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边的第三个人是潘科夫，外形俊美像古希腊雕像，他正埋头苦读一本德文杂志，不时托托架在鼻子上的角质大眼镜。令人无法置信的是这位三十岁的大力士抬起自己那条不听话的腿时异常困难。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潘科夫是编辑、作家，是教育人民委员会的一名干部。他会几门外语，熟悉欧洲，知识广博，连切尔诺科佐夫都敬他三分。
“那个是你的室友吗?”日吉廖娃低声问切尔诺科佐夫，扬扬下巴指着坐在轮椅上的保尔。
切尔诺科佐夫放下报纸，立刻神情明朗起来。
“对，他就是保尔·柯察金，您不妨跟他认识认识。他受病痛摧残动不了了，不然他要是去开展工作有麻烦的地方，一定能打开局面。他是第一共青团员，只要大家帮他，他就还有工作，我打算帮他一把。”
潘科夫听着他们的对话。
“他得了什么病?”日吉廖娃又低声问。
“1920年受伤留下的后遗症，伤了脊椎骨。这里的医生担心这暗伤会引起全身瘫痪。多伤脑筋呀!”
“我现在就把他推到这边来。”日吉廖娃说。
他们就这样成了朋友。令保尔意想不到的是，日吉廖娃和切尔诺科佐夫这两个人后来成了他的知己，在他重病缠身的几年里给了他无私的帮助。
日子过得紧张而有规律，达雅上班，保尔学习。他刚要抓一个小组的工作，新的不幸又悄然而来。他的双腿全瘫了，只剩下右手还能动。保尔费尽心力还是寸步难行，连嘴唇都咬出了血。达雅束手无策了，她痛苦万分，因为不能帮他。然而她从不表露出这种无奈和痛苦。
保尔内疚不已，他微笑着说：
“达尤莎，咱们该离婚了，好在当初没约定这么倒霉也得共同生活，好姑娘，今天我得想想这件事了。”
达雅制止了丈夫的话。她紧紧搂住丈夫的头痛哭失声。
阿尔焦姆知道后便写信通知了母亲。母亲抛开一切来到小儿子家里。三个人住在一起，婆媳之间关系很融洽。
保尔仍在坚持学习。
一个阴雨连绵的冬天的晚上，达雅带回喜讯——她当选为市苏维埃委员了，从此保尔就很少见到她了。达雅在疗养院食堂做洗碗工，下班后经常直接赶去市苏维埃的妇女部，直忙到深夜才一脸疲倦地回来，但脑子里装满了新情况。吸收她为预备党员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她心情激动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谁知，新的灾祸降临了：保尔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先是左眼发炎，疼得像火烧，不久，右眼也被感染了。保尔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了失明的含义——周围的一切都罩上了黑纱。
保尔前进的道路被难以搬开的巨大路障挡住了，母亲和达雅痛苦万分，但他自己却镇定下来，暗下决心：
“再等等看，如果确实再也无法前进，如果失明使所有为恢复工作而进行的努力成为白费功夫，再也不能归队了，那么，就该做个了断了。”
保尔给大家写信。朋友们纷纷回信，鼓励他顽强斗争下去。而在这境遇最艰难的时候，达雅兴高采烈地告诉他：
“保夫鲁沙，我被吸收为预备党员了。”
保尔边听她讲述她如何被接纳的情形，一边回想着自己入党前后的日子。
“柯察金娜同志，这样的话咱们就能成立一个党小组了。”保尔紧紧握住她的手。
第二天，保尔给区委书记写信，请他来见一次面。傍晚时分，区委书记沃利梅尔乘着一辆沾满泥浆的汽车来到他家。区委书记是拉脱维亚人，五十开外，是个大络腮胡子。他握着保尔的手说道：
“啊，过得怎么样?你怎么还不快起来?我们要派你下地干活儿了!”他大笑。
他们谈了两个小时，书记连夜里的会议都忘了去开。他不停地踱步，倾听保尔的讲话。然后他说：
“先别提抓小组的事。你必须休息，把治眼睛放在首位。或许去趟莫斯科会有用，你该思量思量……”
保尔打断了他：
“沃利梅尔同志，我需要人——活生生的人!我不能脱离大家，我比任何时候都想与别人接触。派些较年轻的人来吧。现在农村的小青年有些左倾，搞集体农庄过不了瘾，就想弄公社。一不小心这些年轻团员就想瞎冲，这是冒进。我明白得很，因为我也这么干过。”
沃利梅尔站住了：
“你怎么知道?这情况昨天才反映上来。”
保尔笑道：
“记得我的爱人吗?她昨天刚成为预备党员，是她告诉我的。”
“哦，是洗碗工柯察金娜?你爱人?啊哈，我都不知道!”沃利梅尔想了想，拍着前额说：“那么让列夫·别尔谢涅夫来看看你。他最合适，你们俩性格相近，都有些像高额变压器，你可能不知道我原是电工，所以这种名词、比喻常从嘴里跑出来。对了，他能帮你装个收音机，他可是个无线电专家。我经常在他家听耳机直到半夜两点。我妻子居然狐疑地问我：‘三更半夜的，你这老头子跑哪儿去了?’
保尔笑着问道：
“别尔谢涅夫的具体情况呢?”
沃利梅尔累了，他坐到椅子上：
“他是咱们区的一名公证人，不过就跟我跳芭蕾一样，他当公证人也是大外行一个。以前他是个大干部。1912年参加革命，十月革命时入党。国内战争时期任军级干部，曾在第二骑兵集团军革命军事法庭工作过，还和曾是骑兵师长、军长的日洛巴一起剿过白匪。他去过察里津、南方阵线，在远东领导过一个共和国的最高军事法院，可惜积劳成疾，年级轻轻地让肺结核击倒了。他从远东来这里，在高加索任过省法院院长、边长法院副院长。结果病情危及生命了，才硬被调到咱们区，他来头不小，因为职务清闲，所以还活着。到这儿后，先是偷偷交给一个政治学校，还请他加入了监察委员会。他是处理疑难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此外，他喜欢打猎，是个无线电迷。他虽然少了一个肺，别人却很难看出他是个病人。他干劲儿很大，估计死去的地方也是在从区委到法院的路上……”
保尔打断他的话，口气尖锐地问：
“你们为什么给他那么多担子?让他比以前还要忙……”
沃利梅尔眯着眼睛，瞥他一眼：
“哈，那么给你一个小组，再加上些别的，别尔谢涅夫也会责问：‘你们为什么给他那么多担子?’但对自己却说：‘与其慢慢悠悠拖五年，不如轰轰烈烈干一载。’”
“说的好，我也赞同。不过有时我们确实是在浪费精力。如今明白，这并不是英雄的做法，而是缺少自制力和责任心的表现。一个人无权这么糟践自己的身体。要是不蛮干，也许我还能多撑几年。总而言之，就我而言，‘左派幼稚病’是个大危险。”
“嘴上说说罢了。你要是真的能站起来，肯定又会不管不顾大干特干了。”沃利梅尔暗中思量，但没说出来。
第二天晚上，别尔谢涅夫来看保尔，
两人一见如故，一直待到深夜。别尔谢涅夫离开新伙伴时感觉像找到了多年不见的弟弟。
早上，几个人爬上了屋顶架天线，别尔谢涅夫一边在屋里安装收音机，一边讲着自己有趣的经历。保尔看不见他，只能根据达雅的描述，知道他头发淡黄，眼睛浅蓝，身材匀称，动作敏捷，也就是说，正好与保尔同他初次见面时想象的一样。
傍晚，三只小信号灯亮了，别尔谢涅夫郑重地把耳机放在保尔手里。宇宙里充斥着杂乱的噪音。港口的英尔斯电报机正叽叽喳喳地叫着，轮船上的无线电台正在某一个地方(很明显是近海)发报。就在这片嘈杂中，可变电感器的线圈接收到了一个凝重而充满自信的声音：
“请注意，请注意，莫斯科广播电台正在播音……”
通过这台小巧的收音机可以收听世界各地六十个电台的节目。严重伤残阻隔了保尔与外界的联系，但此时此刻，外界的讯息正通过耳机内铁的膜片传播进来。保尔听到了生活强有力的脉博。
望着保尔喜悦的表情，疲惫的别尔谢涅夫由衷地笑了。
全家人都睡了。达雅烦躁地讲着梦话。她经常又紧又冷地很晚才回来，两人不怎么能碰面了。她越积极工作，晚上的空闲就越少。保尔禁不住想到别尔谢涅夫的话：
“要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爱人也是党员，两人就很难见面，这倒是有两个好处：相互不讨厌，也不会吵架，因为没时间!”
他怎么可能去妨碍妻子前进的进程呢?这不正是他原先所期望的吗?以往，达雅把每一个夜晚都用来陪伴他，那时她要更温柔更体贴些。然而她当时只扮演妻子一个角色。现在，她已经是他一手教出来的学生和党内的战友了。
他早就有此觉悟：随着达雅的不断成长，她陪伴他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少。他明白这是无法避免且理所应当的。
保尔担起了负责一个小组学习的担子。
于是每天一到晚上，家里又变得热闹非凡了。保尔同一群小青年一起度过几个小时时光后，就像充过电一样，又变得精神焕发了。
除此之外的时间保尔用来听收音机。母亲要喂他吃饭，得先想办法摘下他的耳机才行。
靠着收音机，他被失明夺去的东西如今又回来了，他又能学习了。于是，他以一种旁人难以想象的劲头废寝忘食地学习，忘了身边的一切：忘了频繁发作的高烧和痛楚，忘了因发作而疼痛无比的双眼，忘了残酷无情的命运。
广播带来了喜悦：在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风铁联合企业建筑工地工作的年轻人，接过了柯察金那一代共青团员手中的青年共产国际的大旗，建立了丰功伟业，这个好消息让保尔欣喜万分。
他的脑海里闪过一幅画面：是暴风雨，如狼似虎凶猛的暴风刮去了一切，背景是天寒地冻的乌拉尔。在大雪纷飞、狂风呼啸的冬夜，由第二代共青团员组成的突击队，在刺眼的弧光灯的笼罩下，正在高大的建筑物上面安装玻璃。他们战严寒斗风雪，保卫了刚刚建好的大型联合企业的首批车间。遥想当年，基辅的第一批共青团员也是在这样的天气里，在筑路工地上同暴风雪英勇搏斗的。比起现在的联合企业，那个筑路工程小多了，国家在一步步走向强盛，人也在不断地成长。
堤坝上的惊涛巨浪冲破了钢闸，吞没了人和机器，又是共青团员们整整两个日夜的奋勇搏斗，连觉都没睡，终于遏制了波涛汹涌的大河，把肆虐的水流赶进钢闸。冲在这场惊天动地的斗争最前列的，又是新一代的共青团员。而保尔则高兴地在英雄人物的名单里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伊格纳特·潘克拉托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