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中国网民易受群体感染，不仅表现为暴力行为方面，也表现在一些积极的行为中，例如，中国网民之所以更容易受群体的感染，是因为他们有更强的寻找集体归属感的需要，这源于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的传统。在跨文化研究中，一些学者认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东方文化强调集体主义，而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以紧密的社会结构为其特征，在这个结构中，人们对内群体和外群体加以区分，人们期望他们的内群体（亲属、氏族、组织）来照顾他们，作为这种照顾的交换条件，他们对内群体拥有绝对的忠诚。
个人主义表示为一种组织松散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人们应该自己照顾自己和直系家庭（史蒂夫·莫腾森，1999）。
尽管在现实社会的结构没有原样复制到网络社会中，但是，新的结构仍然不会完全脱离原有的社会传统，中国网民对于群体的心理需要，对内群体与外群体的区分，仍然是强烈的。他们不满足于网络中的独来独往，也不满足在网络中随机的互动，而更多地希望在稳定的群体中找到自己的心理归属感。对于群体的依赖，使他们受群体内的权力关系、情绪感染等的影响更强，受群体压力更大。
三、思维特点
（一）质疑成为一些网民思维的基调
质疑，是一些中国网民思维方式的基调。那就是，对于各种正面的信息，多数网民首先的反应是不相信、不认同，有些人在此基础上会用相应的方式来证实自己的判断，而更多的人，仅仅是维持着怀疑这一直觉。
2007年年末的“华南虎”事件，使网络质疑达到一次高潮。对陕西一农民拍的华南虎照片的真实性的质疑，从少数人很快波及整个网络，尽管多数人并没有华南虎或照片数字化处理方面的知识，但是，他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没有相关依据的情况下，对华南虎照片的真实性做出断然的否定性判断。
之后，在中国发射“嫦娥”探月卫星后，又有人针对“嫦娥”拍摄的月球图片提出了质疑：通过和美国2005年绕月卫星拍摄的照片比较后，判断中国发回的首幅“月球脸”照片与之完全相同，并因此而认为是“拷贝”、“做手脚”。
有人指出，“对于这种‘猜疑一切’的舆论氛围，我过去曾认为这是一种社会信任制度缺失下的制度性焦虑：由于社会在透明度、法治化、规范性、诚信度等基础秩序上非常差，在看惯了一个个黑幕和丑闻后，在遭受过一次次的权力排挤和关系暗算后，人们总感觉每件事后必有一双罪恶的双手在操纵着一切。所谓‘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猜疑，是缺乏制度预期下公众对现实一种悲观的过度防卫。
“后来经过了‘华南虎事件’，质疑越来越多，猜疑思维越来越普遍化，甚至毫无根据地怀疑‘嫦娥’失踪和月球图片造假，我感觉问题并非都出在制度上，‘猜疑一切’中也有人们自身的毛病和网络的弊病。
作为一种吸引关注和制造轰动的姿态，怀疑越来越无厘头和娱乐化，已经成为一种大众狂欢的方式。”（曹林，2007年12月3日）应该说，一些中国网民的思维方式中的质疑基调，是多种社会原因造成的。
首先，它与社会普遍的诚信缺乏相关。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尚没有健全的诚信教育，也没有完善的相关法律与自律系统，各个层面的诚信缺乏，使人们对于他人、企业甚至一些政府机构都不得不保持警惕。而一些制度造成的信息不透明，使人们对于与自身相关的各种信息缺乏判断依据，不得不以猜疑作为基调。
其次，质疑是对传统教化的一种反叛。中国的传统教育是讲求服从、接受、遵守等，这些教育的过度，会带来逆反心理。人们需要在某些时候对这种教化进行反叛，去除过度教化产生的抑制，网络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自由的空气。尤其对那些正在接受各种不同层次的教育的年轻网民来说，他们的质疑思维，是对他们在学校中受到的遵从教育的一种自我改造，是一种心理的释放。
第三，网络中信息发布者成分的多元化，信息源的不确定，也易使人们对于网络中的信息真伪失去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质疑成为一种基本的防卫姿态。
第四，质疑被一些网民当做表现个性的一种方式。他们通过怀疑、挑战来表现自己的个性。当然，当质疑成为一种普遍的思维基调时，它也就难称为个性了。
一般来说，质疑的声音容易产生较强的传播效应。因为，它会引起各种不同角度的关注、反思与讨论，这个过程会不断吸引新的注意力。质疑的风气在网络中容易形成，同时由于网民的互动而放大。在现实空间里，由于很难形成公共交流空间，人们的猜想、怀疑，只是一种孤立的个人的感觉，由于得不到他人的呼应，人们往往不会坚持这种感觉。但是，在网络中，由于互动的影响，个人的质疑会集合起来成为一种集体的质疑，在集体力量的影响下，很多网民会强化、放大质疑的心理，甚至有些人可能会形成质疑一切的偏执。
应该说网民的质疑思维有各种现实的原因，质疑的思维，可以促进人们去寻求事物的真相，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揭露社会问题，推动某些问题的解决。
但是，质疑可以作为认识事物的起点，却不应该成为其终点。在质疑心理的推动下去探求真相，找到答案，才是积极的思维方式。而如果只是毫无根据地维持自己的质疑心态，甚至将质疑变成一种条件反射，对任何事都质疑，也容易使人走到狭隘与极端的境地。网民普遍的质疑心态，也与他们行为上的解构性与暴力性相辅相成，在一些时候，会产生较为明显的负面影响。
（二）易被简单化思维主导
从总体来看，很多中国网民易被简单化思维主导，这表现为他们对一些事物或人物的判断是基于简单的价值框架，如“对”与“否”，同时，他们喜欢用贴标签式的方式、符号化的方式来简化复杂事物。
例如，将复杂的社会事件简化为弱者与强者、善与恶的对立，就是一种典型的简单化思维。同情弱者是多数网民的一种思维定式，而这种思维定式直接影响了人们对真相的判断以及意见的表达。一些网络事件发生后，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对弱势者不假思索的同情和对强者不假思索的声讨，在这里，弱者被当成了善的符号，而强者被当成了恶的代表。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被局限在这样简单对立的关系中。
基于这样一种简单的思维定式，一些中国网民在对待民与官的关系、贫与富的关系方面，也容易受到简单思维主导。
同情弱者的心理定式，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固定的成见。当它与别的某些固定成见（如社会上对第三者、后妈、富人、官员等的固定成见）结合起来时，带来的情绪更为强烈。
在一系列网络事件中，网民的简单思维都表现得很充分。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人们并没有去寻究真相的愿望，往往基于一面之词便对当事人作出评判，例如，“史上最毒后妈”事件就是如此。有时网民用想象去填补那些事实的空白之处。例如，“宝马撞人”事件中，人们对于撞人者与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的关系的传言正是如此。
把事物简化为弱者与强者、善与恶的对立，体现了一个更耐人寻味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在现阶段，不少网民习惯于用简单的道德化框架认识复杂的社会问题。
有学者认为：“我们好像陷入了一种道德焦虑之中，对于社会道德问题的高度警觉和敏感超过了我们对于具体问题认知的愿望和应对的能力。这种道德化的倾向对于揭露明显的社会丑恶，批判社会的不良问题，是非常有效的，也有积极的贡献。但它的限度和问题其实也暴露得相当明显。它使复杂的社会问题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善恶是非的道德对立。当代社会其实有大量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不能仅仅从道德问题出发。”（张颐武）
此外，对于一些网民来说，参与公共讨论的根本动因，是要解决自身的一些困惑，释放自身的心理压力，他们所议论的事件或人物，只是一个载体。他们所关注的，是这些事件或人物所折射出来的自身的命运。
正如在“宝马撞人”事件发生后有分析者所指出：“它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分层的现状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25年的经济改革，不可回避的是我们已经开始进入一个社会结构和利益明显分化的社会，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往往是不一致的，甚至有时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现在比较突出的劳资矛盾就是证明。回到‘宝马案’上，当‘王子犯法，能否与庶民同罪’这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疑问撞上了少数富豪为富不仁、权钱交易、操纵司法的现实阴影时，无数的讨伐声就顺着‘宝马车撞人案’这一决口喷发出来，积攒了一段时间的社会情绪找到了一个总爆发的导火索，难以描摹的种种不平衡心理夹杂其中。”（郑亚楠，姜德锋，2004）
基于自身利益考察这一坐标，人们往往会将问题简单化，将事物放在顺应自身利益或违背自身利益两个方向去思考，这也是一些网民简单化思维的一个原因。
在对名人的态度上，中国网民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倾向体现在粉丝群体上，那就是对名人的绝对认同。另一种则表现为绝对否定，这种思维往往是名人的社会地位、财富等方面的优势让人们产生的心理反应。
在中美关系问题、中日关系问题等复杂的国际问题上，简单化思维也是时有表现。
简单化思维并非中国网民所特有，但是中国网民似乎更容易受到简单化思维主导，这可能与他们长期所受到的教育有关。中国式的教育，让人们习惯于从“是”与“否”、“对”与“错”等二元对立中去进行价值判断。
此外，这也与网络中的群体心理相关。社会心理学家扎伊翁茨（Robert Zajone）认为，他人在场时，会形成一种社会唤起，促进优势反应，其结果是促进简单行为，削弱复杂行为。即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的事，人们能做得更好，而复杂的事则会做得更差。这种心理现象，被称为“社会助长作用”（戴维·麦尔斯，2006）。中国网民的群体互动非常频繁，这也会使群体的影响程度变深，使简单化思维这样一种简单行为得到“助长”。
从传播的角度看，基于简单思维尤其是简单的二元的意见表达，更便于传播，因为它们更容易被人理解，也容易吸附别人的认同。它们在网络传播中更容易得到放大，或者成为优势意见。这也反过来会强化一些人的简单化思维。
四、价值取向特点
（一）道德上的双重性
在道德方面，中国网民常常显示出矛盾的双重倾向，即开放性与保守性并存。例如，一方面，与性有关的内容在网络中随处可见，关于多角关系、不伦关系的“社会新闻”、“八卦新闻”也在网络中广泛传播并为一些人津津乐道，各种形式的网络色情也越来越泛滥。另一方面，在一些网络事件的讨论中，人们又表现出道德上的保守性。对于与传统道德观相违背的事件或人物，人们的声讨非常激烈。例如，在“铜须门”事件、姜岩事件、“史上最牛小三”事件等一系列网络事件中，对于“第三者”这样一种违背传统道德观的现象，网络中无一例外的都是由谴责之声甚至更激烈的讨伐行为占了上风，出现了一边倒的舆论。
在2008年初的“艳照门”事件中，这种双重性表现得更为明显。
2008年2月，网络中逐步出现香港艺人与多位艺人的激情照，随着照片的不断公布，涉及的女艺人也越来越多，此事引起香港娱乐界的轩然大波，也引起网络热议。一方面，一些网民想方设法在网络中搜寻与传播“艳照”，另一方面，网络中的舆论又表现出对这些艺人行为的不齿。
这种双重性与网络中私人空间与公共话语空间相统一的特性有关。人们的“开放性”更多地表现在私人空间里，而“保守性”更多地体现在公共话语空间里。这体现出人们的一种自我平衡与自我保护。
这也许可以用“认知失调”来解释。人们既希望通过网络来满足“本我”需求，但由于受到传统道德观的长期影响，人们对于本我状态下的需求以及满足，往往又会产生“罪恶感”，这时需要通过某些方式来减少这种失调，而在公共话语空间中参与声讨那些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就是一种减少失调的方式，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感觉自己成了道德的化身或卫士，这对他们的犯罪感是一种平衡。
人们在公共话语空间的“保守性”，也受到群体互动的影响，由于社会传统的原因，保守的价值观更容易成为公共话语空间的主流意见或优势意见，人们受到他人的影响和环境的压力，大多会选择服从优势意见，这也会加强这些保守性意见的力量。
这种道德上的双重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人在社会走向开放过程中的复杂心态，也折射出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困惑。中国社会的文化习俗、道德传统，长期作用于个体，对个体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但它们在社会的开放过程中，开始受到种种因素的冲击，已不像传统时代那么牢固。而另一方面，面对“开放”的道德观，人们又充满疑惑、担忧，特别是担心在此过程中自身利益和社会稳定受到影响。网民的双重道德取向，正是社会道德传统动摇过程的一种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