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泉欣
沈善洪教授长校十年（1986-1996），正是改革开放以后杭州大学获得快速发展的时期。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学校扩大了办学规模，新设了若干系科专业；不少原来基础较好的学科，进入到国内先进行列。全校上下，戮力同心，很有点欣欣向荣的气象。当时民间传说，如果给地方院校排序的话，那么杭州大学差不多也就是第一块牌子了。
作为普通的教师，我对于学校的大政方针，实际上仅限于极粗浅的了解；至于高层决策的经过，整个机器怎么运转，以及沈校长在其中起了怎样的作用等等，当然是不得而知的。但我们毕竟躬逢其盛，亲与其事，那份自豪感是共同的，于今回首，我们可以从我们经历的具体事件，从一枝一节，来感受那一时代学校生活的脉搏，同时也不难推想，沈校长那一辈领导，为学校发展倾注的心血，付出的辛劳，以及他们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所尝味的酸甜苦辣。
大致上可以说，1994年以前，我一直在中文系教书，有一段时间兼做一点系的行政管理工作，那时跟沈善洪校长基本上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1994年3月，我调任研究生部副主任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因为这块工作恰恰是沈校长直接领导的，我们必须经常向他请示和汇报工作，比如研究生招生计划及名额分配、学科评估、博导增列、博士点申报等等，这样我就得到一些近距离观察校长先生的机会，并且有可能逐步地去学习和理解他的治校理念，去适应他的办事风格。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经办的事情真也不少，但时过境迁，详情细节，大抵不复记忆；不过其中却有一件事情，当时沈校长的处理方法，使我大受感动，至今还留有相当深刻的印象。
那是1995年春天，大概开学不久，有位上海的考生叫虞万里的，要求报考我校古文献专业博士生，他通过浙江古籍出版社蒋金德先生和中文系俞忠鑫老师，给我送来了一大堆材料。这堆材料引起我的极大兴趣：第一，它的主体部分是虞万里已经发表的论文，例如《山东古方音与古史研究》、《黄庭经新证》、《王羲之与黄庭经帖》、《金文对扬历史观》、《唐五代字韵书所反映之唐代避讳与字形》、《从古方音看歌支关系及其演变》等，都涉及很专门的学问，都是发表在《文史》、《社会科学战线》、《语言研究》、《古汉语研究》、《古音韵研究》这样一些专业的刊物上。第二，他的自我介绍，是用文言写成的，而且比较地地道。第三，他的钢笔字坚劲有力，看得出在书法上下过工夫。我的感觉，从实际水平来说，他有条件参加博士生招生考试，但审查考生资格时肯定会遇到问题。他1956年出生，“文化大革命”中读的中学，用现在的话来说，起始学历太低；如果他要以硕士同等学力参加考试的话，那就得跨越两个层级，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一个年轻人，凭借自身的努力，在文史研究上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绩，而我们拒绝他参加这次博士生招生考试，我们提出的理由够充分吗？正当我彷徨无计之时，我想到了沈善洪校长，希望能够从他这里获得支持。于是我就跑到校长办公室，就虞万里报考博士生的问题，向沈校长作了一次专题汇报。沈校长一边听我汇报，一边就翻我带过去的虞万里的文章复印件，然后感慨地说：“现在的年轻人，能这样一心向学的，不多啊！我们应当尽可能地为他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沈校长同意我们把虞万里作为特例处理，并且希望我们尽快提出一个可操作的方案。这真使我感到大喜过望，回部后迅即召集招办的三位老师，落实沈校长的意见。当时我们商定，工作的第一步，由中文系古文献教研室请两位资深专家审阅虞万里递交的论文，就其专业水平以及是否能以硕士同等学力参加博士生招生考试提出意见。这一步工作很快就做好了。他们请的专家，一位是蒋礼鸿先生，还有一位现在记不大确切了，或者是姜亮夫先生，要不就是沈文倬先生，反正都是学术界声望很高的教授。两位先生对虞万里的专业水平都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同意他以硕士同等学力参加博士生招生考试。于是我们的工作进入到第二步，准备以杭州大学研究生部的名义，就虞万里的考生资格审查问题，写一份专题报告，请沈校长签署意见后，报省招生办公室备案。出乎意料的是，正当我们紧锣密鼓地进行此项工作的时候，突然接到俞忠鑫老师打来的一个电话，说虞万里可能准备去荷兰读博，不来此地参加考试了，还说他可能有信给我。我查了工作笔记，1995年的博士生考试5月10日至5月11日举行。我4月22日得虞万里信，乃知他去荷兰是受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的邀请，去从事一项合作研究，研究基金由莱顿大学汉学院提供。由此获得深造的机会当然是很有吸引力的，而我们也没有理由不尊重他自己的选择。4月26日，我向沈校长报告了有关虞万里的这些最新情况，沈校长听后略作沉吟，然后交代说：“那你告诉虞万里，就说他学成归国以后，如果愿意来杭州大学工作，我们表示欢迎。”我第二天就遵嘱给虞万里写了覆信。
虞万里先生家在上海，他从荷兰回来以后不久，即进上海辞书出版社工作。2001年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现为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经学、传统语言学、中国古代避讳学、出土与历史文献考证、清代学术史等方面的研究，有《榆枋斋学术论集》等著作行世。虞先生后来虽然没有来浙江大学工作，但由于上面我们所说的这点因缘，一直同浙江大学的学术同行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2009年10月21日，礼学宗师、著名经学家沈文倬教授逝世。11月18日下午，浙江大学在西溪校区邵科馆举行沈文倬教授追思会，虞万里先生和多位沪上学者专程前来参加。会后他们急着回去，经由复旦大学傅杰教授的介绍，我和虞先生匆匆地见了一面。说起十多年前的这件旧事，他对沈校长真是非常的感激。沈校长毕生从事教育工作，这样的事情可能经历很多，说起来平淡无奇；可是虞先生情况不同，他当时还年轻，正在学术的道路上艰难跋涉，能够得到一位大学校长的关心和帮助，是毕生难忘的。所以我想，虞先生对杭州大学、对沈校长心怀感激，那是很自然、很真切的一种情感表达，与一般的客套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至于这件往事对我的影响，当时受到那么大的感动，于今仍然引起我的怀想，只为沈校长的那颗爱才之心。我的想法比较简单，大学是鞠育人才的场所，是人才成长的摇篮；人才培养既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全部工作的归宿。大学的价值，就在于源源不断地为国家输送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文学家、思想家、新闻工作者等等，以此来推动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所以我想，老校长的这颗爱才之心，如果能够推广开来，能够推及到从事学校工作的每一个人，那么教师在课堂上、在实验室里全身心地投入，管理人员对学生有真正的关怀，这同时也就影响到莘莘学子，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能够非常地珍惜，那么整个学校的气氛就会非常之好，这样的学校办不好是不可能的。
我的想法可能简单了一点，只考虑到问题的精神方面，而不及其物质方面；但就其精神方面来说，拥有一颗爱才之心，确实是每一个从事学校工作的人应该具备的一种品格。在这方面，老校长的所作所为，真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作者简介]韩泉欣（1942-），男，1965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随即留校任教。现为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有若干著作出版，另发表论文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