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逐总统，恢复国会
1921年4月，新新国会议员选举完成，但因为不足法定人数，一直无法开会，而在舞台的另一边，全国联治运动风起云涌。国会问题，一度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议员在民间的名声很恶劣，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都是些利欲熏心、腾拿捣乱之徒，因此送了一个“猪仔议员”的绰号给他们——都是被军阀、政客卖来卖去的。
新新国会议员选出后，开会却遥遥无期，议员们开始坐不住了，这样耗下去，很快就晾成人干。12月23日，旅京旧国会议员发表宣言，主张仍由旧国会完成宪法，促进自治。这是恢复法统的第一声。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法统恢复与联省自治，是两个此消彼长的运动。法统重光高唱之日，就是联省自治式微之时。
1922年初，吴佩孚联合六省军人，通电攻击梁士诒内阁媚日卖国，迫梁离职。梁士诒内阁是奉系张作霖捧出来的，骂梁等于骂张。直、奉矛盾迅速激化。4月上旬，奉军开入山海关与直军对峙，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几天后奉军大败，退回关外。5月2日，张作霖在滦州宣布东三省独立：“自5月1日起，东三省与西南及长江同志各省一致行动，扶植自治，促进统一。”东北也自治了。打赢就问鼎中原，打输就闭关自治，自治的名声，就是这样被毁掉的。
当4月战争密云不雨之际，一批旧国会议员蠢蠢欲动，在北京聚会。当时吴景濂正在家丁忧，守制百日之后，也开始频频接触各方人士，试探水温，准备重出江湖，“主持护法事业”。4月2日，吴景濂、王家襄等议员联名宣布，第一届国会恢复行使职权，继续完成制宪，以谋中国的和平统一。
吴佩孚支持恢复旧国会，是真心真意，曹锟是半心半意的。直系战胜奉张后，曹锟与吴佩孚各有各的打算。曹锟想自己当总统，他的弟弟曹锐是直隶省长，鞍前马后，为他积极张罗。但吴佩孚却不以为然，竭力劝阻。虽然曹锟一再矢口否认，但吴佩孚洞隐烛微，早已看透这位上司的心思。为了彻底断绝曹锟的总统念想，他认为最佳的办法，就是恢复旧国会，迎接黎元洪复职。
5月初，吴佩孚驻车天津，知道吴景濂也在天津，特请张绍曾约他到车站晤谈。吴景濂虽然觉得吴佩孚其人骄横跋扈，非经国之才，但知解决时局离不开他，身为议长，既不能拒人千里，亦不能太过委曲求全。他让张绍曾转告：“吴佩孚是徐世昌的高等封疆大吏，我们南方认为徐氏总统为非法，所以揭护法旗帜，以反对徐氏为号召。如今吴态度未明，我二人见面，无法谈话。请对吴说，等他态度表明后，我们再面谈。”
张绍曾把吴景濂的话向吴佩孚回复后，吴佩孚请张再去见吴景濂，把吴的主张开张清单，一列出来，以便他与曹锟商量。当晚，吴景濂邀请易次乾、吕复、王箴三等众议员到旅馆开会，列出了一份有十二项主张的清单，包括拥护约法、拥护国会、徐世昌下台、组织特别法庭、裁判黎元洪违法解散国会、召集全国南北元老在北京开国是会议、实行裁兵，等等，由张绍曾转交吴佩孚。
几天后，吴佩孚派专车接王家襄、吴景濂两位议长到保定，详细讨论。吴景濂到保定当晚，吴佩孚单独与之见面。吴景濂问：“我与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同来，为什么只与我见面，而不见王议长？”吴佩孚说：“王家襄居于北京，未从事护法事业，今日谈护法继续事业，恐王泄言，所以先与先生单独谈话。”
以下是二吴密谈的部分内容：
吴景濂：“徐世昌自作非法总统以来，不必问其对全国如何，就其对北将领而说，以先直皖战争，此次直奉战争，皆由他一手先达成。今直奉战争以后，徐仍在北京高作总统，君与曹巡阅使将何以对付之。故就全国大局论，就北方局面论，第一着，非去徐不能安定。”
吴佩孚：“先生所说甚是。我与曹巡阅使对此事已下决心，但如何办法则尚未想出。”
吴景濂：“中国数年糜乱，皆由法律无效所致。我们在南方护法，即为此点。故法律问题若能解决，则徐氏的地位，是非法选出，自然迎刃而解。故今日办法，仍要在北方树护法的旗帜。要知揭出护法旗帜，不但数年护法问题可以解决，则公等与曹巡阅使所处的困难，亦可解决。”
吴佩孚：“甚是甚是。如何揭出护法旗帜，有请先生垒权办理。”
吴景濂：“我拟在天津先借直隶省议会会场及会址，设立第一届国会筹备处，由我通电全国，号召第一届国会议员来津开会，并把筹办情形由我密电西南护法团体，使之响应。公与曹巡阅使能借我直隶省议会会场吗？”
吴佩孚当然一口应承。对于黎元洪复位问题，吴景濂认为，应先组织法庭审判当年违法解散国会一案，如果判他无罪，则请黎复位；如果有罪，则请国会正式开会选举总统。“法律森严，此后再无有元首敢作非法之事。”吴景濂说：“昔日英国长期国会战争十六年十个月之久，结果英王伏法。所以英国国会权高于一切，除去雌不能变雄，雄不能变雌，其余国会之力，皆可作到。今次护法，若能将法律地位巩固，则可与英国国会媲美，则公之英名不朽矣！”
1922年4月2日，吴景濂、王家襄等议员联名宣布，第一届国会恢复行使职权，继续完成制宪，以谋中国的和平统一。5月28日，直系将领电请南北两总统同时下野，恢复法统的声浪日渐高涨。6月1日，通电全国，第一届国会正式恢复行使职权。图为担任过四任民国国会议长的吴景濂。
吴佩孚：“先生所说甚是，但是滞碍难行。”
吴景濂：“今日此事，在君等握军权有实力者之意见为如何便如何，商之于我，我虽不承认，然以难强我的主张请公等服从。”1
可见他们虽然口口声声说护法，其实国会能否恢复，能走多远，依然是看“握军权有实力者之意见”。对此，吴景濂内心一清二楚。5月10日，吴景濂、王家襄参加了直系的会议。吴佩孚作了一次措辞强硬的发言。他说旧国会应自行集会，自己虽然身为军人，不便有所主张，但谁敢反对旧国会，他一定出面干涉。说这话时，他目光如电，咄咄逼人。
5月15日，平地一声雷，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发表通电，主张请黎元洪复职，召集1917年旧国会，速制宪典，共选副座。这是军人驱徐（世昌）迎黎（元洪）的第一炮。紧接着，孙传芳又放出第二炮，要求徐世昌、孙文南北两总统同时下野。江苏督军齐燮元通电附和，请徐世昌“慷慨宣言，功成身退”。随后河南督军冯玉祥、陕西督军刘镇华等，也呼吁“恢复法统，进行统一”。
“恢复法统”的口号一出，久已被冷落的国会议员，又纷纷浮出水面了。5月22日，一批京津社会名流，在熊希龄寓所开会，联名通电，主张恢复旧国会。5月24日，参议员26人，众议员42人，在天津开会，成立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对外宣言：“现同人决议依法自行集会，唯因政治上之障碍，先于天津顺直省议会设立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曹锟、吴佩孚致电旧国会议员，表示支持：“今诸公准据职权，依法自行集会，实为政治光明之导线。”2翻开1917年9月的报纸，曹锟宣称“旧国会万无恢复之理”的电文，历历在目，现在却180度转变，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5月28日，直系将领通电请南北两总统同时下野。恢复法统的声浪日渐高涨。6月1日，筹备会开第二次会议时，议员人数已增加至参议员63人、众议员138人。于是通电全国，自即日起，第一届国会正式恢复行使职权，西南各省因护法而成立的一切特别组织，均应取消。徐世昌既为非法国会选出，应即下台。这份由王家襄、吴景濂领衔的通电，历数徐世昌的罪状，无非是“窃位数年，祸国殃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黩货营私，种种罪恶，举国痛心”，都是空言虚语，唯一能坐实的，就是他是非法的安福国会选举出来的，所以他也是非法韵。
徐世昌对于恢复第一届国会，当然是不赞成的。就法律而言，第一届国会已无法恢复，因为当选了安福国会的议员，即表示承认第一届国会已结束；而参加了南方非常国会的议员，虽表明他们仍坚持第一届国会的法律地位，但意味着非常国会的任期，即计入第一届国会的任期，如今已经届满，无可恢复。扣除了安福国会与非常国会的议员，剩下的议员人数，已不足法定人数。吴景濂身为议长，既参加了非常国会，又不把非常国会的时间计算在任期之内，还有什么法律可言？
直系当道，报纸都是它的传声筒。时而说徐世昌如何要天津警察厅阻止旧国会议员开会，时而说他如何重金收买非常国会议员，要他们留在南方，不要北上。谣诼满天，不断损害着政府的形象。升斗小民无从得知内幕，只能对着漫天疑云，交头接耳，私下揣测。其实，徐世昌对自己的命运，表现得相当平静——既然大家不要我干，我走就是了。
张国淦曾追述一段逸闻：6月1日深夜，直系驻京代表接到上头电话说：“吴大帅发怒，已回洛阳，将来一定要将徐赶走，你为何不好好注意办？”这个代表被这个半夜电话吓得心慌意乱，竟忽略了“将来”二字，第二天一早，即以军用电话向总统府秘书长疾言：“吴大帅有电话来，要徐世昌赶快腾总统府。”3军人的气焰，真可把天烧出个洞来。
6月2日，徐世昌宣告辞职，下午4时离开北京，从此彻底退出政坛。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几年来，他们因为徐世昌执政，敦尚文雅，优假士人，而得以在北京文化教育与学术界呼吸着自由的空气——联名致电孙文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南北两总统应同时下野，并敦促国会议员早日北上：
自六年（1917）间国会受非法解散，公等与西南诸首领揭护法之帜，以广东为国会自由召集之地点，中间受几多波折，受几多阻力，而公等坚持不渝，以种种手段，求达护法目的。开非常国会，以抵制北方非法国会；选举总统，以抵制北京非法总统；举行北伐，以抵制北方拥护非法国会与非法总统之武力。虽有以此种种手段为病者，而公等坚持如故，固以为苟能达护法之目的，无论何种手段，不妨一试。且正维公等用此种种手段，使全国同胞永远有一正式民意机关之印象。故至今日而克有实行恢复之机会，公等护法之功，永垂不朽，当为国民所公认。
乃者北京非法总统，业已退职，前此下令解散国会之总统，已预备取消六年间不法之命令，而恢复国会，护法之目的，可谓完全达到。北方军队已表示以拥护正式民意机关为职志，南北一致，无再用武力解决之必要。敢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倘国会诸君，惠然北上，共图国家大计，全国同胞，实利赖之！蔡元培等二百余人叩。江（三日）4
当时正是“六一六事变”前夜，广州风声鹤唳，危疑麓惧。北方学者的呼吁，对广州的局势，不起任何实际作用。结果，徐世昌和平下台，京师匕鬯不惊，而广州爆发政变，满城百姓，仓皇奔走。尽管如此，民众对徐世昌，似乎没有纤介感激之情，相反，极尽贬损谤讪之能事。翻翻民国史书，有谁为他说过一句公道话？也许，在人们的潜意识里，还是渴望威权，喜欢有个强人统治自己，看看吴佩孚那么受欢迎，便是最清楚的明证了。历史的厚此薄彼，总让人感到啼笑皆非！
民六民八之争
直奉战争后，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恢复旧国会，对总统问题，还不太在意，但徐世昌走得太干脆，这个问题便迫在眉睫了。仓促间要找一个人顶替徐世昌，谈何容易，不仅要有资历、名望，还得在法律上解释得通。除了黎元洪，很难有第二人选。至此，吴景濂也不再坚持要先审判黎元洪了。6月2日清晨，王家襄、吴景濂一同在天津拜访了黎元洪，请他复任总统。
黎元洪，这个久违的名字，忽然又大放光芒，成了舆论的焦点。本来，自从1917年退出政坛后，黎元洪的从政之心，已日渐淡化，当了一家中美实业公司的董事长，连政府每月给的一千元津贴，他也婉拒不收，他没想到自己会有咸鱼翻身的一天。
黎元洪为人忠厚，对昔日督军团逼宫，心有余悸，故百般推搪。章太炎也劝他“杜门高枕，偃卧三月，以待时之变”。但经不住国会议员轮番上门相劝，每天劝进的电报，像潮水般涌来，曹锟躬率直、苏、鲁、鄂、赣、豫、察、陕、甘、绥十省督军、省长、都统，联衔通电，恭请黎元洪“反辔首都，依法复位”，还派出一个由45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浩浩荡荡到天津迎驾。黎元洪开始还不为所动，大有臣门如市、臣心如水之势。但直隶省长王承斌跪在黎元洪面前，声泪俱下劝说，大有黎元洪不出，他就长跪不起之势。黎元洪虽是“泥菩萨”，也难免动了凡心。
黎元洪提出四项主张：一、南北统一；二、恢复国会；三、废督裁兵；四、财政公开。做得到就复职，做不到就免谈。代表团慨然保证，这四项主张与曹、吴以及全国军民的心理，不谋而合，只要总统肯复职，不难一一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