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一方面是许多好的道德传统遭遇信任危机的挑战，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公益慈善的理念又处于启蒙阶段。2011年在公益界飞来了两只黑天鹅：“郭美美风波”“卢美美风波”。这再次说明，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走向规范、开放的正轨已刻不容缓。善有善报应成为公益慈善事业的基本理念。但是，公益慈善的健康发展，既不能寄望于道德层面的感召，也不能由政府一家包办，而应建立一套允许社会参与的开放机制。有人说，“郭美美风波”虽然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很可能成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走上正轨的契机，你相信吗？
一、善有善报，人心才能向善，社会才能和谐
2011年3月，我在新浪与腾讯微博上发的一条微博，出乎意料地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当时我写道：“善真的有善报吗？如何证明？耶鲁大学与加州大学的一项题为‘社会关系如何影响人的死亡率’的研究，随机抽取了7000人进行9年的跟踪调查。结果显示，乐于助人者预期寿命显著延长，损人利己者死亡率要比正常人高出1.5倍。结论：善恶有报，至少能多活几年。”
这条微博是自我上微博以来最火的一条，收到的评论有好几千条，估计转发后看到的人有十多万。
为什么对“善有善报”这一几千年来备受百姓推崇的信条，现在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呢？
我想，这是因为在我们身边出现了不少善无善报的现象。几年前的南京彭宇案以及各地揭露出来的一系列的类此事件，造成现在见到老人摔倒后都没人敢扶。为扭转这种现象，深圳不得不由政府出面，高调奖励了几个把老人扶起来的年轻人。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经常看到，舆论对那些提供了捐献的企业家在做慈善上过于苛刻地指责，甚至进行大量的人身攻击，这使人感觉到行善的人不一定会得到善报。
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的人行善。但是如果行善得不到社会的支持，得不到一定的回报，那么做善事的就会越来越少，作恶的就会越来越多。在这里，制度的保证与约束最为重要。
应该说，政府鼓励民间行善的政策近年来已经有了很大进步。比如，著名艺人李连杰发起的壹基金在深圳注册成功，北京市政府对四类公益组织允许无主登记等，这些鼓励民间组织发展的新政策，能不断地改善人们做善事的环境。
当然，在政府政策中也还有一些值得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例如，2010年4月，青海省玉树地区发生地震时，政府对民间捐款的处理办法，就有可以改善之处。玉树地震后，五部委联合下发了对救灾捐赠资金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通过任何渠道接收的各类救灾捐赠资金，必须全部汇缴至青海省财政厅统一管理，逾期不转入的视同违规处理。
此举立刻引起了很多民间慈善基金会的强烈反应。这条规定使得民间慈善基金会变成了善款中转站，失去了它们本来的意义。这种把民间捐款划拨到财政部门统一使用的方式，大大削弱了民间救灾捐款的积极性。
慈善与公益是一种民间行为。根据资中筠老师的解释，尽管慈善与公益都是出自爱心而帮助需要的人，后者的社会性更强，覆盖面更广，更侧重长远的效果。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资金的来源主要是私人，包括个人、企业。而慈善与公益的活动也有由民间主导的。政府也救灾，但那不是慈善与公益，而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但是，政府不应该大包大揽，把一切责任、一切资源都掌握起来。事实上，在大灾大难中，政府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从2008年的汶川地震到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大量的民间活动弥补了政府救灾能力的不足。把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民间的资源、民间的智慧利用起来，发挥多方的积极性有什么不好呢？
不可否认，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刚刚起步，一些民间组织存在着透明度不够、效率不高的问题，政府的一些担忧并非全无道理。但是，正如倒洗澡水不应该把孩子一起倒出去一样，如果以保证捐款发挥最大效益的借口来剥夺慈善机构运用善款的权利，中国的民间公益慈善事业永远也长不大。而慈善捐款在公众眼中一旦异化成为政府的第二税收，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还有生存的余地吗？
事实上，网上的一个对5000多人的调查显示，当人们知道了五部委的通知内容以后，59%的人再也不想捐款了。
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刚刚发展起来，一定要特别细心地加以呵护，这样，一个好不容易才出现的小苗才能成长起来。公益慈善事业的意义不仅仅是第三次分配，而且关乎社会价值取向与道德水平，因为，只有善有善报后，人心才能向善，社会才能更和谐。
二、慈善风波应成为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契机
从2011年7月郭美美微博炫富开始，直至当年年底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做出相关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郭美美风波”总算告一段落。这一事件将中国红十字会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红十字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此后社会捐款额急剧减少，公众原本逐渐提升的公益参与的热情也随之降低到“冰点”，这给整个公益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
“郭美美风波”后，中国公益行业面临哪些问题与挑战？如何重建大众对公益行业的信任？公益这条路应该走向何处？
我们要追求和谐社会，要搞民生，除了政府推动之外，它的新的组织形式是什么？郭美美事件大家都有目共睹。这个事件出来以后大家好象觉得非常郁闷，好像觉得公益走到头了，公众没有信任感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恰恰是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契机。
长期以来，我国大部分的社会组织更像官办组织，如各种部级、局级的公办基金会。郭美美事件其实也是一个必然事件，用这种方式来办的公益早晚要出问题。第一，不受监督；第二，拥有无数特权；第三，缺少创新。郭美美事件暴露出来的问题首先是缺少透明度。像这些公办的组织非常缺少透明度，运作起来跟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没有多大区别，官员都是上面派的，基本上都是一些退休的干部。这样就缺乏一种动力，特别是缺乏一种竞争，就容易出问题。没有竞争的这种公办公益机构很容易变成“二政府”。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公办的基金会没有做好事，过去这些年也做了大量的好事。但是，在这样的体制下，缺乏创新，也不愿去做草根的、艰苦的、细致的工作，而这些是公益机构必备的方式与能力。
民间的公益、民间的慈善，在社会发展领域，在民生领域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像要发展市场经济，仅靠国有企业不够，我们需要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和一大批民营企业一样，在做社会发展、民生工程时，除了要有政府机构、公办公益机构之外，同时也需要有一大批民间的社会机构来参与，来推动。
那么，后郭美美时代，中国公益怎么发展？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把社会公益机构管死，以很严格的控制手段来限制它们的发展。另一种是进行深刻的改革，抛弃或者改变原来那种对待公益机构的方式，让更多民间机构参与进来，在运作上更开放、更透明、更创新。政府更多地从直接操作公益事业中解脱出来，从公办公益机构中逐渐退出来。由政府制定政策，实行服务外包，实际操作由民间公益机构来进行，还原公益慈善其本来面目。我觉得现在更有可能的是出现第二种情况，这样我国的公益社会才能发展得更健康、更大、更强。
从目前的很多政策来看，我们看到了公益事业向好的情况发展的趋势。
首先，国家领导人提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概念。这说明党和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不仅企业需要管理，社会也需要管理，也需要有不同的组织、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模式来做。特别重要的是“创新”两个字。民政部门正在推动一系列改革，包括取消以前民间组织都需要有一个挂靠单位的规定，对组建基金会的各种限制也在逐渐放开。
郭美美事件后，政府对公办公益机构的管理更规范、更严格。公办基金会会更透明、更公开，防止再出现郭美美这样的事件。同样，民办的公益机构也要规范化，也要加强透明度。没有这些，老百姓对公益机构没有信心，公益慈善事业也办不下去。
同时，我们还需要做一些机制上的改革。现在对公益机构的管理非常不合理。公益基金会的运作经费不能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两倍。你做公益就应该像苦行僧，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在国际上做公益本身是一个体面的职业。福特基金会的雇员跟国际组织的雇员收入水平是差不多的。否则你就找不到专业人员，做不出专业的事。
谈到中国的公益事业，好多人认为是缺钱，其实最缺的是人，缺一批以专业的方式来做公益的人。很多人认为公益就是志愿者，都是些奉献者、殉道士们，其实不是。公益本身就是一个事业，是一个正常的工作，一个能够拿到体面收入的工作。像发达国家，有10%的就业是在公益领域。
中国城市有3亿多就业岗位，公益是能容纳3000万人的事业，它就跟做很多其他事业一样，虽然不是赚大钱，但可以有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我们现在需要大批专业的人参与推动公益事业。
三、如何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模式
当前我国社会组织的服务供给远远低于社会的需求，社会组织还有很多的成长空间，关键就在于政府放权，取消过多的限制。
任何社会的发展，在政府之外，还需要组织机构的支持。有人把社会组织称为“民办事业单位”，以区别于财政支持的公办事业单位。但不管叫什么，要进行社会的创新，要进行民生工程建设，社会组织不可或缺。
我们以前搞的是“大政府”，政府无所不包，无所不管。但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发现有些事自己不该管，也管不了，于是便逐步放权。放权经济领域，就产生了民营经济；放权社会领域，就产生了社会组织。因而，社会组织的发展其实是社会改革的必然。
在很长时间里，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比较弱，主要原因在于政策上的原因。由于担心社会组织的壮大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因此对社会组织限制过多，这是影响社会组织发展的最大问题所在。
近几年来，政府开始在社会管理方面逐渐放权，社会组织加快了发展。其里程碑就是汶川地震。各类社会组织积极开展各种社会工作，使得政府意识到社会组织可以做很多自己做不了的事，公众也发现有些事无须等政府来做，完全可以自己先动手。因而，从官方默认到民间需求，都推动了社会组织的发展，汶川地震年也被认为是社会组织的“元年”。但由于之前社会组织社会化程度低，总体而言，我国社会组织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远远落后于经济领域的发展。
政府可以在一些社会福利上，率先将服务外包给社会组织。比如养老服务，相当一部分教育、环保、社区发展、公共卫生等。一般而言，“大政府”外包的服务较少，“小政府”外包的服务更多。如中国香港，凡是市场、社会能做的都交给市场和社会，政府由服务的提供者转变为服务的管理者，由服务的生产者转变为服务的购买者。
社会组织是非营利性组织，政府购买其服务是否意味着社会组织可以商业化运作？其实非营利性和商业化运作并不矛盾，社会组织可以以企业的方式来做公益。但必须明白社会组织商业化运作的收益不是为了给股东分红，也不能给股东分红，而是为了扩大公益事业。
另一个政府可开放的领域是行业协会。现在一谈到社会组织，大多会想到公益慈善，而忽视行业协会。目前，我国的行业协会规定是一行一会。成为垄断的“准政府组织”，这有违社会组织本义。没有竞争的行业协会很容易变成“二政府”，允许“一业多会”对打破社会组织自身垄断、防止行业协会变成僵化的官僚组织意义极大。放开登记，会在行业协会内部形成竞争。像香港商会、香港马会，在行业内有多个协会参与竞争。正是在资金、市场等环节上的公平竞争，社会组织才会得到良性发展。
在这些领域里面，广东是率先做出新的尝试的省份。广东发展社会组织，首先是发挥“拿来主义”，向香港学习，把香港的成功经验经过改良，以为己用。广东已经打破了行业协会“一行一会”的垄断。广东、北京等地逐步取消了登记挂靠的限制，对社会组织的发展来说，是个极大的利好。只有“小政府”，才能换来“大社会”。但政府放权不意味着“甩包袱”，社会组织的发展也不能“泛市场化”，政府还需在人、财、物上为社会组织创造更有利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此外，还需在制度规定上为社会组织的竞争创造条件。
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自主性。如果说政府向市场放权，反映的是经济自主性；那么政府向社会放权，反映的则是社会自主性。以什么来衡量一个社会的自主性？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即是一重要标杆。换句话说，社会组织发育得越成熟，这个社会的自主性也就越高。
行文至此，本章暂时告一段落。需要指出的是，本章侧重于强调公益慈善和社会创新也要防范出现“黑天鹅”事件，尚未展开具体的思路和策略。在本书下篇的相关章节中，我们将会从“怎么办”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公益慈善的发展思路以及包括企业社会投资、社会企业上市在内的前沿议题（见第十章“如何加强第三次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