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山里的大哥哟，你那漆黑的脸庞，你那手掌上厚厚的胼胝，你那牛马一样弓着的腰身，你那沉重而高亢的号子，你那深沉的叹息……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我的心上烙上了深深的烙印！
她是泼妇
◎文/侯德云
他们还活灵活现向我描述了母亲闯进队长家门的情景。
村里人一提起母亲就感到头痛。他们说：“老姜活着的时候，他老婆挺好的一个人。老姜一死，他老婆就变成了泼妇，这事真是蹊跷。”他们说的老姜，是我父亲。
由于母亲的名声不好，我的两个姐姐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却找不到好婆家。村里人说：“泼妇的女儿，将来肯定还是个泼妇，娶了她，整天冒烟喷火的，日子就没法过了。”
那时候我还小，还在读初中，还不懂谈婚论嫁的事，对村里人的闲言碎语也不在乎。我的两个姐姐却很在乎。特别是我二姐，对母亲非常不满，说起话来像刀子似的。
二姐说：“咱妈太不像话了，骂街上瘾，我的脸都让她给丢尽了。”
大姐叹了一口气说：“别这样说妈，她也不容易。”
我不明白大姐为啥要说母亲也不容易，我看她挺容易的。不管是谁，要是惹了她，她一抡脚就上了房，站在房顶上破口大骂。母亲骂街的本领村里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唱歌似的，能从夕阳西下一直骂到满天繁星。
母亲的开场白总是这样：“你让狗屎糊住了眼睛啊，欺负我一个寡妇人家……”
村里的孩子真就把它编成了一首歌，到处传唱。
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低着头不敢抬起来，恨不得找个石缝钻进去。
那时候村子里偷盗成风，但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连续多年，连一根鸡毛和一片菜叶也没有丢过。
二姐每次对母亲口出怨言，大姐总要说一句：“别这样说妈，她也不容易。”
后来我才知道，大姐为啥要这样说。
大姐的长相还是可以的，庄稼活儿也干得好。生产队长是个好色鬼，喜欢跟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动手动脚。他看上了我大姐，对她说，过几天就要评工分了，你依了我，我让你挣最高工分，说完就动起了手脚。大姐没有依他，红着脸，喘着粗气跑回了家。
过了几天，果然评工分了，大姐是女社员里工分最低的。母亲觉得奇怪，追问队长，队长说大姐的思想不好，不服从领导。母亲回到家里追问大姐为啥不服从领导，大姐把队长调戏她的事情说了。母亲听完立刻就爆炸了。她先是站在房顶上喷了几脸盆唾沫星子，然后又闯进队长家里。很快，大姐的工分就跳到了最高点。
这些事，都是村里人跟我说的，他们还活灵活现向我描述了母亲闯进队长家门的情景。
他们说：“你妈脱掉了自己的上衣，躺到队长家的炕头上，对队长说，要欺负你就欺负我，离我女儿远一点。”
他们还笑嘻嘻地说：“你妈走了以后，队长老婆像个疯子似的，把队长的驴脸抓出了好几道血印子。”
从那时开始，母亲的名声就彻底坏掉了。母亲索性破罐子破摔，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泼妇。
二姐的亲事被退掉的那天晚上。她跟母亲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她关紧了家门，跟母亲大吵大闹。母亲一声不吭。二姐吵累了，趴在桌子上抽泣，这时母亲才开始说话。
母亲说：“我要是不变成泼妇，我们这一家人可怎么活下去啊。”
大姐哭了。母亲哭了。我也哭了。二姐哭得更厉害了。先是无声地哭，之后是小声哭，最后是放声大哭。我们流了很多很多泪水。我们在泪水中漂浮起来，摇摇晃晃，就像是坐在一条小船上一样。
那一天，我们全家人都把自己的泪水哭干了。以后不管遇到怎样的伤心事，谁也没有掉过一滴眼泪。
最后的舞步
◎文/杰西卡编译
那最后的舞步是上帝在圣诞前夕赠给我的礼物——一件充满智慧和欢乐的礼物，它让我了解到父子之间的爱会何等的强烈！
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儿时，我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协助父亲砍拾木柴。我热爱这项工作。感觉自己和父亲一样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我们像强壮的伐木工人一样并肩干活，做我们分内的事，要让我们的屋子和屋内的女人一起温暖起来。父亲教导我要成为一名奉献者，事实上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感觉。他经常和我打赌，说我不可能在500下以内劈开一块布满疤结的巨木，我为此则卖力地拼搏，多数情况下都能获胜。当那块木头在我的最后一击下豁然而开时，我的内心充满了骄傲和兴奋，这场景也一样愉悦着我的父亲。然后，我们拖着堆满木柴的雪橇回家，向着食物和一个温暖欢欣的火炉迈进，全然不顾被冻得直流的鼻涕。
上一年级时，我经常和父亲一起在周二的晚上看电视：怀亚特·厄普、切诺，马维瑞克、苏卡·劳尔夫……父亲总能够在事情发生前就告诉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说这是因为他认识他们，所以才能预见他们的行动。作为他的儿子，我完全相信他并为此而无比自豪：我的父亲竟然是一名真正的牛仔，而且曾和最棒的牛仔们一起骑过马！我把这些告诉给我在学校的朋友们，他们却嘲笑我说我父亲在骗我。为了维护父亲的尊严，我开始不断地与人打架。有一天，我被揍得很厉害，裤子破了，嘴唇也裂了。老师把我拉到一边，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不得不向我坦白真相。在那一刻，我几乎要崩溃了，但我却依然深爱着父亲。
我13岁那年，父亲开始学打高尔夫球。我是他的球童，每次在我们走出俱乐部前，他总会叫我也打几杆球。我从此迷上了高尔夫球并渐渐擅长这种球技。偶尔，父亲会带两位朋友一起来玩，每当父亲和我把他们诱入一个小圈套并最终取胜时，我都会笑得极为开心。我们是一伙的。
除了我们这几个孩子以外，跳舞是父母亲的最爱。他们跳得如此出色，以至于舞厅里的人都给父亲和母亲取了绰号：舞场中伟大的马文和马克森。当他们一起翩翩起舞，我在他们脸上看到的惟一表情就是微笑，一种很浪漫的微笑。我们也深受父母影响，两个姐姐经常和我一起去参加婚礼舞会。
我还记得星期天的早晨，做完礼拜之后，父亲和我负责准备早餐。在我们等待煮好的燕麦粥和葡萄干时，我们总爱在母亲已经擦洗干净并打好蜡的地板上跳踢踏舞，而母亲从未因此抱怨过我们。
可渐渐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与父亲间的关系却开始疏远。上初中后，课外活动占据了我的时间。我既是运动员又是乐手，这两种身份对我同等重要。我参加体育运动，在乐队中演奏，而且开始追女孩子，忙得不可开交。但当父亲开始从事夜班工作并且不再关心我的任何活动时，我仍然感到无比的痛苦与孤独。我同时是曲棍球和高尔夫球队的队长，常常赌气地想：“我要做给你看，即使没有你我也是最好的。”也许父亲只是想让我成为生活中一名艰苦的奋斗者，但我却感觉他不再关心我。我需要他，难道他不知道吗？
喝酒对我而言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父亲看上去不再像个英雄。我正经历着成长中的一段困难时期，而父亲却像一个全然不懂我任何感受的局外人。只有当我们偶尔一起小酌微醉时，彼此间才感觉拉近了一些距离，但过去那种特殊的感觉却再也没有出现过。从我15岁到26岁期间，整整11年，我们竟从未说过爱对方。
然后，有件事突然发生了。一天上午，父亲和我准备出去干活。当时，他正在刮胡子，我突然发现他的喉咙上有一个肿块，就问他：“爸爸，你脖子上长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正打算去医院看看。”他说。
那天上午，我第一次注意到父亲看上去竟如此消瘦。
医生诊断出父亲咽喉上的肿块是癌。在以后的4个月中，我几乎每天都能感觉到父亲正在逐渐地消逝。他自己好像也对所发生的事迷惑不解，他一直都非常健康，如今眼看着他那165磅的身躯减成了115磅，变得骨瘦如柴，真是让人难以承受。我开始尽力地与他接近，但我想他当时的思想状态一定非常混乱，所以不可能注意到我和我们彼此间的感受。
但我错了，所有答案都昭然若揭于圣诞节前夕的夜晚。那天夜里，我到达医院时，发现妈妈和妹妹也在那里，她们已经看护整整一天了，所以我决定留下来，让她们回去休息一下。当我走进病房时，父亲看上去正在沉睡，我在他床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他也许已经醒了，但他如此虚弱，以至于我几乎听不见他在说什么。
大约是夜里11点半的时候，我抵不住睡意，就躺在了旁边的一张小床上。突然，父亲唤醒了我，他不断地喊着我的名字：“瑞克！瑞克！”我爬起来，发现父亲正坐在床上，看上去神色坚决。“我想跳舞，我要跳舞，现在马上跳！”他说。
一开始，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或者做些什么，所以仍旧呆呆地坐在原地。父亲却一再坚持：“我想跳舞，儿子。让我们最后再跳一次舞吧！”我轻轻走到他床边，俯身问道：“你是想和我跳舞吗，爸爸？”让人吃惊的是，他竟不用我的帮助。自己从床上站了起来。于是，我们彼此相拥着，手拉着手，在病房里翩然起舞。
那天夜里。我们所拥有的精神以及我们所分享的爱，是任何作家都未曾用语言文字描述过的。我们成为了一个整体，在真爱、理解与关怀中结合在一起，我们全部的生命历程似乎都在那一刻交织在一处，跳踢踏舞、打猎、钓鱼、打高尔夫球……一刹那间，所有的记忆都重新复活在我们的眼前，时间凝滞了。我们不需要收音机或者录音机，因为所有的音乐都已在天空奏响。那小小的病房比我所见过的任何舞场都要旷大。爸爸的双眸中闪动着悲喜交加的光彩，那神色我从未见过。我们一起跳着，跳着……我们泪眼相对，我们依依惜别。就在那短暂的片刻，我们又一次体会到了彼此间从未改变的挚爱。
我们停住舞步，我把父亲扶回床上，他已经精疲力竭了。他握住我的手，重重吁出一口长气，深深地望着我的眼睛说：“谢谢你，我的儿子。有你和我在这里度过今夜，我真是快乐，这对我有特殊的意义。”第二天是圣诞节，他安详地去了。
那最后的舞步是上帝在圣诞前夕赠给我的礼物——一件充满智慧和欢乐的礼物，它让我了解到父子之间的爱会何等的强烈！
好吧，爸爸，我真的很爱你，我企盼着我们能在上帝的舞厅中再一次共舞。
母亲的高凳
◎文/程默
我终于明白，母亲坐得那么高，碗端得那么高，是害怕我看见她碗里枯黄的青菜，她把大米饭留给了我和父亲！
渐长渐大的女儿已经能够自己动手吃饭了，椅子上放着一张小矮凳，稳稳地坐在上面。我的母亲也辞别了她那张高高的凳子，爱上了椅子，搬来坐在我女儿的身边。母亲总是喜欢把她小孙女的碗优先盛得满满的，全是好吃的，很多时候女儿吃不下，剩下来的饭菜就被母亲倒进自己的碗里，慢慢地吃，倒也其乐融融。
母亲日益苍老，花白的头发，深深的皱纹，但她的爱似乎永远年轻，无声无息又铺天盖地。我常和母亲谈起我儿时的事情，谈得最多的就是吃饭，那时候母亲总是喜欢坐上那张高凳，我则坐那张刚好够到桌子的矮凳。说到这些，母亲只是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微笑着而不作答。
我七岁的时候死去了亲娘，十岁时母亲走进我的家门，成了我的后妈。俗语说“宁死当官的爹不死讨饭的娘”，失去娘的生活够困难的了，但乡亲们说，后娘的心是六月的太阳——毒透了，他们的眼睛似乎告诉我，更悲惨的生活还在后面。其实，即使乡亲们不说，书籍电影中关于“继母”的故事已经太多太多，在母亲走进我家门的一刹那，我就把敌意的目光送给了她。
父亲在乡村小学做代课老师，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母亲来了以后又种了两亩地，生活渐渐好转，但依然会为吃穿的事儿发愁。一间茅草屋，两张破床，家里最值钱的恐怕就是那张传了几代的大方桌。每天，我们一家人就围在上面吃饭。青菜饭、萝卜饭是那时常见又有点奢侈的生活，父亲通常会问我些关于学习上的事情，而母亲的话不多，只是坐在一张高高的大凳上，手中的碗也举得高高的，吃得有滋有味。我则被安排在一个矮凳上，刚好够着大方桌。我常常拨弄着碗中的饭粒而无从下咽，心中无比的委屈，要是妈妈在世，那大高凳可是属于我的。可现在……更气恼的是我连她吃的什么都看不见！
我终于寻找到了一个机会，一个让母亲知道我也不是好欺负的机会——我找到了一把旧的小钢锯。趁母亲下地劳动的时候，我搬来那张原本属于我的高凳，选择一条腿，从内侧往外锯，直锯到剩下一层表皮。从外面看凳子完好无损，但我知道，稍微有些重量的人坐上去准会摔跟头。那天中午，母亲烧的是青菜饭，先端上的是我和父亲的饭碗，我坐在自己的位置，埋头吃饭，心里有些忐忑不安却又希望发生些什么。母亲端着她的大碗，坐在大高凳上，手中的碗照样举得高高的，依然吃得有滋有味——我的计划落空了，她并没有从高凳上摔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