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会议的四人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一致认为，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所涉及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指示继续开会，就讨论这个问题，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并说：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他指示：扩大一点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也参加，八个人先讨论，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作出总的评价。他说：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毛泽东说：
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
毛泽东要求八人会议抓住当前两条路线斗争，集中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以他的这个结论为基础，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毛泽东说：你们八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
3．两次政治局八人会议和批评对象的扩大
11月4日即开了第一次八人会议，当天晚上，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情况。
谈到对“全面内战”的理解，毛泽东说：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谈到会上有的同志讲，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毛泽东点头说：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又说：开会就是帮助他（指邓小平）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毛泽东还指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并由此谈到理论问题，说：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了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毛泽东最后叮嘱毛远新：这个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还指示：会议还要逐步扩大几个人。
11月7日政治局第二次八人会议后，得到毛泽东同意，指名批评的对象扩大到在宣传理论和教育、科技、文艺等领域积极支持邓小平整顿的几位领导同志：胡乔木、胡耀邦、李昌、周荣鑫。会议的范围也扩大到17人，包括全体健康状况能够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
11月8日，张春桥找周荣鑫谈话，指责周荣鑫对教育工作提出的一系列正确主张，责令周荣鑫作检查。周荣鑫提出：当前学生不读书等问题急待解决。张春桥却说：“社会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风。”“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张春桥还说：迟群1968年带领军宣队、工宣队到清华、北大，路线是正确的。
11月14日，按毛泽东前一天“向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指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的指示，邓小平和几位常务副总理在国务院召集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开会，通知他们政治局日内将开会谈他们的问题，要他们准备到政治局会议上做检讨。
三、“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发动
1．在清华大学发动“教育革命大辩论”
广泛发动群众是毛泽东的重要工作方法。在指导政治局内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并对邓小平进行批评的同时，在清华大学，传达他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评，发动群众，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
11月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到清华大学，在该校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毛泽东10月下旬关于刘冰等人来信谈话的记录整理稿（后来习惯称为批示）。毛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毛泽东还指出：“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吴德并传达：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在清华大学展开大辩论，辩论刘冰等人两封信的实质。非常明显，其意图是以“教育革命大辩论”来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从11月3日当天起，迟群连续主持召开不断扩大的常委扩大会议，对刘冰等人进行有组织的围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和各系党总支书记也参加。清华大学的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在迟群、谢静宜操纵下很快就变成激烈的政治运动。到11月12日，校党委常委会竟扩大到1700多人。
11月18日，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公布了毛泽东指责刘冰等人来信的谈话、批示（但对其中批评邓小平的话没有公布）。迟、谢采取威胁利诱等手段，指使15人上台作证，对刘冰等揭发的问题作了完全颠倒黑白的所谓“澄清”，把两封揭发信打成“诬告信”，并竭力攻击周荣鑫、刘冰等“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还叫嚷要“揪后台”。
会后，清华大学开辟大字报区，一天之内贴出2000多张大字报。北京大学紧跟其后。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周荣鑫、刘冰等人。北京和一些省、市奉命组织干部、群众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两校大字报的内容迅速在各地传播，各地一些学校也开展了“教育革命大辩论”。他们还在各种场合，诬陷周荣鑫的正确言论是“奇谈怪论”，说他进行的教育整顿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恢复资产阶级在学校的一统天下，专无产阶级的政”。与此同时，迟群等一方面打着“大辩论”的旗号，对刘冰等人进行全校性的批斗，把他们打成“正在走的走资派”、“投降派”、“右倾翻案风急先锋”。另一方面借题发挥，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全国掀起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逆流。
2．毛泽东对邓小平仍立足于帮
这时，虽然政治局内“批邓”的范围逐步扩大，在清华大学进行的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正在演变为一场激烈的政治运动，但是，毛泽东对邓小平仍然立足于帮，并不想把邓小平打倒。
这从毛泽东对外交部《关于缅甸总统吴奈温访华接待计划请示》和邓小平报告的批示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就接待计划报告毛泽东：“奈温已表示希望会见春桥、江青、文元同志，故我请外交部提出由我和春桥两人之一出面接待的方案。我觉得以后对主要国宾，由我一人出面，过于繁重，故这次拟请春桥出面。如何，请主席考虑指示后，再送政治局各同志审核。”
毛泽东阅后批示：“由小平主持会谈。春桥可参加欢送和宴会。”删去了《请示》中的“江青同志会见已有安排”，并把“由邓小平或张春桥副总理代表周总理主持”、“请邓小平或张春桥副总理讲话”、“请邓小平或张春桥副总理祝酒”中的三处“或张春桥”四个字圈掉。
从毛泽东处理王洪文回京后中央日常工作的安排上也看得很清楚。
王洪文在五六月间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受到批评，写了书面检讨。6月下旬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浙江，11月中旬回到北京。照说，在当时形势下，利用邓小平挨批的机会，就势要邓下王上，顺理成章。可是，毛泽东并没有这样做。
邓小平在王洪文回到北京以后，即于11月15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说：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
毛泽东当夜写了批语：
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五日二十三时
由此可见，毛泽东当时对邓小平还有所期待，希望经过“批评、帮助”，邓小平能够同他一致起来，继续共同工作。
同一天，毛泽东批示将7月14日关于文艺等问题的谈话印发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写道：“印发政治局各同志。请讨论一次。我讲得不完全，至少应该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请文元同志找出此文印发，以供讨论之用。”
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指《准风月谈》中的《关于翻译（下）》。此文用削烂苹果做比喻，告诫人们要正确对待有缺点的人和作品，批评那种“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的不好的脾气。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批评邓小平，是希望他改变观点，纠正“错误”，以便团结一致，共同工作。
3．邓小平婉拒为“文化大革命”作决议
按照毛泽东的部署，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开十七人会议，批评邓小平，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和向一些同志“打招呼”的问题。会议仍由邓小平主持。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在11月3日同毛远新谈话时就作出了一个三七开的总评，即：“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要求通过讨论，统一认识，作个决议。这时，毛泽东又提出，希望这个决议由邓主持来作。
邓小平不同意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这种评价。若干年后，他作过这样的批评：“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邓小平还说：“毛主席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当然只能腹诽而无法明说。邓小平不愿在毛泽东这个三七开的指导思想下为“文化大革命”作决议，又不能直截了当地表述自己的不同意见，他只能寻找托词。邓小平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其中“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这句话，出自晋朝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毛泽东在前几天（11月13日）《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中刚用过的典故。邓小平用这种方式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上不妥协的态度清楚地表达了出来。毛泽东得知，大失所望。
有论者认为，邓小平表示的这种不妥协的态度促使毛泽东下定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决心。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毛不满意邓的是对“文革”的否定，如果在这一点上邓能够同毛一致，已有的缝隙就可能弥合起来。不过，从当时已经形成的局面来看，毛的这种试探在邓那里必然碰壁姑且置之不论，即使邓允诺承当，笔者以为至多对“批邓、反击”的时间、规模、程度产生一些影响。从全局来说，毛“批邓”的决心在此之前就已经下定了（虽然他并不想“打倒”）。这从11月以来的历次谈话可见，从在清华大学传达对刘冰来信的谈话、发动“教育革命大辩论”可见，从事实上已经开始的对邓的批判可见，特别是从11月20日政治局会议讨论的另一个议题“打招呼”问题也可见。
在11月1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后，把陪同会见的邓小平和张春桥留下谈话。毛泽东建议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等列席中央政治局“帮邓会”，并说，他们参加会议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帮助。
这天，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批语全文如下：过去只有河南同80%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个人也要打招呼。
11月20日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打招呼的问题。
会后，邓小平于21日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请示关于召开打招呼会的有关问题。报告写道：主席：
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
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
政治局商量，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
邓小平
十一月二十一日
随报告附送的打招呼谈话要点讲到，中央认为，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