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结论出发，我们可以得出：在防御中，只要看进攻者由哪种因素失败，是被防御者的武力所消灭，还是由于自己的消耗，就能看出防御者所使用的进攻方式。显然，前一种决定胜负的因素是出自前三种防御方式，后一种因素则出自第四种防御方式。大多数情况下，后一种因素只有在向本国腹地做深远的退却时才有可能胜利，也就是因此，人们才愿意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两种不同的防御原则。而战争史中一些战例可以十分清楚地把这两个原则区分。1745年，当腓特烈大帝在霍亨甫利得堡进攻刚从西里西亚山区来的奥地利军队时，这时奥军的兵力不可能由于分散，也不可能由于劳累而受到明显的削弱。与此相反的战例：在托里希-佛德腊希的筑垒阵地上，威灵顿一直等待马森纳的军队由于饥寒交迫而被迫退却。而这两个原则并不仅仅是单独出现，在其他战例中虽然以其中一个原则为主，但两者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1812年的俄法战争就是这样。在已远远超出其他战争中发生的流血冲突的数量，都没有决出胜负，而最终的覆灭是来自进攻者法国自己的消耗。浩浩荡荡的法国中央军团，出发时的三十万人到达莫斯科时仅剩下九万人左右，派遣出去的不过是一万三千人左右，法军一共损失了十九万七千人，在战斗中牺牲的肯定不超过三分之一。
几乎所有的以拖延制胜而著称的战役中，例如有名的“拖延者”非比阿斯进行的那些战局，都是依靠等待敌人自身的过度消耗而崩溃。而这个抵抗原则所起到的作用，并没有被人们充分重视。只有深入探讨事件本身，才能发现这个原因。说到这里，我们已经充分阐明了防御的一些基本观念，清楚地指出并确定了各种防御方式，以及这些防御方式中的两种主要的抵抗原则，并且强调了等待这个因素是如何贯穿于整个防御概念之中，是如何同积极行动密切结合的，直到积极的行动出现。
我们已经从总体上分析并研究了防御的问题。对于防御中其他重要的问题，都将在以下章节中探讨，例如要塞、营垒、山地防御、江河防御和侧翼活动等的实质和作用等问题。单独讨论这些问题，不代表它们已超出了防御一系列概念的范围，而是讨论它们在具体地方和具体情况中进一步的运用。上述一系列结论是由防御的概念和防御同进攻的关系中得出的，只有把这些结论同实际联系起来，才能从复杂的实际问题中抽丝剥茧，找出这些简单结论以作为解决问题的根据，以免在讨论问题时求助于那些本身毫无根据的论据。
然而，战斗的组合是多种多样的。有时还没有发生流血战斗，却产生了相应的效果，这就使武力抵抗在形式和特点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得不令人怀疑其中是否还有产生另一种效果的因素存在。因为流血抵抗的效果与流血战斗的战略计谋所产生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究竟是否真的还有一种新的未知的力量存在于这两者之间呢？这就好像天文学家能够根据火星和木星之间空间广大而推论出还有其他行星存在一样。
如果进攻者发现防御者据守着一个坚固的阵地，他就认为这个阵地是无法攻下的；当进攻者发现防御者有一条大河做掩护，他就认为自己不可能渡过，还会担心即使渡过后也得不到补给。但实际上，进攻者之所以放弃前进，是因为他担心在战斗中或在要塞被防御者击败，换句话说，就是担心防御者的武力。只不过很少有统帅会承认这一点罢了。
尽管已经表述得很清晰，并且让人们同意我们的意见，承认那些虽然没有真正进行但是已经确实做好的战斗部署，才是未经流血而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他们仍然会认为是战略计谋起到的效果。他们还认为战略计谋是除武力以外的其他防御手段中最有效的。对于这一点，我们也承认，并且这正是我们想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认为，战略计谋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以战斗中的战术成果为基础的。既然如此，进攻者一定会针对这个基础采取有效的措施，不仅使自己在战术成果方面占有优势，还会彻底粉碎防御者的战略计谋，这始终是防御者所担心的。简单来说，道恩这样的统帅容易被战略计谋所阻止，而拿破仑这样的统帅，由于始终对战局结果抱有积极的希望和信心，所以便不顾一切地冲破敌人的全部战略计谋而寻求战斗。所以，企图以七年战争中普鲁士军队对付道恩办法来对付拿破仑是不可能的，因为只要没有战略上的绝对优势的兵力压倒拿破仑，仅仅玩弄精巧却无用的计谋，就如同蜘蛛网般脆弱。因为拿破仑非常清楚地知道，战术成果是一切的基础。由此可见，无论解决冲突的途径是流血的还是不流血的，战术成果都是决定胜负的真正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当胜负已经有明显的征兆，无论是敌人的特点或情况，还是双方军队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均势，甚至是我军占有优势，才能够从战略计谋本身得到利益。
战争史中有相当一部分实例都是在没有进行流血决战时进攻者就放弃了进攻，这就证明战略计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种战例的表象会误导人们认为战略计谋本身拥有巨大的力量，认为在战术成果没有给进攻者带来决定性的优势时，战略计谋大多可以单独解决问题。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即使这样的原因真的存在于战场上，也只是战争本身的现象，许多进攻之所以没有发挥作用，是因为其原因是存在于战争的政治关系中的。
产生战争的原因和战争的基础之间的关系决定着战争的特点，这会在下文研究战争计划时详细探讨。由于这种关系的存在，使战争中最初的敌对情绪通过种种曲折而复杂的关系变得微弱，使大多数战争变成半真半假的战争，甚至只要稍加压力，软弱无力的进攻就会停止。一个已经非常微弱为重重顾虑所削弱了的决心，在面对防御者的抵抗时就已溃败了。
因此，我们可以确定，真正使进攻者没有流血战斗就挫败的原因在于自身的意志薄弱和踌躇不前。如果他们有着坚定的决心，那么即使面对防御者坚不可摧的阵地、横贯在战区的林木茂密的山脉和穿过战区的汹涌的江河，甚至强大的武装力量，都不能阻止他们的进攻。
我们不能否认上述这些客观原因的存在，但是也不能夸大它们的作用，更加不应该把这里所谈的其他事物的作用归在它们的身上。如果批判者没有正确而公正的立场，那么关于这方面的叙述就会成为虚假而带有欺骗性的记载。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没有采用流血的方式进行的失败的进攻战局。
进攻者进入防御者的领土，迫使防御者向腹地退却，但仅仅经历了一次决定性会战就开始犹豫不决，于是进攻者好像已经完成了占领的目的。然而，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借口，统帅借以欺骗他的部下、宫廷、世界甚至他自己。谁也不会去提及那个真正的原因——他发现敌人过于强大。这种情况并不包括进攻者不能利用已取得的胜利乘胜追击，或者在进攻路程的终点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开始新的进攻。我们这里谈论的是进攻者还没有达到预定的占领目标就停顿不前的情况。
这时，进攻者往往就开始等待，期待将来能够出现新的有利情况，但这是不切实际的期待。这是进攻者通常会使用的另一个虚伪的借口。如果这次行动并非是独立的，而是整体行动中的一部分，统帅就会开始推卸责任，以支援不足和协同不够为自己找借口。于是，就在这样的推脱和无作为中，进攻者的力量不断地削弱。防御者也因此轻易赢得时间，直到寒冬将至，进攻者借此机会退回自己的战区，一场进攻就此结束。
战争史完整地载入了这一虚假现象，却掩盖了使进攻者失败的最简单的和真实的原因，就是畏惧敌人的武力。如果评论家们想从这样的描述中得出某种结论，那他们一定会被许多毫无根据的原因所迷惑而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言论，而没有去探索事实的情况。
这种欺骗是一种很容易产生的恶劣习惯，而这种能够削弱战争威力的力量，大多存在于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和政治企图中，这种关系和企图却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就如同任何人都不会也不愿承认，是担心和惧怕使自己停止或放弃行动，担心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坚持到底，惧怕招致新的敌人，甚至是不愿让自己的盟国变得过于强大，等等。在这类事情中，任何人都是保密高手，甚至可以编造出完美而虚假的理由来做必要的说明，以致这种欺骗手法在理论上已经僵化成固定的体系。但是要严肃地剖析问题，我们必须要从透过现象认清本质，沿着事物内在联系的简单线索进行探索，直至弄清事情的真相。
只要抱着怀疑的态度来观察战史，那么所有关于进攻和防御的空洞理论就会不攻自破，我们在这方面提出的简单概念自然就显现出来。而这个简单的概念也适用于整个防御领域；人们可以完全掌握它，并从它出发，就会十分清楚地弄清大量的事件。
下面，我们来探讨各种防御方式的使用问题。
越来越有效的防御方式是通过越来越大的代价换取来的。如果没有其他条件影响，统帅就完全可以选择适当的防御方式，既能使他的军队具备抵抗的力量，又不致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但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因为选择这些防御方式时大多受到限制，防御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要条件必然会迫使统帅选择或放弃某种防御方式。选择向本国腹地退却的防御方式要求防御者需要有辽阔的国土，或有强大的同盟国做后盾，如1810年的葡萄牙和它的同盟国英国。要塞的位置更多还是在边境附近还有更多是在本国腹地，也可以决定是否采取这样的方式。国家的地形状况、居民的特性、习俗和信念则起更大的作用。双方的作战计划、军队力量和统帅的特点又共同决定了选择进攻会战还是防御会战。占据有利地势和防线也可以促使统帅决定采取何种防御方式。列举如此之多的条件，是为了说明选择防御方式并不单纯由兵力对比决定，而是更多地取决于以上这些条件。我们在以后谈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时将会把这些条件以及对选择防御方式的影响做更加明确的探讨。这里还要强调一点，当兵力对比悬殊，那么兵力对比将会对如何选择防御方式起主导作用。
然而，战史却为我们展现出人们习惯犯的错误：仅仅凭借兵力对比就做出迅速的判断，选择了防御方式，同一个统帅、同一支军队、在同一个战区，这一次挑起了霍亨甫利得堡会战，那一次在崩策耳维次扎营。至于会战，就连统帅中最喜好进攻的腓特烈大帝在兵力十分悬殊时也终于认识到必须占领真正的防御阵地；如同发怒的野猪一样冲向敌人的拿破仑，在1813年的八九月间兵力对比开始对他不利时，也改变了作战方式，不再不顾一切只向某一个敌人开火，在兵力悬殊达到极点的十月时，在莱比锡附近，在帕尔特河、埃耳斯特尔河和普来塞河所构成的角落里寻找掩护和等待敌人。至此，本章比本篇的其他任何章节都更清楚地表明，我们并非要提出作战的新原则和新方法，而是要探讨这些存在已久的东西的内在联系，并找出它们存在的原因和形成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