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相矛盾的二元存在于培育年轻人目标感的核心。年轻人必须发现源于他们自己特别的兴趣和信仰的独特目标。然而他们的探索也需要借由生命中其他人的指引，他们所发现的“目标”不可避免地会被那些从周围的文化环境当中接触到的价值观所影响。矛盾就在于，目标既是深层的个人现象，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它是由内而建构的，却是在跟他人的密切交互过程中显现出来，是向内审视、同时向外探索的产物。当目标完全成形的时候，既反映了自我真实的理想抱负，也反映了自我之外的世界的实际需求。
因为这个原因，对于那些想要帮助年轻人找到目标的大人们来说，就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处境。我们不能把一个现成的目标呈现给年轻人，并期望这个目标可以很轻松地与他匹配。而我们能做并且应该做的，是指引他们接触到一些启发灵感的想法，以及想法的来源——
人、书、宗教或非宗教的组织，这些想法和来源能够给予年轻人启发和激励，使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当然，我们也可以为他们创造条件，引导他们依靠自己的努力去构建目标。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看到的，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不能光依靠他们。即使对于教育条件非常好的孩子来说，比家庭更广阔的社会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或好或坏，我们即时的大众传播持续在传递着社会主流的价值观。有害或堕落的文化环境将削弱父母的影响，而有益健康和充满生机的文化气候会支撑到父母对孩子的指导。一个遍布着高尚的信仰和践行的社会，能够促使年轻人去追求崇高的志向，并且增进他们对于自身能做到什么、能为社会做到什么的理解。如果是愤世嫉俗盛行的社会，会使年轻人的意志消沉，削弱他们的抱负心，使他们想要拥有有目标感的人生的希望变得渺茫。通过观察那个时候庸俗的社会，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几十年前写下这样一段话：
一个人不只是作为个体过着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是过着他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生活……各种各样的个人目标、希望和前途从他的眼前掠过，从这之中，他可以获得追寻目标、实现志向的动力。现在，如果他周围人的生活、他自己的生活里面都是空心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喂养他的梦想，如果他内心里面把这当作没有希望的、老朽的、没什么意义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轻微的人格不健全是必然会发生的。1
回到上一章中本·斯坦所提到的问题：那些父母没有很好的资源帮助他们的孩子们该怎么办？大多数父母都是在自己孩子的身上下功夫，这很正常，也很好理解。但这就把这个缺口留给了更广阔的社会，需要社会有能力为所有年轻人对目标的追寻创造良好的条件。那些没那么幸运地得到父母悉心照顾的孩子该怎么办？还有那些父母没在行使职责的孩子怎么办？这些孩子需要其他一些资源的支持，一个良好的社会是要能够提供这种支持的，因为所有年轻人都应当拥有过上有目标感的生活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如果疏于照管的年轻人没有找到可以投身于此的积极的人生目标，他们可能会去做一些不具有建设性的事情，反过来会让社会不得安宁。一个能够给年轻人带来目标感文化的社会，会成立一些公共组织，一方面提供辅导，一方面可以展现有目标人生的积极愿景是怎样的，以及提供追寻这样的人生所需要的实践知识。
建设这样一个社会并不需要任何乌托邦式的梦想，也不需要政府指令下的严格管控的系统，而是依靠个人和机构自行担负起他们的一言一行、树立的榜样所代表的价值观。必须要通过多维度的细节层面构建有目标感的文化（并且要持续地“再构建”）。对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来说，完全可以通过与这些个人和机构的合作，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但不能是通过自上而下的项目或强制性的法律这样的方式来培养年轻人的目标感。有目标感的文化是不能被强加上去的。
有目标感的文化并没有物质上的先决条件。我们知道年轻人对目标的找寻贯穿了各个年代，不论是在好的时代还是坏的时代，在经济富足的时候还是经济萧条的时候。在1930年经济大萧条期间，家里的人都要团结在一起，也需要年轻人来帮忙摆脱困境。这里面很多年轻人后来都成了具有高效能和责任感的公民，为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2战争、流行病、饥荒，各种能想象到的艰难岁月事实上都成了那些忍受住这些困难的人孵化出目标感的温床。我们能够肯定的是，成功地适应了这些困境的年轻人，一定能从他们身边的模范人物，以及这些人物所代表的更广泛的“目标感文化”那里得到了指引和鼓舞。3
围绕年轻人目标的社区建设
最贴近有目的感文化的先决条件的，是社区的观念。当家长、老师和孩子身边的其他成人共享一种“社区观”的时候，会使得这里面其他人努力的效果得到强化。
我在实际中有看到过。大概10年前，我参加了很多小镇上的会议，致力于创造最具传导性的培养年轻人的文化环境。这项工作背后的理论支撑，是我在一本书《青年宪章：社区如何能够联手提高对所有孩子的标准》（The Youth Charter：How Communities Can Work Together to Raise Standards for All Our Children）里面写到的观点：“当大人呈现给年轻人清晰且一致的高期待时，年轻人的表现是最棒的”。4当时的与会人员包括家长、老师、当地政府官员、牧师、运动教练以及当地新闻媒体的代表，我观察到大家围绕如何发动镇上的资源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出乎很多参与讨论者的意外，大家竟然一点都不费劲儿，就达成了关于大人计划提升青少年能力素质项的标准的共识：被大家广泛认同的目标是孩子应该习得一些优秀的性格品质，比如诚实、同情心、尊重、气节，再有就是孩子在学业、工作方面的能力以及一些重要的生活技能应该得到发展。如果大人能够结成群组，一起给下一代传递这些价值观，会是非常有效的，而且这么做的话，“社区观”就起来了。
在我写《青年宪章》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看到社区里有很多具有奉献精神的公民伸出援手来帮助年轻人。最常见的方式是确保一个城镇有能力为这里所有的年轻人提供积极正向的活动和辅导机会；有时还会借助新的资源，比如开放计算机方向的图书馆分部，在当地的FM频道创办一个年轻人的电台节目。再有就是加强和协调现有的一些资源，比如把原定周日上午的足球联赛做了时间上的调整。这样一来，想要在周日上午去教堂的孩子就不必纠结于这个二选一的选择了。
所有这些付出的努力都需要镇上的家长们有领导力和极大的个体主动性（我自己的角色仅限于引导讨论和观察结果）。他们是能够显著影响到小镇自身服务于年轻人的能力的，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参与者也会成为年轻人眼里投身于公民服务的让人备受鼓舞的模范人物，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角色。然而所做的这些努力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当老一代人过了抚养孩子的那个时间段之后，那需要继续由新一代的父母和市民来做更新。从个人身上卸下来一些负担也很重要，那些乐于在他们的社区里面起先锋带头作用的人们应该鼓足勇气坚持下去，因为很多组织已经成立了，可以为他们提供方向上的指引和支持。
发展社区的积极做法
其中一项行动是由之前提到过的彼得·班森（Peter Benson）所领导的，他是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搜寻研究院”的院长。搜寻研究院和世界各地的社区一起工作，帮助他们识别出促进年轻人健康发展的一些“宝藏”。这些“宝藏”既包括关于孩子的内在的（个性品质和能力），也包括社区能够提供的外在的资源（家庭方面、教育方面、娱乐方面、宗教方面等）。班森和他的同事们帮助社区发展他们的领导力，以及开创他们自己的项目。
关于搜寻研究院的工作方法，有两样是我特别喜欢的。首先，不同于常规的一些“品牌”项目依靠创始人的名誉（和自我）在市场上一决胜负，搜寻研究院的工作完全地融入了社区，很快就不见了自己品牌的影子。我亲自发现这一点是缘于有一次，我的侄女高兴地打电话给我，谈论她在高中的一个项目里面所做的一些很重要的社区建设工作。她们班级进入了社区，把那些青少年能够获得的“宝藏”用地图的方式画了出来，包括孩子们业余时间可以去的一些可靠的地方、他们可以去做运动和学习技能的地方，以及他们可以得到工作培训或宗教方面指引的地方等。我的侄女带着一种确实比较明显的目标感详细地讲述着她的想法，关于如何识别和加强社区的资源，好让全镇的孩子都可以受惠。她和她的朋友担任了这个项目主要部分的领导角色。事实上，她们有着非常切实的自主感，以致她都意识不到搜寻研究院的存在，也感觉不到搜寻研究院在她的家乡发起的这次项目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听完让侄女感觉倍受鼓舞的活动的描述，我有了一个猜测，直到我一个接一个地点开学校网站上的链接，才最终证实了我的猜测——其实，这就是搜寻研究院的一个项目。正是搜寻研究院角色的“隐而不宣”，才能够让我的侄女以“引发出她自己真实目标感的方式”参与其中。
搜寻研究院进行社区建设的做法让我欣赏的第二点是，他们对于年轻人以及年轻人对社会的潜在价值的积极想象从未减弱。一些青少年项目是以关注青少年可能陷入的麻烦入手，不可回避地以看看他们的问题“是否被‘治疗’好了”作为收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搜寻研究院是从识别每一个年轻人身上都有的积极正向的“宝藏”开始的。班森曾在他写的文中批评过“削减赤字”的观点，事实上，服务于青少年的专业人士长期被此观点所主导。把年轻人看作一连串“需要规避的风险”（药物滥用、未成年怀孕、情绪困扰），或者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学习障碍、成绩不良、行为失控），这样的观点根本上就是失败主义者的观点，永远也不会有帮助。一个人没有什么问题，并不足以成就一个有目标感和满足感的人生。
我敢保证，这种“削减赤字”的做法现在既占据着主导效应，又让人感觉非常沮丧。当我10年前来到斯坦福大学接任青少年研究中心（Center on Adolescence）主任时，看到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海报张贴在这栋楼里的墙面上，对我表示欢迎。每一张海报都在“高喊着”年轻人对自己或他人构成的危险的警告。我不记得海报上面准确的信息（因为我在那周内就让人把海报移走了），但大概包含了这样的说明，比如“你知道数以千计的年轻人会在今年犯下谋杀罪吗”？“你知道每三个年轻人当中就有一个会在今年开始抽烟（或喝酒或嗑药）吗”？“你知道在国内的很多地方，年轻人是造成致命车祸的罪魁祸首吗”？“你知道大部分的未成年人怀孕会导致单亲家庭吗”？毋庸置疑，所有的统计数字都是正确的，也确实指出了让人忧心的问题，但它们肯定也无法成为对于年轻人发展潜能的思考当中最有成效的出发点。
由皮特、塔夫斯大学的理查德·勒纳（Richard Lerner）以及其他一些持相似观点的科学家率先倡导的“青年发展的积极模式”现在已经在整个教育界获得了支持5。研究者和实践者发现这个方法远比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孩子有什么问题”的方式更有效。这种积极模式也认识到了年轻人所面对的发展上的挑战，只不过它拒绝把发展的过程看作主要由努力克服“风险”和“赤字”而构成。反而它强调凸显年轻人的“潜能”，包括那些背景上没有任何优势的年轻人，以及有很多不良历史记录的年轻人。这种积极模式的目标在于理解、教育，让孩子投身于有收获的活动，而不是去矫正、治疗，或把他们视作有“适应不良”倾向或所谓的“有障碍”来看待。
班森、理查德以及其他研究者为更直接明确地付出努力帮助“所有年轻人”找到他们的人生目标铺平了道路。为了让我们的社会尽可能最有效地促进这些努力的行为，这个研究也指出了我们应该遵循的一套核心方法。在社会的层面，这些原则有助于建立一个整体的有目标感的文化氛围，可以让在这个社会当中成长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
为自信、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搭建舞台
正如上一章我们所提到的，从父母口中说出来的四个最有价值的字眼是“你能做到！”社会本身是没有嘴巴的，但它们依然也在传递着信息。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的社会选择不去跟每一个孩子传递这样的信息：他（或她）“能做到”。完全相反的是，我们每过一年，都会找到新的方式让孩子知道，生活是充满风险和困难的，没有我们坚持不懈的帮助和提醒，他们是无法应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