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为仁之方就是行忠恕之道。“忠”就是尽己之心去帮助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恕”就是不要把自己不愿意的施加于别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宋儒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解释道：“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也就是说，以仁爱人时，既要尽心尽力助人，也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宽恕待人。总之，忠恕即为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即是为仁之方。再次，为仁有道德标准，否则，以己好恶衡量之，就不能利人，反而害人。
这个仁的道德标准就是礼。合乎礼即为仁，不合乎礼即为不仁。所谓“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也就是说，要以礼来约束自身，使自己的言行举止都与礼相符，克制违背道德的一切私欲杂念，从而达于仁。第四，为仁之道就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仁，它完全是个体内在的道德自觉，而不是外在约束和强迫的结果。即“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最后，主张德治，即国家治理要贯彻仁的道德原则。“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即以德治理国家，统治者就会得到民众的拥护，如同众星环绕北极星一样。
而施行德政的关键在于为政者的德性修养。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总之，以仁为道德原则来加强个人的内心修养，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此维护“君臣父子”的社会等级关系。这就是孔子“仁”的思想，并为后世儒学所承继。而这也是历代统治者所看中，所能借以稳定社会秩序之需的。
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是儒家思想的另一大特色。儒家与出世的宗教不同，它是主张积极入世的，即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修身的目的是达于仁，成为“圣人”。修身要注重“格、致、诚、正”，即“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大学》）。身修后，就要治理好家庭，即齐家。它中联修身和治国、平天下。齐家有赖于修身，“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同时，家是国之本，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家又与国家天下休戚相关，“室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汉书·匡衡传》）。身修家齐后，就要投身仕途，辅弼君主，为国尽忠，特别是国家政治清明时，更要兼济天下，立事功。此即儒家所谓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亦即“内圣外王”。
总而言之，儒家思想以仁为最高道德理想和伦理政治原则，以礼为行为规范，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易为上至帝王、下至黎庶的一切人遵行实践，同时努力把他们培养成良民、“仁人君子”和能为帝国效力的人，进而形成忠君爱国、尊卑有序、互谦互爱的无冲突社会，或者说冲突最小化，确保帝国的长治久安。因而，儒家思想就成了帝国统治者能接受并长期奉行的统治思想，而历代统治者也无不以儒学思想教化臣民，以稳固自己的统治。
以上就是儒家思想独尊两千年的一些原因，具体到汉武帝独尊儒术又有具体的原因。那就是董仲舒对先秦儒学进行改造发展，适应了大一统帝国的需要。
在董仲舒看来，天是有人格、有意志的至上神，通过阴阳五行的变化产生万物和人类。天是至善的道德化身，“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由于天和人在道德、意志上是一致的，因而，人与天是相合的，即天人合一。既然天人合一，天子又代天立言，因而，天子就成为人世社会的最高主宰，“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这就是董仲舒的“君权神授”，它为君权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为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和国家政治的一统铺平了道路。董仲舒还发展了儒家仁的思想，把仁提升到天的高度，提出了“三纲五常”学说。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董仲舒阐述了“三纲”，即“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在与汉武帝的第一次策问中，他提出了五常，即“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汉书·董仲舒传》）“三纲五常”学说树立了君主的绝对权威，维护了大一统局面。董仲舒在第三次对汉武帝的策问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即“《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统一思想的建议有助于巩固大一统局面，同时也为君主统治的合法性和巩固提供了理论根据。董仲舒在强调德治的基础上，又为大一统帝国确立了统治策略模式——德主刑辅，阳徳阴刑，即“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以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汉书·董仲舒传》）总之，儒学经过董仲舒的改造，适应了君权专制统治和大一统帝国的需要，也确立了自己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
在中世纪欧洲，没有统一的政权，而是分裂成各个独立的王国。虽然这些王国各自为政，也不完全是政教合一，但是，基督教会基本上得到了世俗政权的支持，其神学思想始终一统中世纪欧洲的社会思想。
基督教发轫于公元1世纪，公元4世纪后，成为罗马帝国承认的合法宗教，并最终演变为帝国的国教。进入中世纪后，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覆灭，西部统一的政权不复存在，代替它的是日耳曼诸王国。基督教会在此期间逐渐发展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宗教政治势力，并借助于世俗政权的力量，实现了整个西欧的基督教化，成为西欧的精神统治者，也即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与入世的儒家思想不同，基督教神学思想并不关注现世，它关注的是上帝和天国。基督教神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圣经上，可概括为三句话：“上帝创造世界的世界观，赎罪救灵魂的人生观，博爱的伦理观。”具体地说，首先，上帝是“最高存在”和“永恒存在”，他全知全能，创造和主宰世界万物。其次，人与生俱来有原罪。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赎罪拯救灵魂。为此，就要笃信耶稣基督。只要信基督，不分贫富、贵贱，都能洗涤自身的罪孽，进入天国，从而避免下地狱。再次，基督教的伦理观主要体现在“摩西十诫”，它包含人对上帝以及人对人应尽的义务，其主旨是爱上帝和爱人。基督教神学思想不仅对普通大众具有吸引力，而且又不威胁有权有势的社会阶层，使得它能够在多民族中不分阶层地广泛传播。基督教通过教士不断地向教徒灌输神学思想，同时，又通过宗教仪式来巩固教徒的信仰，接受教会对他们思想和言行的监督，确保基督教神学思想始终占据教徒的头脑。
对那些敢于怀疑、违背和反对基督教神学思想的人，都会遭到教会严厉的惩罚。一个严厉的惩罚就是处以“破门律”。所谓“破门律”，是指教会停止有罪教徒参加一切宗教活动，并把他和外界隔绝起来，禁止与人接触，不给他任何的帮助，使其完全处于孤立无助的境地。如有谁违反这些规定，也会遭受同样的惩处。如果世俗统治者被处以“破门律”，他不在一年之内获得教皇的宽恕，他的臣民都要对他解除效忠宣誓。可以说，处以“破门律”是非常痛苦和可怕的。对于那些公然否定神学思想，传播科学与革命思想的，教会就会对其扣上“异端”的罪名，送交宗教法庭审判，甚至判以火刑。在这一时期有难以计数的被监禁、烧死的自然科学家就是最好的明证。由此可见，基督教利用一切手段，包括残酷镇压的手段，来确保其神学思想的统治地位，维护教会和封建统治。
在阿拉伯地区，伊斯兰教神学思想占据着正统思想的地位。但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不同，它的正统思想的地位是伴随着阿拉伯半岛发展成为统一的政教合一的国家而确立起来的。
伊斯兰教是穆罕默德于公元7世纪初创立的，通过建立政教合一性质的政权组织，组织穆斯林军队，发动“圣战”，来扩大伊斯兰教的影响。他去世后，伊斯兰教已经在阿拉伯半岛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四大哈里发时期，继续保持政教合一的体制。同时，继续进行“圣战”，传播伊斯兰教思想，对异教徒进行驱逐和同化。到阿拉伯帝国时期，帝国发展成为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伊斯兰教也随之成为这些地区的正统思想。奥斯曼帝国时期，也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伊斯兰教仍是帝国的国教。
伊斯兰教的神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古兰经》中，它核心的内容主要由五个基本的信仰观念组成，即信安拉、信使者、信天使、信经典、信后世。在伊斯兰教中，安拉是世间唯一的神、最高的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使者是受安拉启示并向世人宣传教义的人，也即先知。安拉在不同的时期派遣不同的使者和先知向人间布道。安拉曾通过使者降示过多部经典，其中《古兰经》是安拉最后的启示，也是最完整、最可靠、最神圣的经典。天使是安拉创造的精灵，协助安拉掌管宇宙万物。伊斯兰教还认为现世是短暂的，后世长存。世界终有一天将毁灭，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后，所有死者都将复活，并依照生前的善与恶接受安拉的审判，善者进入乐园，恶者进入火狱受罚。圣战中的殉教者可以不必等待审判而直接升入天国乐园。除基本的信条外，伊斯兰教还形成了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宗教仪式，即五项“天命”（穆斯林对安拉应尽的义务），我国穆斯林称之为“五功”，即念、礼、斋、课、朝。总之，“伊斯兰教的教义体系（‘五信’）和礼仪体制（‘五功’）的确简单明了，便捷易行。比较容易为文化落后、思想简朴的阿拉伯部落民所理解和接受。……穆罕默德发动的伊斯兰运动之所以能以飞快的速度取得顺利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固然是因为它的一神教义适应了阿拉伯民族统一的历史趋势；但另一方面，与它在教义体系和礼仪体制上的便捷易行也有关系。”换句话说，这是伊斯兰教神学思想被广泛接受并始终占据教徒头脑的原因，或者说占据统治地位的原因。
第五节偏好实用性知识
进入古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剩余产品的出现，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批脱离繁重体力劳动而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就是最早的知识分子。虽然古希腊繁荣的商业给予了知识分子独立的经济地位，他们可以利用闲暇时间开展独立的思考；这种思考很大程度上不受外界或者准确地说不受权力干扰，形成了西方古代知识分子为知识而知识传统，但是，我们看到，这一阶段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缺乏物质生活的根基，更多的只有“货与帝王家”，为统治者服务，才能很好地生存下去。因此，他们大多依附于官府，一边从政一边从事科学研究。这在中国最为典型。如《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收入的77位科学家中有50位出身官宦世家或自身曾经为官。《畴人传》收入275位科学家，其中西汉至明末共有195人。这些科学家确切指出为“布衣”、“诸生”（准候补官吏）的只有4人，明确指出官职甚至调转情况的则多达163人。由于知识分子依附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那么，专制王权就不可避免对他们的研究进行干预，使他们的研究按照专制王权的喜好来开展，使得对专制王权有用的知识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这在古代中国最为典型，因此就以它为例加以说明。
在古代中国，君主专制为知识分子设计好了入仕的途径，也即他们“货与帝王家”途径。这就是科举。科举一个最大的特点是，考试的内容一般仅限于经学、史学等，其中又以《四书》《五经》为主，而理论性以及涉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科技知识则被视为末学，是淫思臆想，一概加以排拒。这一举措对知识分子学习和研究具有很强的导向性，使广大知识分子将毕生的时间投入到儒家经典的研习中去，而把从事科学研究当做是一种业余爱好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结果是娴于治经赋诗的知识分子众多，进行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很少；所谓经世致用的知识和道德修养的知识以及诗词歌赋汗牛充栋，而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很少。特别是到了明清极端君主专制的时代，八股文盛行，知识分子只能在程朱理学的圈定范围内“代圣贤立言”，思想受到严重束缚。此时不要说科技方面没有什么成就，就是所谓的经世致用的知识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