的兵力，集中于一次主要行动中使用。
针对这个问题，也许有人的观点和我们上述观点相反，并以分兵前进为根据，找出一些的理由：
（1）军队原来配置的位置（也就是参加进攻的国家军队的位置）不应该集中兵力。
如果集中兵力就需要走弯路并浪费时间，而分兵前进并没有很大危险，那么分兵前进就是合理的。由于进行不必要的兵力集中会损失很多时间，因此会削弱第一次进攻的锐气和速度，这违反我们提出的第二个主要原则。只要是在能出敌不意地袭击敌人的场合，这一点就需要值得注意。
下面的情况更值得注意：同时进攻的同盟国的位置不在一条直线上，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前后重叠，而是并列面对被攻击的国家。举例说，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法国作战，如果两国的军队想集中起来从一个地点前进，那就是极不合理的浪费时间和消耗力量的做法；如果直捣法国的心脏，普鲁士的前进方向自然是从下莱茵地区出发，奥地利的前进方向自然是从上莱茵地区出发。在这种场合，如果集中兵力，就必然会有所损失。因此，在实际情况中，就需要考虑，用这样的损失来换取兵力的集中是否有必要。
（2）兵分几路进军可以取得较大的成果。
这里所说的兵分几路是向一个目标的，因此以向心的路线前进为前提。至于兵分几路是平行路线或离心路线的情况，则属于次要行动的范畴，这样的行动我们在前文已经讲过。
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向心路线的进攻都容易取得较大的成果，一旦向心路线进攻成功，就不只是简单地打败了敌人，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敌人军队的退路。因此，向心路线的进攻常常能取得较大的效果，但是如果这样，就需要在较大的战区内分散兵力作战，这比较冒险。
就像进攻和防御的关系一样，向心路线进军的形式和离心路线进军的形式的关系的特点是，形式本身较弱，但能带来较好的战果。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进攻者是否认为自己足够强大，以至于具备追求这个巨大目标的实力。
1757年，腓特烈大帝进攻波希米亚时，选择从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分兵前进，其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在冬季里他的军队本来就是这样配置的，如果把军队集中到一个区域再攻击，就不能收到出敌不意的效果了；第二，这种向心攻击，能够从侧面又能够从背后威胁奥军两个战区中的任何一个战区。而这时，腓特烈大帝所需承担的危险是：两支军队中的任何一支军队都可能被优势的敌军击溃。奥地利只要没有用优势兵力击溃这两支军队中的任何一支军队，就只能在中央接受会战，否则，他们就面临着被切断退路的危险，从而遭到失败，这正是腓特烈大帝在此次进攻前希望取得的最大的战果。结果奥地利最终选择了在中央接受会战，然而他们在布拉格配置的军队却遭受着被包围攻击的威胁，于是，奥地利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也使得这次包围攻击有着更多的时间得以发挥作用。这次会战，以奥地利的失败而告终，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惨败，因为他们有三分之二的军队连同司令官一起被围困在布拉格。
在战局开始时，腓特烈大帝就能获得这样辉煌的战果，主要是因为他采取了向心进攻的大胆行动。对于这一行动的准确，腓特烈大帝自己有着十足的把握，加上将领们的努力和在精神上占有优势的整个军队，再有奥军行动的迟钝，这些条件都足以保障他的计划取得最终的成功。他这样行动，又怎会面对任何的责难呢？可是，如果把这种胜利完全归功于简单的几何形式的进攻，而不考虑这里提到的精神因素，也是极为不应该的。我们只要回忆一下拿破仑所进行的同样辉煌的1796年战局，就可以明白这点了。
在1796年的战局中，奥地利因为向意大利进行了向心进攻而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与法国将军在1796年拥有的手段相比，奥地利统帅在1757年除了精神上的手段以外，其他方面皆是具备的，甚至还要多一些。例如奥军统帅当时的兵力并不像拿破仑在1796年那样，要弱于敌人。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向心地分兵前进，则有可能使敌人利用内线摆脱兵力较弱的不利，那么，分兵向心进攻就不是我们的选择；即使在军队的配置位置，我们不得不分兵向心进攻的情况下，这种进攻也只能被看作是一种不得已的下策。如果我们以这种看法为根据来考察1814年制订的进攻法国的计划，那么这一计划就不会为我们所同意了。
当时，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本来都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附近的一个地点上集结，而且都位于指向法兰西重心的最自然的直线方向上。但是，为了要使一支军队从美因茨进入法国，另一支军队通过瑞士进入法国，于是，这些军队被分开了。而当时对方的兵力则很弱，甚至根本不能防守自己的边界，因此这种向心前进如果能够成功，全部利益也只是一支军队占领洛林和阿尔萨斯，另一支军队在同时占领法兰斯孔太而已。难道就为了这微小的利益就向瑞士进军吗？
当然，我们知道，决定这次进军的还有其他一些同样也不正确的理由，但我们在这里谈的只是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
另外，拿破仑是一位善于用防御抵抗向心进攻的统帅（杰出的1796年战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即使是在对方的军队数量远远超过他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得不承认他在精神上所占有的巨大优势。虽然他来到夏龙自己的部队中已经晚了很多，同时他又过于轻视自己的敌人，但他还是只差一点就在两支敌军没有会合之前，打败了它们。他在布里昂时，这两支军队究竟拥有多大的兵力呢？布留赫尔的六万五千人只有两万七千人在这里，主力军队的二十万人则只有十万人在这里。对拿破仑而言，可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在联军方面也是，从行动开始起，就可以感到再也没有比重新集中兵力更迫切的事情了。
根据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即使向心进攻本身属于能够取得较大成果的手段，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只能在军队原先就是分开配置的情况下采用它；单纯为了进行向心进攻而使军队离开最短且最直接的前进方向，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选择。
（3）战区的扩大可以作为分兵前进的一个理由。
当一支进攻的军队顺利地深入敌国腹地时，能控制的并不仅是它经过的路线上的地区，也可以向两侧扩展一些，但是扩展到什么程度，取决于敌国的紧密度和凝聚力（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比喻的话）。如果敌人国内团结不紧密，百姓软弱又没有参加战争的考验，那么，这支军队丝毫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在敌后占领广阔的地区。但是，如果敌对国家的人民勇敢又忠诚，那么这支军队在所到之处能控制的地域将接近于狭长的三角形。
作为进攻者，为了摆脱这种不利局面，就需要把前进的战线扩大到一定宽度。如果敌对国家的军队集中在一个地区，那么只有在没有同敌军接触的时候，进攻者才能保持这条战线的宽度。距离敌军的驻扎地点越近，战线的正面宽度就越小，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敌人的战线也拉长到一定的宽度，那么进攻者军队在同样长的正面战线上前进，就是合理的。我们在这里谈的问题，是一个战区或几个毗邻的战区的问题。
显然，这种主要行动可以同时决定次要地点命运的情况，是属于我们所说的情况。但是，我们一直只按这个观点行动吗？如果主要地点对次要地点的影响并不大，因而会产生某种危险，我们能够冒这种危险吗？如果战线需要保持一定的宽度，这一点就不需要我们注意吗？
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行动方式都逐一列举出来，但是我们相信，除了极少数情况以外，在主要地点的决战将会同时决定次要地点的最终命运。因此，除了极为明显的例外情况以外，在一般情况下，都应该遵循这一原则展开行动。
拿破仑最初进入俄国，正因为他有理由可以完全相信，西德维纳河上游的俄国军队会因俄军主力被击溃而撤退，所以他才只是命令乌迪诺军队去对付这部分俄军，当维特根施坦转入进攻时，他才不得不把第六军派去那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