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8月10日公布《国会组织法》、《议员选举法》。规定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参议员由各省议会议员选出，每省10人，蒙古27人，西藏10人，青海3人，中央学会8人，华侨6人，共274人。众议院由各地人民选举产生，每人口满80万选出1人，人口未满800万的省，也可以选出10人，共59人。参议员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1/3；众议员任期3年，届满全部改选。对选民资格，亦作了详细规定，由各省区编造选民名册。
1912年9月5日公布众议员选举日期令，规定于1912年12月10日进行初选，1913年1月10日进行复选。1912年12月8日公布参议院议员第一届选举日期令，规定蒙、藏、青在1913年1月20日选举，各省、中央学会和华侨2月10日选举。
时间表既定，各地的选举气氛便逐日升温，愈炒愈热了。各地城镇乡村、茶楼饭馆、街头巷尾，忽然喧闹起来，多了许多来拉票的竞选者。他们带着各自的助选团，当时还没有电气化的扩音设备，大家都是敲着铜锣高喊：“××党×××来发表竞选演说了，欢迎大家来听啊！”于是路人纷纷驻足，围拢聆听。对这种场面，读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记者，多加以冷嘲热讽，但今天回过头看，无论多么幼稚，自有其令人动容之处。
史家张玉法记录了候选人的造势手法：
在竞选活动中，有助选团体及政党参与其中。政见多较空洞，不过主张内阁制或总统制，抨击政府或誉扬政府，炫耀己党或攻击他党，炫耀自己或攻击其他候选人。其竞选方法，或开设夜塾，教授选民写候选人姓名；或预印候选人名片，以便选民携入选举场内摹写；或张贴海报、标语，吸引选民注意；或以报刊宣扬政见和己党候选人之长；或旅行各地，发表演说，或以各种优待方法（如免缴党费），拉初选当选人入党。19
清末曾经投票选过咨议局议员，但那只是省一级的“咨询机关”，不是真正的国家立法机关。时隔三年后的国会选举，各项选举法规，比三年前完善很多。除了没有现代的电视、广播、电子媒介之外，其他造势拉票手法，和民主国家的选举大同小异。
邹鲁，广东大埔人，清末曾在广东咨议局工作过，受过一定的议会政治训练，是一位制度主义者，相信好制度能够救中国。革命成功后，胡汉民给了三个职位任他挑选：一是琼崖镇守使，一是潮梅绥靖处长，一是广东审计处长，统统被其婉拒，他心驰神往地说：“我要竞选国会议员。”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主要任务是制定国家根本大法，关系国运民生，所以他要参与。
邹鲁在广东第三区（潮汕地区）参加众议员选举。他曾经在家乡和广州创办过学校，桃李遍地，呼声很高，他没有用什么“优惠”去拉拢选民，得票却遥遥领先。投票站前，经常听到有人洋洋得意地高呼：“我选邹鲁！”似乎选邹鲁便可自证清白。最后，邹鲁和另外三位国民党人当选。
在这次国会选举中，全国投票人数约为400万，占4000万合资格选民的十分之一，舞弊现象，确有所见。如金钱买票、酒宴款待、车船迎送，还有赠送金徽章、燕尾服，甚至鸦片；有的地方甚至发生选民哄抢选票事件。比如在武昌，有一人抢得几十张至几百张选票；有人代别人填选票；有的选区发生暴力冲突，投票站被人砸毁；也有的复选议员由初选议员私相授受，每票可卖得四百银洋；以致有人在街头张贴公启，讽刺选举是“君主专制，贾卖御史；富豪专制，典卖议员”。
早在清末选咨议局议员时，朝野都有忧虑，担心中国民智未开，民众文化程度太低，无论学养与经验，均不够格搞选举，若选举中弊案纷纷，反而会对社会价值体系造成冲击。这种论调，贯穿于中国百年宪政史上。其实，之所以要投票选举，正是基于人民的专业水平不足以直接从政，需要用选票选出他们认为够资格的代表，代他们去从事政治这一认识。自由主义者喜欢说“人人生而平等”，但每个人所拥有的资源，生而不同，唯一可以体现“平等”的，也许就是一张选票了，因为无论你是总统还是乞丐，你手上那张选票的价值是一样的。
从第一届国会的选举情况来看，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黑金选举、黑道选举等严重违法现象，大多数所谓“弊案”，更像狡黠的乡下人在市集的讨价还价，是一种比较单纯、幼稚、贪小便宜式的小把戏。
诚如国会议员刘振生所说：“第一届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是在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久举行的，那时候政治势力影响选举还不大，金钱运动之风亦较小。当时操纵选举的，是各省省议会和县议会。”20由于中国绅权自治的传统传衍甚久，基础雄厚，绅权与民权是血缘最近的近亲。选举并没有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
桥搭起来自然有人过，民主训练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行民主。孙文有先见之明，在约法上加了一条“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恒为防范独裁者而设，而主权最重要的体现方式之一，就是国民手中的选票。无选票，谈何主权？
第一次选举，偶有乱状，不足为奇，初生之物，其形必丑，只要逐步完善法制，积累经验，规矩绳墨，建立健康的选举文化，可以预期，这些乱七八糟的现象，必定会一届比一届少，民主政治必定可渐入佳境，无须因噎废食。
谁谋杀了中国“宪政之父”宋教仁？
1913年春，国会选举顺利完成。制定宪法的问题，便提升至议事日程的第一位了。斗争性极强的国民党议员，认定袁世凯是敌人，凡事与其对着干，政府说西，他们一定说东；政府说好，他们一定说不好；袁世凯主张先选总统，后定宪法，他们就要反过来，先定宪法，后选总统。很多时候，并非出于坚定的政见，而是为反对而反对。今天一个弹劾案，明天要把国会搬离北京。国会屋檐下，无一日风平浪静。
永远的争吵，让人怀疑国会是个无效率的清议场所。当年有人在《真相画报》上讽刺：“甚么子叫党，甚么子叫派，原本一伙人，也进谗言把他害；甚么子叫改，甚么子叫革，排挤与钻营，更比从前了不得。”有人开始不耐烦了。国会刚成立，《独立周报》创办人章士钊就提议，撇开国会，由各省都督推举代表自行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江苏都督程德全公开支持，广东都督胡汉民、江西都督李烈钧、陕西都督张凤翙、福建都督孙道仁等国民党地方大员齐声附和，以为这样可以掌握制宪主动权。
然事实证明，破坏程序者，害人终害己。这时袁世凯正琢磨绕开国会的办法，国民党竟送礼上门。他当即顺水推舟，命令各省推举代表，快快入京。国民党人这才如梦初醒，不顾原先的主张，掉过头来痛斥袁世凯想剥夺国会的制宪权。
3月9日，宋教仁在南京发表对制宪问题的政见。从他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这种现象的担忧，他说：“宪法问题当然属于国会自定，毋庸纷扰。至于先定宪法后举总统，本光明正大之主张，不能因对人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对人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之民主共和宪法，产生纯粹之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再问诸人。”21
袁世凯也有相同的担心，早在国会选举前，他便寄语国民党人：“此后当为全国制定宪法，不当为防闲人制定宪法；当为总统办事地方制定宪法，不当为防制一人制定宪法。”22宋教仁在南京的讲话，对紧张对峙的气氛，颇有缓和作用。袁世凯遍视国民党营中，亦唯有宋教仁是可以坐下来商量事情的人，便诚邀他赴京共商国是。宋教仁欣然从命。
于是，黄兴、唐绍仪、陈其美、邹鲁、王宠惠等国民党人聚集上海，准备共同起草一份政见书，由宋教仁呈送总统。邹鲁说：“对于立法，应坚持约法中主权在民的精神；对于行政，则注重党员在内阁中的作用。”23这与宋教仁的观点，所见略同。
政见书内容大致为：第一，单一国制；第二，责任内阁制；第三，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以促责任内阁之成立，其他国务员由总理组织之，不须国会同意；第四，主张省县并为自治团体，有列举立法权，惟不得与中央立法相抵触，至于自治行政之范围则以地方财政、地方实业、地方交通、地方工程、地方学校、慈善公益事业为限。宋教仁的朋友徐血儿追述：“时国会议员多联袂来沪，先生（宋教仁）与以商榷政见，复多相合，乃约予为之起草国民党大政见。先生口述，而予则笔录之，三日始成，仅及大纲。先生复略加修改，拟至京时，与本部议决后公布天下。”24
宋教仁的心情似春风微拂，对未来充满期待，准备把政见书亲自送到北京。3月20日，邹鲁先行到南京打点一切，准备迎接宋教仁。时值春分，阳在正东，阴在正西，正是春暖花开、莺飞草长的季节。宋教仁和部分国会议员搭乘沪宁线夜车赴南京，转津浦线北上。晚上10时，黄兴、陈其美等人在车站送行，熙熙攘攘、互道珍重之际，突然从人群中传出一声枪响，众人还没回过神来，只见宋教仁捂着腰部倒下，口中叫道：“有人刺我！”血从指缝汩汩而出。
凶手趁着混乱，一溜烟逃去无踪。同行诸友急忙把宋教仁送到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抢救。街道上一片黑暗。
邹鲁凌晨在南京浦口车站，准备接宋教仁的车，但他等到的是宋教仁遇刺的消息。邹鲁形容那一瞬间的感受：“这像一个晴天霹雳，使我神昏者久之。”他在极度忧郁之中，首先想到的是：政治竞争，不树堂堂正正之旗，而用卑鄙龌龊的手段，这种恶例一开，中国政治，将至不可收拾了。25这也是许多人在听到这个消息时的第一反应。
宋教仁被送入医院后，神志尚清，在病榻上，他嘱咐同志三事：一是把他的书籍捐给南京图书馆；二是请同志抚助其家，善视老母亲；三是要大家继续奋力进行。并口授致袁世凯的电报：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宋教仁。哿。26
宋教仁延至3月22日伤重不治，年仅32岁。据《申报》报道，宋教仁临终时，“已不能语，惟以目四瞩，周视故人，依依难舍。黄兴见状心痛，于是附耳呼曰：‘钝初，你放心去吧！’宋遂气绝，众皆痛哭失声。”27
消息传到北京，还在总统府里等候宋教仁的袁世凯，惊愕失色。据黄远庸记述袁世凯的反应：“袁总统于二十一日得宋被刺消息，大为惊诧。至二十二日午后四时，袁方午睡初起，秘书等走告宋逝消息，袁愕然曰：‘有此事乎？’即命拿电报来。及捧电报至，则陈贻范一电，黄克强一电，江孔殷一电。袁愕然曰：‘确矣，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宋遁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28
国民党方面派了谷钟秀、张耀曾、李肇甫三位议员去见袁世凯。据国民党元老李根源记述，当议员们见到袁世凯时，“袁形神恍惚，即知必事先知情”29。表情恍惚也可以成为事先知情的证据，这种推理方式，十分惊人。
袁世凯一面命令江苏督军程德全全力缉凶，一面拟优恤令。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出通告：“本党代理事长宋先生之丧，各党员缠黑纱志哀。”出殡之日，执绋者数以千计，沿途人山人海，由国民党人吴铁城乘马前导，缓辔而行，气氛极其悲愤凝重。
宋教仁之死，对社会造成极大的震撼，整个政治形势急转直下。社会上谣言蜂起，有说袁世凯是凶案的嫌疑人，有说梁启超是嫌疑人。梁启超3月25日给女儿的信中提到：“宋氏之死，敌党总疑是政敌之所为，声言必报复，其所指目之人第一为元（袁世凯），第二则我云。”30
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被刺身亡。1913年3月20日夜，宋教仁自上海北上，至车站检票处被暗杀，在国基未固、民福不增之时，含恨死去。
这真是咄咄怪事。说袁世凯是嫌疑人尚可理解，但扯到一介书生梁启超头上，则莫名其妙了。唯一的解释就是，放出这些谣言的人，是把袁、梁同视为仇敌。环顾政坛，就只有原来的同盟会革命党人了。
袁世凯是一位君主立宪的鼓吹者，他最需要的是制定一部对总统（他心目中的君主）有利的宪法，而不是在宪还没立时，就把立宪者杀掉。当时邀请宋教仁上京，是指望他化解国民党的敌意，很难想象，他会在这个时候杀宋。
梁启超更不可能成为凶手了，他一心要和宋教仁在国会里一争高下，现在对手骤然消失，顿生兔死狐悲之感。他写了一篇《暗杀之罪恶》，表达对中国政治的失望：“吾与宋君所持政见时有异同，然固确信宋君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歼此良人，实贻国家以不可复之损失，匪直为宋君哀，实为国家前途哀也。”31民主党干事长汤化龙，同样悲痛难抑，亲撰一副长达六十余字的挽联，内含真挚沉痛的感情，为人传诵一时：
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讫，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
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