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军突起的爱情诗是五四新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胡适、郭沫若、刘大白、刘半农、俞平伯、康白情等都曾一展歌喉，抒唱爱情。而“专心致志做情诗”，并把爱情诗创作推向高潮的则是杭州西子湖畔几个结社而聚的年轻诗人。他们聚集西湖、游历山水，诗文唱和，怡然自得，并在1922年5月合作出版了一部诗集——《湖畔》，从此，中国新诗史上一个长于写情诗的新诗团体——湖畔诗社诞生了。
湖畔诗人大多数为浙江第一师范的学生。应修人、汪静之、潘漠华和冯雪峰四人是湖畔诗社最早的成员，稍后有魏金枝、谢旦如、楼建南（适夷）等人加入。继《湖畔》出版后，他们又先后出版了《蕙的风》（汪静之，1922年）、《春的歌集》（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1923年）、《苜蓿花》（谢旦如，1925年）等多部诗集。
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湖畔诗社也许只是彗星一瞬，其活动规模不大，时间也不是很长（1925年“五卅”后基本停止了活动），但在五四时代精神的感召下，湖畔诗人“以胜利者的姿态，鄙视封建的道德礼教，无拘无束，自由放纵地唱起爱情之歌”。他们拓宽了中国诗歌的题材领域，开启了爱情诗创作的新时代。在他们专心致志吟唱爱情的诗篇中，由真挚的情感，活泼的形式，灵动的技巧，单纯、清新、淳朴的诗美所构成的独特审美风格，在诗歌革新的一片洪钟大吕声中透出几分活力，并以其对传统诗艺的突破与超越，完全汇入了五四新文学的大潮，别具一格地成为中国新诗史上引人注目的一页。
第一节 “专心致志做情诗”：造中国爱情新诗的塔底
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湖畔诗人的出现创造了契机。在新思想、新思潮的鼓动下，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汪静之们满怀爱国热情和追求个性解放的理想，用自己的诗笔大胆而狂热地写情爱，写友爱，写母爱，以及自然与民众，而写得最多，影响最大的则是爱情诗。情诗构成了湖畔诗人创作的主导倾向，它标志着爱情这个永恒的文学主题，在古老的诗国——中国经历了千百年的凝练之后，到了1920年代焕发了新的生机，情诗的文体意义发生了现代与传统的分野。湖畔诗人的情诗中，真诚、执着而外露的爱情传达，清新、自然、灵动而纯美的诗艺创造，标志着爱情的抒写模式实现了现代性转换，中国新诗爱情诗的塔底已经建成。
一、挣脱羁绊：“坦率地告白恋爱”
诗是情感的园地，心灵栖歇的场所。爱情是最纯洁的情感，是心灵的故乡。爱情是中国诗歌的永恒主题。中国古代，爱情诗的创作有着悠久的历史。从《诗经》、《楚辞》、汉乐府到后来的子夜歌、竹枝词等形式中，都有不少优美的脍炙人口的爱情诗经典。但在封建社会里，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禁人欲”就像是有形和无形的锁链，紧紧束缚着人们的身心。本是人性的常态却被视为变态，而人性的变态又往往被视为常态。爱，以及对爱的歌唱，总被认为是罪过。传统的诗教强调“思无邪”，就是要求作者写诗不要萌发邪思，即不悖于封建礼教规范。因此，中国传统诗歌，即便表达美好的爱情，主要表达方式仍是借物咏情的含蓄，少有大胆直白地袒露心曲的作品。正统文人的爱情诗，不仅数量很少，而且多以“忆内”、“寄内”、“思夫”或暗喻隐指的方式来表达。五四时期强调美和爱，就是针对封建道德压抑人性与毁灭爱情而发。鲁迅先生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中，照录一个不相识的少年写的一首题为《爱情》的诗后指出：“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可以见得，对爱的讴歌，要有怎样的反抗的勇气和力量！
五四前后，在民主、科学思潮的影响下，反对封建礼教的口号日渐响亮，追求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声浪高涨，而个性解放的重要体现则是爱的自由。《伤逝》的主人公子君就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吼声。《沉沦》的主人公大胆宣称，“知识我不要，名誉我不要，我所要的就是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汪静之等湖畔诗人登上了诗坛。他们以爱的大胆欲求对桎梏人性的旧道德进行反拨，对容不得恋情的怯懦世界发出挑战，将爱情视作一种违抗紧闭和真诚追求自由的行为，并以情诗作为寻求人性解放的最佳方式。
毫无疑问，湖畔诗人的情诗创作，意义非凡。一方面，当他们登上诗坛的时候，尽管中国新诗已经建构起来，创作上数量也不少，但爱情诗却不多见。即便有胡适的《应该》、郭沫若的《Venus》、黄琬的《自觉的女子》、鲁迅的《爱之神》、刘大白的《邮吻》、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俞平伯的《占有》、康白情的《窗外》等较早用白话形式写成的爱情诗，但影响甚微。另一方面，在科学与民主号召下，人们虽然已经获得了恋爱婚姻的自由意识，但爱情在诗中还呈现出封闭的状态，要冲破诗坛这种僵局，就必须解除人们头脑里的脚镣手铐，敢于破坏一切陈规陋习，标新立异。康白情那时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大胆抒写爱情的诗人，但仍不免存在矛盾顾虑的创作心态。他于1929年在《草儿在前·四版重读后记》中说：“七八年前，社会上男女风俗，大与今日不同。着者虽也曾为主倡男女道德解放的先驱，而鉴于旧人物的摈斥，尤其是新青年的猜忌，竟不敢公开发表。”这在当时也许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虽大声呼叫解放，但触到个人内心，尤其是情爱这一隐秘处，还是不免有所踌躇。而湖畔诗人却挣脱了封建羁绊，“坦率地告白恋爱”，“堂而皇之，正大光明地写情诗”，“毫无顾忌，理直气壮地写情诗”。这就使他们在那个“容不得恋爱的世界”显得鹤立鸡群了。
应该说，湖畔诗人爱情诗的崛起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时的他们，多为20来岁爱好文学的青年，好做玫瑰色的梦；也有些情感上的经历。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艺术的灵感无法不钟情于爱，而爱则会频频触发艺术的灵感，由此流溢出来的便是一首首爱之诗了。加之湖畔诗人心灵纯洁，朝气活泼，开放乐观，他们上一辈的诗人解不开的束缚，说到做不到、想到说不出的事情，到了他们这里，大多能一概化了。所以废名说，湖畔诗人“那时真是可爱，字里行间没有染一点习气，这是最难得的。他们的幼稚便是纯洁”。他们的诗是“没有沾染旧文章习气老老实实的少年白话新诗”。同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洗礼带来了“人的文学”的勃兴，文学以人为描写对象，认识人、创造人、表现人的灵魂成为当时瞩目的文学课题。情爱作为人性的一大构成，以圣洁、坦诚的面目进入文学，被新文学视作当然的创作倾向。湖畔诗人的情诗也便因此具备了创作的氛围。此外，五四新文化运动还带来了“人的觉醒”的时代主题。当时敏感的知识青年都沉浸于反对旧道德、推崇新道德的抗争之中。其中尤以抗拒旧式婚姻、追求理想爱情最为突出，整个社会都能感受到一股强大的个性解放思潮的涌动。由此，湖畔诗人率直坦诚的情诗，具备了被社会接受的文化语境。
但是，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是不会悄然消失的。湖畔诗人的爱情诗一露面，就受到顽固派的恶意攻击，以致引出一场轩然大波。胡梦华首先发难，发表《读了栀蕙的风枛以后》一文，指责湖畔派的爱情诗“不道德”、“轻薄”、“堕落”、“是有意挑拨人们的肉欲”，是“兽性的冲动之表现”，“是淫业的广告”。还有人把他们的诗称为“诗坛上的一颗炸弹”，极力否定《蕙的风》和其他湖畔诗人的作品。为此，鲁迅、周作人、章洪熙等着文肯定湖畔派诗人的创作。鲁迅在1922年写的《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一文中狠狠讽刺胡梦华之类的正经面孔：“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
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净。”鲁迅在1925年还写了《诗歌之敌》，尖锐指出反对爱情诗的“老先生”、“小先生”们是“诗歌之敌”，要求青年诗人“对于老先生的一颦蹙，殊无所用其惭愧。纵是稍稍带些杂念，即所谓意在撩拨爱人或是‘出风头’之类，也并非大悖人情。”周作人专门作了《情诗》一文，指出汪静之《蕙的风》倘若由传统的权威看去，不但有不道德的嫌疑，而且确实是不道德的了，但是这旧道德上的不道德，正是情诗的精神，“所以见了《蕙的风》里的‘放情地唱’，我们应该认为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同时，胡适、朱自清、刘延陵还为《蕙的风》作序，周作人向诗坛介绍《湖畔》，应修人向周作人请教诗艺，汪静之于1921年寄诗给鲁迅，鲁迅回信鼓励他写恋爱诗。在新文学阵营的首肯与支持下，湖畔诗人终于突破了诗歌传统与传统诗教的束缚，也冲破了现实中阴魂不散的腐朽文学观对爱情表达的重重禁锢，另辟蹊径，别创新格，为中国新诗拓展出一席情诗的领地。
二、“生活在诗里”：“专心致志做情诗”
朱自清曾经这样说过：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
这时期的新诗做到了“告白”的第一步，《尝试集》的《应该》最有影响，可是一半的趣味怕在文字的缠绕上。康白情氏《窗外》却好。但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他们那时候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
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写得情真意浓，清新甜美，又透出一股青春年少的纯真。爱在他们的心中涌动，在他们笔下流淌。他们歌颂青春，渴慕爱情，爱的幸福，爱的情趣，爱的忧虑，爱的苦闷，被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得淋漓尽致。
“真是诗底唯一深固的始基，诗是真底最高与最终的实现。”湖畔诗人的情诗之美，首先表现在对爱情诚挚、率真的歌唱上。他们所描摹的爱情多以人间世态的真面目呈现，不加藻饰，不避实情，有一种清纯的写实美。应修人的《妹妹你是水》，就是他对爱情真情的流泻：
妹妹你是水——你是清溪里的水。
无愁地镇日流，
率真地常是笑，
自然的引我忘了归路了。
妹妹你是水——
你是温泉里的水。
我底心儿他尽是爱游泳，
我想捞回来，
烫得我手心痛。
妹妹你是水——
你是荷塘里的水。
借荷叶做船儿，
借荷梗做篙儿，
妹妹我要到荷花深处来！
全诗三节，每一节都运用暗喻的表现手法，将自己深深恋爱着的青年姑娘比作水，层层深入地抒写自己对美好爱情的陶醉之情。妹妹“你是清溪里的水”，纯洁活泼、天真欢乐的姑娘，“率真地常是笑”，我不觉被姑娘吸引，忘了归路了。妹妹“你是温泉里的水”，给我以温暖，“我底心儿他尽是爱游泳”，在爱的温泉里我的心儿“烫得我手心痛”。
妹妹“你是荷塘里的水”，我欲“借荷叶做船儿”，“借荷梗做篙儿”，到荷花深处亲近你。诗人对“妹妹”真挚的爱热烈而深沉。
又如汪静之的《我俩》：
我每每乘无人看见，
偷与你亲吻。
你羞答答地，
很轻松很软和地打我一个嘴巴，
又摸摸被打的地方，赔罪说：
“没有打痛罢？”
你那温柔的情意，
使我真个舒服呵！
将少男对爱的渴慕与沉醉和少女的多情与羞赧描摹得惟妙惟肖。诗的语言虽嫌直白，却别有一番率真，全诗弥漫着一种甜美的情愫。
湖畔诗人们总是把情诗写得情真意切，款款深情牵动人心。汪静之的《能变什么呢》，为了所爱的人幸福，“我”愿变星星、变碧落、变池水、变微笑，变什么都行……爱的执着在主人公一腔炽热的情怀中显示出来，令人感叹不已。而潘漠华的《忘情》和《问美丽的姑娘》，前者是一首忧郁的挽歌，用墓头青草缠绕住“我”的心为喻，十分贴切地写出了“我”深沉的悲哀；后者是欢快的追求，作者用三个比喻步步深入，巧妙委婉地烘托出对美丽姑娘的爱慕。
湖畔诗人的情诗之美，也表现在对爱情大胆、外露的张扬上。汪静之曾在《蕙的风·自序》中说：“被封建道德礼教压迫了几千年的青年的心，被五四运动唤醒了，我就像被捆绑的人初解放出来一样，毫无拘束地，自由放肆地唱起来了”，因而“没有顾忌，有话就瞎说”。
鲁迅评价汪静之的诗时说：“情感自然流露，天真的清新，是天籁，不是硬作出来的。”
湖畔诗人们凭着敢于敞开心扉、吐露真情的勇气和决心，大胆直率地描写个人爱情生活，自由自在地表露内心最纯真的恋情。
汪静之这样写道：
我每夜临睡时，
跪向挂在帐上的《白莲图》说：
白莲姊姊呵！
当我梦中和我底爱人欢会时，
请你吐些清香薰着我俩罢。
（《祷告》）
对幸福爱情的美好憧憬，被诗人融化在天真的祈祷中。诗人恋爱心理的纯真告白，引起了无数时代青年的强烈共鸣。同时代的赵景深曾说：“《祷告》一诗是我在初恋时期所最爱读的，……我爱这首诗的温柔甜蜜，当我第一次做玫瑰色的好梦时，每逢晚间睡眠，总要低声吟唱一遍，虽然我帐子上并不曾挂着《白莲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