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如何少撞“黑天鹅”
稳增长要防矫枉过正
市场固然有自我调整和修复的功能，但事实上，现代经济无一不是政府加市场的复合体。在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更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调控的问题。由于体制等原因，中国经济增长过快所造成的问题远大于增长不足造成的问题。因此，宏观调控既要建立鞭打“过快牛”的管理机制，也应将深层次的结构调整与技术层面的具体调控措施结合起来，进行标本兼治。只有通过正确的宏观调控，中国经济才能少撞“黑天鹅”。宏观调控是在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做出基本判断的前提下，采取的一系列宏观政策。目前，世界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进入破坏性创造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何治理通胀、预防滞胀，如何通过经济刺激拉动内需？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这些都是宏观调控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建立一个鞭打“过快牛”的机制
在本书上篇部分，我们主要分析了中国经济在哪些方面较有可能潜伏“黑天鹅”，并在有些章节顺带提及框架性的应对策略以做铺垫。在进入下篇部分后，我们将更加侧重于讨论：中国经济如何能够减少或避开“黑天鹅”？从经济改革和公共政策角度可以进行哪些具体的努力？同时解释为什么有必要采取这样或那样的对策。
纵观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历史，中国经济增长过快造成的问题，远大于增长不足造成的问题。其实，在这次世界经济危机前一两年，中国就经历过一次近乎过热的宏观态势。
2007年经济增长近乎13%，通货膨胀超过了8%，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也实际形成。为此，当时中央不得不用“防经济过热”“防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对过热的经济踩“刹车”。
2009年上半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央政府出台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在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支持下，各地都上了很多的大项目。据估计，全国各级地方政府成立的融资平台高达上万家，从银行融资近10万亿人民币。这些都很容易成为地方经济过热的导火索。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8%，为三年以来最低。可是从分省数据来看，一些省市的经济增长率却高达14%。这就是踩完“刹车”踩“油门”造成的经济冷热不均。对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大起大落是很可怕的。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中有很强的激励机制来推高GDP增长。只有高增长才能有高税收。地方政府都把GDP高增长当成政绩的最重要部分。发展是硬道理往往变成了增长是硬道理。
真理向前多走一步往往就是谬误。在我们的体制中，对过高的GDP并没有一个及时调节机制。总要等到出现高通货膨胀后，才不得不由中央下令宏观调控，紧收银根。随后又是经济萧条。萧条迹象刚一出现，又是另一轮的货币宽松和经济刺激。问题是，过去30年中，这种冷热交替的经济周期已经出现了5次，而且中间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从2007年到2009年，中间间隔仅仅2年。从而成为中国经济中的顽症之一。
怎么办？
基于经济增长过快造成的问题远大于增长不足而造成的问题这一基本判断，我一直建议建立一个控制过高增长的自动调节机制，或者说是一种反激励机制，让增长过热的省份得不到很大好处，或是得不偿失，使之知难而退。例如，建立一个机制把超高增长产生的新增财政收入拿走一部分，或者增加该省市的节能减排指标等，抑制其追求过高GDP的积极性，使之转成靠改善增长的模式，提高增长的质量，而不是加快速度来得到好处。有了这一机制，在宏观上就不必总是靠中央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来调节。
这个机制我将其称为“鞭打过快牛”的机制。
当然，掌握一个适当的度十分重要。为了公平起见，应该对东部、中部、西部、东北有不同的增长限制。例如，如果国家增长目标定为8%，则当东部增长超过10%时，反激励机制就开始启动，而中部、东北启动的标准为11%，西部为12%。形成一个增长梯度，这样会有利于地区平衡发展。
同样，这一反激励机制也可以是一个逐步加大的过程。还是以东部为例，如果增长大于10%，新增地方税收部分中央收走30%；GDP增长大于11%，则收走50%；大于12%，收走70%。还可以增加该省的减排指标等，使之得不偿失。有了这套机制，我们才能从根本上鼓励地方政府不再盲目追求高增长，而在增长的质量上、效率上下工夫。
当然，我在这里只是提出一个原则，具体的增长限制标准、反激励措施的设计等都要经过详细调研，精心设计。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成功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在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鞭打过快牛”的机制就是引导这一竞争向良性发展。
为什么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并没有这套机制？这首先是其他国家的政府没有对GDP增长有如此强烈的追求，增长更多的是企业行为、市场行为，而企业受利率、汇率、成本等制约比较大。政府在经济增长中起的作用不大。但即使是这样，西方经济中也经常会出现经济过热和资产泡沫现象。事实上，即使是发达的西方经济国家，也并没有解决景气循环的问题。
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在经济运行中，由于有政府的大力推动，我们的经济震荡幅度更大。然而，如果有一个设计得很好的自动调节机制，就有可能比西方经济有更多一层的调节机制，有可能使经济增长更平稳。
二、如何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会不会出现希腊式的悲剧？以希腊债务危机为代表的欧洲政府债务危机愈演愈烈，成为世界经济中最不稳定因素之一。猛一看，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与希腊债务危机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但认真想起来，这里面还是有着很多共同的地方。危机后如何还债都将是一大问题，不能掉以轻心。
我国地方债务与希腊债务的相同之处。首先是规模相似。如果把欧盟比作一个国家，把希腊比作欧盟的一个省，那么1100万人口的希腊几乎是中国最小的省之一，比海南、宁夏、青海、西藏等省略大一些。可从GDP的规模来看，希腊2009年人均GDP达29 635美元，是中国人均GDP的8倍，希腊的债务余额为当年财政收入的3.3倍。
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按审计署公布的数字来看，截至2010年是10.7万亿。这还不包括县以下，乡、镇、村一级的债务，据局部统计后估算，至少还有上万亿。2009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仅为3.3万亿，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债务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为3倍还多，与希腊不相上下。
再者是借贷机制相同。希腊之所以敢借这么多债，根本的原因在于还债的机制为本届政府借，未来政府还。同样，在如此短的时期里我国地方债的迅速攀升，也与这样的机制有关。按一些政府官员的说法，是不借白不借，借过来用了再说。
最后，借钱者有这样的动机不足为奇，银行金融机构里的专业人员难道算不出来还款有问题吗？这里面也有玄机。把钱借给希腊的银行都知道，在欧元一体化的机制下，如果希腊债务出了问题，欧盟不得不管，否则欧元就要崩溃，谁都付不起这个代价。中国的银行同样也是这种心态。地方债务出了问题，中央政府一定不会坐视不管。过去几十年这种现象多次出现，屡试不爽。
当然，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与希腊债务也有诸多不同。首先，希腊的债务有70%是外债。希腊没有自己的货币发行权，不能自己来消化这笔债务。要欧盟与IMF来救市就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承诺很多条件。韩国、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就吃过亏。而我国地方债几乎100%是内债，中央政府可以有多种途径来消化掉这笔债务。但是，羊毛最终要出在羊身上。
第二个重要的不同，是债务的用途不同。希腊的借债被政府消耗掉了，很大一部分是顶了不能产生效益的政府的日常开支。而我国地方债的大部分是用来建基础设施，修道路、建地铁、建水厂、建电厂等。这些基础设施是必要的，未来能产生效益。这些投资有些不能直接增加财政收入，但生产上去了，可以间接地提高财政收入，也就是增加一部分偿债能力。
最重要的，还是中国政府对地方政府以及国内资金市场的控制与协调能力，远远大于欧盟对希腊及国际债务市场的控制与协调能力。因此，希腊的债务很快就形成了大的危机。而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可能会对未来产生一些影响，但没有几个人认为会马上出现大的危机。
然而，对这些风险我们万万不可掉以轻心。这些债务中的50%是中西部地区的，而中西部地方政府的财政偿还能力较差，完全靠自身财力还款很困难。这些债务中80%是银行贷款，而不是国际上通行的，政府债务由以全社会来购买政府债券的方式来融资。这会带来几个问题：一是期限短，银行一般不愿贷长期款，近几年是还债高峰期；二是受利率变化影响较大，特别是我国现在正处于加息过程中；三是地方债务处理不好会拖累整个银行体系。除此之外，地方债务中相当部分与卖地还款有关，而融资平台的整顿和对房地产的调控会使这些债务有一定风险。
在所有的风险中，最大的风险是叠加风险，也就是以上所有因素都出现在某些地方而造成这些地方的债务风险。所以，我们当前要特别关注某些地方与薄弱环节可能出现问题，要像防洪一样，有紧急应对措施来防止问题和影响的扩大。为此，我建议：
首先就要堵住银行口子，规范对融资平台的贷款。很多地方投资项目已经开工，资金的需求还很大。一些测算表明，如果不加以控制，地方政府还会追加几万亿的投资。如果地方政府投资不减，不但会增大地方债务，还会对民间投资起到严重的挤出作用。
其次，尽可能让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收入覆盖成本，能收费要收费。真要帮助穷人，可以用提高低保的方式，提高退休金的方式，以及阶梯价格的方式。但对于多用者，需多付费。否则，对穷人并不公平。
要采取大禹治水的方式，对地方债务要连堵带疏。应该通过正规的债务市场，发行地方债。要发债，要满足一系列的发债的规范要求。而当前通过银行来做长期的项目贷款，只要把银行行长摆平就行了。这种机制更容易出问题，是不可取的。在正常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通过发债券方式举债比从银行贷款要好得多，更容易通过市场机制来加以控制。还要增加政府债务的透明度。对地方政府举债的情况应向全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这可能是目前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最有力的制约。
最后要建立危机处理机制，包括危机中如果启动刺激经济政策应该如何投资，如何区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责任，危机后期如何偿还债务等，有备无患。
世界金融危机并没有完全过去，西方经济并没有完全排除二次探底的可能性。欧洲债务危机不断出现新问题，美国的房地产也可能还有问题。很多经济学家都担心会有二次探底。格林斯潘说，如果希腊危机处理不好，冲击比雷曼兄弟公司还大。
因此，要建立一个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分析机制，及时重组那些风险很大的地方债务。对现有地方债务应分出风险等级来。可通过清理地方国库现金，减少政府开支等方式，腾出资金来化解未来两年还债高峰的风险。中长期举措是政府减持一部分国有资产，用这笔钱来偿还风险债务。
三、如何引导民间投资与消费
世界金融危机发生至今已经四五年了，种种迹象表明，欧美等国经济很快复苏的可能性愈来愈小，我们要做好全球经济长期衰退的最坏准备。如果全球经济进一步恶化，中国政府启动第二轮的刺激经济计划恐怕在所难免。事实上，2012年下半年以来，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开始经济刺激了。
如果新一轮的刺激经济计划避免不了，我认为应该把重点放到启动和引导民间投资与消费上来。投资的方式也应该从以政府与国企直接投资，更多地转到以贴息、补贴、合资等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到节能减排、环保、社会发展、中小企业、农村发展等这些按照科学发展观急需投资的领域上来。
1.以拉动民间投资为主
民间投资除了对稳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之外，对促内需、调结构的战略方针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民间投资在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已经占了70%以上。没有民间投资的配合，不但稳增长的目标难以实现，促内需、调结构的战略意图也不容易达到。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中，在过热市场与扭曲的价格的影响下，民间资金大量地投入到房地产、进出口、钢铁、煤矿等当时回报率较高的领域，更加剧了经济结构的问题。
稳增长、促内需、调结构，重点要放在引导民间投资上，使民间资金能够更多地投入到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短板领域中。而民间的投资是以回报率为导向的。长期以来，民间资金之所以没有投入到那些短板领域，就是因为有价格的扭曲、政策的不到位而导致的在这些领域投资回报不高。在新一轮的刺激经济计划里，要使民间资金能够转变投资的方向，就需要改变政府资金使用的思路。
在以拯救危机为主的投资中，政府的投资不能仅考虑项目本身的回报如何，而应该是主要考虑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否则，当政府的投资过于强调单个项目的回报时，就有可能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本来民间资金就愿意去投入的项目，产生与民争利的挤出效应。因此，在新一轮的刺激经济计划中，政府应该看哪个项目拉动民间投资与消费最多，就先批这样的项目。这就给地方政府发出非常强烈的信号。
投资的方式也要发生变化。政府可以更多地通过贴息、补贴及合作的方式，与民间资金共同投项目。这样才能四两拨千斤，用少量的政府资金把民间投资调动起来。现在有很多项目，民间为什么不愿意投？原因是回报率比较低。比如说，在我国发展的短板领域，如中小企业、“三农”、节能环保、社会发展等，都急需大量投资。但民间资本不愿意投到这些领域，因为回报不高。银行也不愿意给这样的项目贷款，因为回报不高的项目，出现坏账的可能性很大。
当然，政府可以自己投资这些项目。但是，如果换一种思路，通过贴息或补助民间资金的方式来投资这些领域，让这些项目的投资回报率达到或略高于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的水平。很多民营企业现在到处找不到投资机会，就可能愿意把大量的钱往这里放。有了政府的补贴之后，投资回报比较高，银行也敢往里贷款。这样政府用少量的钱即可调动起大量的民间资金。
2.开放更多的民间投资新领域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领域并不需要政府花钱，只要加大改革力度就能调动出大量的民间投资来。例如，可以加速开放一些民间投资的新领域，如金融、通信、石油能源、基础设施等。本来政策上并没有不让民间投资的这些领域，由于种种原因，民间资金事实上长期被排除在外，或者原来已经在里面的逐渐被挤出去。
在一些民间资金长期被排斥在外的领域，民间投资实际上是有很大潜力的。举一个例子，在很多行业投资急剧下滑的情况下，当前民间投资的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小额贷款公司。过去两年中已经有上百家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成功，可以考虑加快推广。如果在批发贷款上，在做得好的小额贷款公司升格为村镇银行或社区银行上给出更明确、更可操作的政策，民间资金投资小额贷款公司的热情会更高。
如果1个县批准建立2家以上的公司，全国1600多个县就可以有320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以每家公司平均3000万的资本金计算，在几个月内就可以很快调动1000多亿的民间资本直接注入中小企业。如果城市也允许每个市辖区办两家这样的贷款公司，把资本金门槛定高一些，又可以有上千亿的民间资金能投资到中小企业中。
大规模推广小额贷款公司的最大风险是监管力量不足，导致一些地方出现非法吸储现象。建议每批准五个小额贷款公司就给配备一个专职的非法吸储监察员，配合当地政府金融办，把小额贷款公司的非法吸储现象扼杀在萌芽之中。关于小额贷款公司问题，本书后面章节将单独讨论。
另外一个当前可以大量调动民间投资的方式为创业投资引导资金。中小企业的融资，除了从银行融资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就是风险投资、创业投资等股权融资方式。国际经验证明，在发展的初期，民间资本对创业投资、风险投资经验缺乏、信心不足，需要政府的投资引导基金来引导。
同样，在其他领域，也应该认真研究如何加大、加快民间资金的准入问题。例如，在通信领域，能不能考虑给民间资金发第四张3G牌照，让民间资金也参与电信的竞争？
如果同时能够把创业板尽快地推出，就能解决风险投资的退出问题，更多的民间资金就会投入到风险投资与创业投资中，继而投入到国家急需发展的中小企业中。
3.通过缓税，帮助企业渡过当前难关
第一轮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存在着不能很快惠及中小企业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我在2009年的时候，曾提出过“启动中小企业部分缓交2009年企业税计划”的建议，该建议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具体做法为：使中小企业当年的税赋减少50%。当未来一到两年经济情况好转时，缓税企业再分五年把所欠的税费逐渐补齐。与此同时，财政部按缓缴税额发一笔国债，用于当年的财政开支。这种方式帮助中小企业的力度大、见效快、操作简单。这就等于是直接减少了中小企业一万多亿人民币的成本。
缓税的方式对所有中小企业一视同仁，不会像当前的很多救市措施一样产生苦乐不均的现象。有一些企业已经缺乏竞争力，本来就应该被淘汰。这些企业恐怕即使是缓缴税后也救不起来，该淘汰的还是要淘汰。因此，缓税的方式也不会造成市场扭曲，影响结构性改革。与一些学者建议的减税方式不同，这一措施不会使政府永远地失去一部分收入，并不影响政府的正常运作。
四、如何化解农民工市民化的难题
现阶段，我国推进城市化的重点与难点都集中在农民工的市民化上。要解决这一重大问题，需要有新思路、大手笔。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总体规模、转换速度、优先排序、福利政策、土地政策以及其他重大问题，都提出了一些建议。
1.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迫在眉睫
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离不开农民工。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第三产业中占52%，加工制造业中占68%，建筑业中占80%。目前，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已经占到农民工数量的较大比重。同时，举家外出的农民工也已占到一定比例。这些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融入了城市社会生活，他们的技能、收入、能力，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支持他们在城市中低水平地生活下去。这些人的就业能力已经不比一些城市居民差，差的只是一个身份。
近年来，农民工已进入了代际转换时期。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已经开始成为农民工的主体。这一群体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平均年龄23岁左右，近80%的人未婚。他们大多数都受到了更好一些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他们中的大多数基本上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更注重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期盼在城里长期稳定生活。他们维权意识日益增强，要求在精神、情感生活需求方面能够得到更好的满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积累已经开始显露出对我国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的影响。
然而，由于农民工市民化这一核心问题没有松动，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在享受义务教育、高考、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以及政治权利等方面与城市市民有着明显的差别。特别是农民工住房基本上仍游离于城市住房保障体系之外。住房问题严重影响着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并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最大障碍。
2.自愿、有序、分类、统筹的方针
从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来看，农民工市民化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目前，农民工市民化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可以考虑从“十二五”时期起步，逐步解决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的市民化问题。
在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应该遵循自愿、有序、分类、统筹的方针。自愿，就是充分尊重农民工本人及其家庭成员的意愿，对于要求维持目前“亦工亦农”状况的农民工，也不要强行将其转为城市居民。
有序，就是逐步放宽农民工落户条件，优先解决本地户籍的农民工，举家到城市多年的农民工，在城市领取营业执照多年的农民工，以及在城市已经稳定就业、签了长期就业合同的农民工。
分类，就是要根据不同农民工群体、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城市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准入条件，采取不同的政策。由各城市制定本地的准入条件。
统筹，就是要统筹考虑农民工市民化、城市其他外来流动人口、本地“城中村”人口三类人口的关系，要考虑农民工市民化背景下的财政、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的改革，统筹考虑农民工的存量与增量、当前政策与长远机制的建立等。
3.我的几点政策建议
鉴于农民工市民化涉及方方面面，建议国家组织编制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一揽子计划，由国务院批准实施，并定期进行中期评估和修改。以下是几点政策建议：
一是要有可行的目标。建议从现在起用大约十年时间先解决2亿人左右的农民工身份转换问题。通过先使具有稳定职业、缴纳税收、享有社会保障和固定住所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转为市民，同时逐步降低门槛，解决其他进城农民工以及他们愿意留在城里的家属市民化的问题。2020～2030年再解决2亿左右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化问题。即今后20年平均每年要解决2000万人的户籍以及与之配套的社会福利问题。
二是采取“阶梯放水、逐步开闸、循序渐进”的模式。目前阶段仍有必要保留城乡不同的户籍制度。各地根据本地实际，逐步放宽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条件。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可很快完全放开户籍限制。东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原则上也可较快放开户籍限制。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根据本地综合承载能力逐步放宽落户条件。如可以考虑采取第一年发给暂住证，第三年发给蓝印户口，第五年发给正式户口。
三是建立“人地”挂钩的机制，调动城市政府接纳农民工落户的积极性。在国家层面，可根据各地区、各城市吸纳农民工定居的数量，在目前土地计划基础上，每年的用地指标根据上一年农民工落户规模增加一部分用地指标，主要用于解决农民工市民化后的住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用地问题。人迁移走了，下一年的用地指标要扣减。
四是要建立“人钱”挂钩机制。课题组调研结果显示，我国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成本约在10万元左右1.这也意味着我国未来每年为解决2000万农民工市民化需要投入2万亿资金。其中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分担5000亿元，主要用于支付市民化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地方政府通过财政配套承担5000亿元，主要用于支付农民工市民化的廉租房等的住房成本支出。剩余的1万亿元农民工自己通过市场机制解决，主要用于支付农民工自己支付的部分养老、医保，以及农民工住房自付部分。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建立农民工市民化转移支付，根据各城市吸纳农民工定居的规模，连续几年每年定向给予财政补助。农民工市民化的资金，是迟早要花的钱，早花早主动。财政补助的资金来源，可以考虑发行专项国债，也可以考虑从国有企业上缴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
五是将农民工纳入城镇住房或租房体系。要引导农民工把其收入和积蓄用到在城市购房上来。对于购买城市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的定居农民工，可采取降低其购房首付款比例，延长还款期等政策。同时扩大廉租房规模，把符合条件落户的农民工纳入廉租房援助范围。还要允许探索由集体经济组织利用农村建设用地建立农民工公寓。鼓励房地产商开发建设适合农民工租赁的社会化公寓，培育小户型房屋租赁市场。
六是探索建立农民工市民化后的土地退出机制。要切实保障农民工在农村的权益，禁止违法调整、收回进城定居农民工的承包地或强迫流转承包地。同时，要允许农民工在自愿基础上通过市场流转方式出让承包地和房屋及其宅基地并获得财产收益，作为他们进城定居的部分资金1所测算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是指使农民工市民化所必须投入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等的最低资金量。
来源。建议修订土地承包法中关于农民举家到社区的城市落户就要取消其土地承包权的条款，可以考虑保留一定时期，如3～5年的土地承包权。各级财政也可以安排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购买进城定居农民工的承包地、宅基地，并无偿返还给农民工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用于改善当地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七是落实政治权利，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建议修订选举法，解决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人口选举权悬置问题。以居住证为基础，达到一定条件的农民工就可以参与基层民主议事和民主监督。动员民间组织等多元力量，发挥社区的社会整合功能，促使农民工早日融入城市。公共预算改革、民主恳谈会、市民听证会等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形式，也应该吸纳农民工加入。
五、以反食品浪费切入，从需求端缓解通胀
通胀重回“1时代”，以反食品浪费为切入点不仅有现实意义，而且对治理未来很可能卷土重来的通胀，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现象，在经济冷热周期不断缩短的今天，通胀与通缩的间隔不会太遥远。更何况消费端的浪费不但关乎通胀，而且是一个社会总财富的问题。创建节约型社会是我国的一项长期任务，相对节电、节水、节能等领域，反食品浪费操作上最简单，需要的投入最少，但对关乎民生的通胀问题影响却最大。因此，应该尽快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食品浪费工程”，动员全民广泛参与，从而降低厂商与消费者的通胀预期。
1.反食品浪费的国际经验
在国外，特别是在发达国家，食品浪费也是普遍现象。英国平均每年扔掉670万吨、人均高达750美元的食品。美国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只有50%能真正被人们所消费。为此，很多国家都在推动反食品浪费运动。英国在2011年发起了“爱食品反浪费”运动，有200万英国居民积极参加，效果非常明显。英民间组织还发起杜绝食物浪费的倡议，英妇女联合会也推出避免烹饪过量的活动。
日本则定期公布食品浪费统计数据，农林水产省对宴会的调查显示，主办者点菜过多，造成的浪费率为15.2%。大量浪费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早在2001年，日本通过《食品回收法》规定，到2006年底，所有与食品有关行业要减少食品浪费20%。实行结果显示，2006年日本餐饮店中食品浪费率仅为3.1%，一般家庭浪费率更低，为1.1%。
2.我国反食品浪费潜力巨大
据新华社粮食专题小分队调查，我国粮食浪费主要表现在：（1）在收获、储存、运输、加工、销售中的粮食损失巨大。据估计，仅运输装卸的损耗就高达3%～4%；（2）餐饮业浪费惊人。普通餐馆一桌饭菜一般至少会剩下10%，一家餐馆平均每天要倒掉50公斤剩饭菜；（3）集体食堂浪费严重。武汉某高校数个食堂倒掉的饭菜总量为学生买饭菜总量的28.3%。以此推算，全国大专院校食堂每年至少倒掉1000万人一年的食物；（4）据估计，居民家庭餐桌上的食物浪费平均每户每年为13公斤以上。
目前，虽没有严格的粮食浪费统计数据，但据新华社小分队推算，我国每年粮食浪费高达1.2亿吨，约占上一年度粮食总产量的22%，相当于2.4亿亩农田的产量。这也从反面说明我国反食品浪费的潜力巨大。如能减少三分之一的食品浪费，就能节约4000万吨粮食，等于8000万亩农田的产量。全国住房供地以188万亩计，等于42年的住房供地。这还等于在短期内，一下子增加了5年大丰收新增的粮食。这样，就能实打实地大幅缩小供需缺口，抑制当前的食品价格上涨趋势。我们认为，这是短期内缓解通胀压力的最有效途径。
3.推动“反食品浪费工程”的几点做法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再加上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使得大力开展反食品浪费很容易成为社会共识。为此，特提出如下几点比较具体的做法：
（1）重新认识反食品浪费在我国的重要意义。反食品浪费工程，在近期内当作缓解通胀的突破口来抓，在长期作为创建节约型社会的首选工程来推动。抓此项工作不能仅限于粮食部门，各级政府要以一把手抓“米袋子、菜篮子”的高度与力度，推动反食品浪费工程。可参照节能减排的方式，制订出各地年度食品节约指标及奖惩措施。
（2）从群众深恶痛绝、官员也深受其害的公款吃喝入手。要形成“贪污是犯罪，浪费也是犯罪”的社会共识。建议纪委监察部门重申有关禁止公款吃喝的规定，并切实执行。在一段时间内，以公安部门查酒后驾车、扫黄打黑的力度，由纪检监察部门组织力量到楼堂馆所抽查，通过内部通报、媒体曝光等形式对公款吃喝的行为形成巨大的威慑力。
（3）减少在中间环节的粮食损耗。有关部门要加大投入，如收购中增加烘干设备，储存中改造传统仓为自控仓，加工中提高设备科技水平，进一步解决粮食收获、存储、加工和运输环节中损耗过大的问题。
（4）设计有新时期特点的实施方案。反食品浪费工程实施方案，要有责任主体、阶段目标、绩效指标和评估办法。应发挥社区居委会以及消费者协会、餐饮协会和环保组织等社会团体的作用，动员新闻界、影视界、网络界等媒体力量，形成反食品浪费的强大舆论氛围。
（5）建立科学的统计和考核体系。借鉴国际经验，尽快建立一套食品浪费统计体系以及绩效评估办法。为使反食品浪费工程取得实效，应定期向全社会公布各地食品浪费数据和绩效评估结果。
（6）谨防谷贱伤农。反浪费工程开展后，也要采取措施，注意防止粮价下降过快，伤害种粮农民的积极性。
最后，我想说的是，2012年以来通胀水平的持续下降，并不完全是政府反通胀措施的结果，而是受整体经济下滑等复杂因素影响所致。既然造成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么，通胀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不仅有，而且还很大。因此，即使在通胀水平比较低的时候，以“反食品浪费”来缓解通胀的思路仍需尽快付诸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