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航海的人都想获利，然而他们所用的手段却是缘木求鱼，因为他们是冒了生命财产的危险来求利的。因此，他们所用的手段和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恰巧相反。这一层关系使他们的营利、他们的职业，有超过了营利和职业而成了勇敢的、高尚的事情的可能。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敢结合在一起。因为勇敢的人们到了海上，就不得不应付那奸诈的、最不可靠的、最诡秘的元素，所以他们同时必须具有权谋——机警。这片横无边际的水面是绝对柔顺的——它对于任何压力，即使一丝的风息，也是不抵抗的。它表面上看起来是十分无邪、驯服、和蔼、可亲，然而，正是这种驯服的性质，将海洋变做了最危险、最激烈的元素。人类仅仅靠着一叶扁舟，来对付这种欺诈和暴力；他所依靠的完全是他的沉着与勇敢；他便是这样，从一片巩固的陆地上，移到一片不稳的水面上，随身带着他那人造的地盘——船，这个海上的天鹅，它以敏捷而巧妙的动作，破浪而前，凌波以行。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对海洋文化的描述是极有启发意义的。文化有各种划分，最重要的一种划分法是按照生成的地域划分：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
大陆文化是指以大陆为生成背景的文化，海洋文化是指以海洋为生成背景的文化。这种不同的生成背景包括地域地貌、气候气象、自然生态、风土民俗以及历史文化等差异而形成显着区别。其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大陆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海洋文化是一种商业文化，两者代表人类文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
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以山顶洞人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先民就已经与海有了接触。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广泛使用了独木舟和筏。为龙山文化所哺育并生长在山东半岛和北方沿海的先民，为河姆渡文化所哺育并生长在东南沿海的百越人，都是我国先民中乘舟弄潮的先驱。（席龙飞，2000）
《山海经·海内南经》云：“瓯居海中。”散居在沿海及岛屿上的瓯越先民依赖舟楫来保持联系。古越族人断发文身，自称为龙的子孙，以便在大海中捕捞、探险等生产、生活活动中，能受到海洋中的龙祖宗的护佑，免于葬身龙腹。
（陈乃刚，1995）越人交通“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据考证，当时所用的交通工具便是用石斧、石锛等工具制成的独木舟或双体独木舟。1960年，这种独木舟的实物在温州市郊西山得以出土。当时出土的四条独木舟并排而列，据鉴定，为两艘双体独木舟。独木舟用单根粗大的树干刳制而成，坚实无缝，加工简易。双体联接后，长6～8米，宽1.8～2米，载重可达6吨以上。
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沿海地区较之内地优先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依托良好的港口条件，凭借发达的海上运输。温州古代造船业的历史极为悠久，可上溯到新石器晚期，距今约五六千年。战国时期，温州的制舟技术已发展到用木板造船，由于温州具有良好的地理环境和较高的造船技术，故章巽在《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中指出，东瓯已成了战国时期中国海上交通线上的九个重要港口之一。汉代，温州的造船业得到继续发展。章志诚主编的《温州市志》载：“汉代，温州已能制造扁舟、轻舟及楼船等。”唐代，温州所造的战船已能远洋航行。唐贞观21年（647年），诏令江南十二州造战船数百艘征高丽（今朝鲜），温州为其中一州。北宋时期，温州就已经是一个工商业繁荣、海上交通、贸易发达的城市，为全国11个造船中心之一。北宋末年，温州每年造船达600艘，与明州（今浙江宁波市）同居全国首位。
瓯越文化既然属于海洋文化，那么，海洋文化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笔者认为，曲金良在《海洋文化与社会》中对海洋文化的描述比较有见地：就海洋文化的内质结构而言，它具有涉海性；就海洋文化的运作机制而言，它具有对外的、外向的辐射性与交流性，亦即异域异质文化之间的跨海联动性和互动性；就海洋文化的价值取向而言，它具有商业性和牟利性；就海洋文化的历史形态而言，它具有开放性和拓展性；就海洋文化的社会机制而言，它具有社会组织的行业性和政治形态的民主性，相应地也就具有法治性；就海洋文化的哲学与审美蕴涵而言，它具有生命的本然性和壮美性。（曲金良，2003）
二、独特的温州模式是海洋文化与乡村文化结合的产物
从温州特殊的地理位置看，温州地处东南沿海和瓯江下游，自古以来，既是传统农业生产大为发展的地区，又是一个贸易发达的沿海地区。温州古城是个传统化、乡村化的城市。
历史上，东瓯的农村公社历史悠久，极其顽固，吴、越等地农村公社瓦解最迟。中原地区农村公社瓦解是首先从农业发达的汾河流域的晋国开始，公元前645年，“晋作爰田”，把农民跟他使用的土地固定起来，废除了农村公社调换土地的办法。继晋国之后，是山东半岛的齐国，在春秋之末才废除农村公社。秦国的农村公社在公元前350年才开始瓦解，比起齐、晋来迟缓多了。浙南和闽北地区所处比较僻远，在西汉时经过了两次内徙，而留居深山幽邃的土着越族——山越人，历秦、西汉到东汉末，还顽固地保存着农村公社的残余。
直到孙吴时，由于外来力量的冲击才把它-毁。
自宋代始，江南因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使不愿受少数民族统治的北方人民大量南下，温州人口也急剧增加。至南宋中期的淳熙年间，温州人口则骤增至90多万人。垦田面积大大超过前代，亩产增加。作为一个乡村化的城市，传统农业血缘、地缘等乡土关系所形成的惯例、习俗对温州经济与人民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温州人隐藏着的闯荡冲动也不曾熄灭过。而在温州农村，尤其是东部平原沿江沿海地带，在制度的灰色区域内，积淀已久的小商品意识、经商冲动，以及蕴涵着的市场因素一直蠢蠢欲动。
大海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交融在一定的条件下孕育了独特的温州模式。正如金祥荣、朱希伟所言，温州的商业文化与传统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痕，一旦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刚性有所松动，便会寻找自身发展的突破口，形成对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背离”，这是温州推行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因。温州小商品从一开始就绕开当时计划经济严格的产品范围，以市场为起点和归宿，市场和商品相互刺激，形成良性循环。因此，温州模式不是产生于城市中心，而是在温州广大农村城镇产生的。
第三节温州模式的学术渊源：永嘉学派与刘基思想构筑的儒家文化
温州模式背后的文化力究竟是什么？通常认为温州经济组织发展演变深受永嘉学派影响。持这一观点者认为，永嘉学派强调功利，批评封建政府限制工商业发展的“重农抑末”思想，强调实际的经济利益，重视流通。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未免以偏概全。完整地说，温州模式的文化渊源应该是刘基思想与永嘉学派的融合，总体上看，支撑温州模式背后的文化力是儒家文化。
一、瓯越文化与儒家文化
瓯越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既包括东瓯建都以来的瓯越人在特定地域环境下所创造的科学、艺术、意识和实用技术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也包括在瓯越地区域内，在三国两晋元明清时继承其精神发展的文化。
南宋时温州文化第一次称雄全国，其中以大思想家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永嘉四灵诗派及温州南戏为代表。叶适创造了以事功主义为核心的永嘉学派思想体系，永嘉四灵分别为徐照（字灵晖）、徐玑（号灵渊）、赵师秀（号灵秀）、翁卷（字灵舒）四人，四人的字号中都有一个“灵”字，且都来自永嘉（温州），故有“永嘉四灵”之美誉。“永嘉四灵”诗学和南戏，标志着瓯越文化的发展和成熟。
瓯越文化发展始终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联系，不仅反映经济的发展，而且为经济发展服务。瓯越文化最大的特点是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现代人文精神有着共同点。南宋时期永嘉学派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成鼎足之势，属于儒家的不同分支。就学术思想渊源来说，《宋元学案》认为叶适的思想在南宋儒学的谱系上是属于朱熹、陆九渊同辈分的。只有田浩在《朱熹的思维世界》将叶适放在朱熹门人一辈中。而刘基思想主要来源于儒学的理学，同时，又继承了永嘉学派的精髓。总而言之，永嘉学派、刘基思想都是儒学的发展与分化。
功利性与实用性有助于早期温州模式的形成。“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历史文化传统，浸润了一代又一代的温州人，潜入温州人的“生命基因”之中。这些观念和思想是温州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集中反映，并成为温州区域文化的一个特色。正是在这种文化传统的长期熏陶下，逐步形成了温州人精明的商业头脑和务实的群体性格。
二、永嘉学派的功利主义
永嘉学派又称“事功学派”、“功利学派”等，是南宋时期在浙东永嘉（今温州）地区形成的一个儒家学派，是南宋浙东学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永嘉学派创始人薛季宣、陈傅良分别是现在的温州鹿城和瑞安人，永嘉是当时的州治所在地，故称为“永嘉学派”。稍后的思想家叶适继承和发展了永嘉之学，进一步扩大了永嘉学派的影响，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史称“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叶适）龂龂其间，遂称鼎足”。
永嘉学派的最大特点，就是与当时朱熹的“理学”、陆九渊“心学”大讲身心性命之学立异，他们强调功利，注重事功。
永嘉学派的学术思想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永嘉学派提出了“道不离器”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程朱理学把道看成离开器而独立存在的本体，而器只是道之用，道的体现。永嘉学派的开启者薛季宣问道：“夫道之不可迩，未遽以体用论。见之时措，体用宛若可识，卒之何者为体，何者为用？即从徒善徒法为体用之别，体用固如是邪？”道、器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他明确地说：“道无形舍，器将安适哉？且道非器可名，然不远物，则常存乎形器之内。昧者离器于道，以为非道，遗之，非但不能知器，亦不能知道矣。”
其二，在教育上，永嘉学派提倡学以致用，主张为学务实，关心世事，反对空谈义理。认为“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政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而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而且，他还提出学习者要有立志、勤苦、虚心等正确的学习态度，强调“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叶适的功利教育思想对温州人的商业性格形成起着深远的影响。
其三，永嘉学派的伦理思想是“义利双行”，即“道义”与“功利”相结合。叶适认为不能耻于言利，“昔之圣人，未尝吝天下之利”。他说：“夫天下所以听命于上而上所以能制其命者，以利之所在，非我则无以得焉耳。是故其途可通而不可塞，塞则沮天下之望；可广而不可狭，狭则来天下之争。”“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董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主张“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
其四，在推进经济发展上，永嘉学派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和政策。
在封建社会，士农工商被称为“四民”，而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崇本抑末是封建社会一贯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夫四民（指农工士商）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提倡大力发展工商业。体现出了反叛传统的务实创新精神。
三、永嘉学派与刘基思想的契合
刘基出生在浙江处州府青田县南田山（今浙江省文成县）武阳村一个书香地主家庭里。刘基聪明好学，智慧过人。12岁考中秀才，乡间父老皆称其为“神童”。1324年（泰定元年），十四岁的刘基入府学读书。他从师习春秋经这部言简意深的儒家经典，一般初学童生只是捧书诵读，不解其意。刘基却不同，他不仅默读两遍便能背诵如流，而且还能根据文义，发微阐幽，言前人所未言。刘基的虚心好学和出众才智，不仅使他学就和掌握了丰富的知识，而且使他年轻时就在家乡出了名，大家都说他有魏征、诸葛孔明之才。刘基思想的渊源，笔者比较赞同周群的观点，即就其学术思想渊源来看，刘基一方面自蒙童之时就研习濂洛之学，受理学熏染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深受永嘉学风濡染，因此，既明道又计功，既探幽发微于儒家精义，又精通经济实用之学。周群这一见解归纳两点：第一，从文化传承看，刘基学术思想主要来源于儒学的理学，同时，来源于永嘉学派；第二，刘基思想与永嘉学派契合之处在于：都强调义利合一，讲求经世济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