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后，战乱不停，每打一仗，军队人数就翻倍增加，军费开支就蹿升不止。在北京，各法团发起成立国民裁兵会，并与上海的商教联合会互通声气，谋求一致行动，“请全国各地，同时组织裁兵大会，鼓吹弭兵”，建议以京、沪、汉、广为集中点，各派代表共策进行。废督裁兵的呼声，在全国上下，有如素练横江，滚滚而来，势不可当，以致黎元洪复出时，都以它作为争取民心的口号。
1922年5月，农会、工会、银行、律师公会、报界公会、省议会6个团体相继加入，在上海开成立大会，到会代表29人，代表14省区的八大团体，号称“八团体联合会”。主张先由各省自定省宪，再由各省联合制定国宪，并且成立了“八团体国是会议国宪草拟委员会”，成员有章太炎、张君劢、沈信卿、黄任之、张东荪、孙福基、杨春绿、崔遐庵等人。李剑农把它称为“人民自由集合讨论国是的团体”。
徐世昌当总统时，对民间社会采取极宽松和开放的政策，开创了一个虽然显得粗粝，却十分热烈奔放的时代。
7月，这个民间草宪委员会公布了两份宪法草案：一份为总统制，由张君劢执笔起草；一份为委员制，由章太炎执笔起草，供社会讨论。两份草案第一条都开宗明义：“中华民国为联省共和国。”7月22日、26日及8月23日连续开会讨论国宪草案，在8月15日通过报纸，公布了《国是会议表示对于国宪之意见》，要点有七项：一，定中华民国为联省共和国；二，列举联省政府与省政府之权限；三，定国防军不过20万人，分驻国防要地，岁费不得过联省政府岁出的20％；四，定各省军队改为民团；五，限定何种为联省政府收入，其余通为各省收入；六，定现役军人解职未满三年者，于联省政府及省政府皆不得当选为省长；七，定现役军人不得以文字向公众发表政治意见。
章太炎主张根本废除国会，废除总统。他轻蔑地说：“纵令广州国会今再恢复于北京，其为藏垢纳污之薮如故也，其为趋势善变之人如故也。”按张君劢的理解，章太炎之所以主张委员制，“本不求其为善也，但求其不为恶而已”。他因而感叹：“立一法，创一制，必期其有益而垂诸久远，若法制之本无益可言，或本不期其有益也，则又何贵乎多此一番更张。”他也极痛恨国会议员太扶不上壁了，“忽东忽西如豢养群犬”¨。
7月22日，褚辅成在上海一家旅社，邀请各省旅沪名流，开了个明星大会，决定成立“联省自治促进会”。其宗旨是“从社会方面分道进行，以赞助国会议员与西南当局，期达实现联省自治政制而后已”。章太炎、柏烈武、尹昌衡等人都来了，一时高朋满座，星光闪烁。公推曹亚伯、朱湘溪、甘子言、钟伯毅、吴宗慈、褚辅成、李次山七人为筹备员。这个促进会分为议员与非议员两大组，针对当时广东北伐军和陈炯明的粤军正在粤北开战，各自质询政府，要求答复究竟有没有停止战争的诚意与能力。议员的质询电文，由吴宗慈起草；非议员的质询电文，由章太炎起草。
非议员的电文，是以章太炎、谭延闯、曹亚伯、朱树藩、赵铁桥等人的名义，发给吴佩孚的，措辞尖锐，警告这位“常胜将军”：“今之将帅，谁能久长，朝为元勋，暮为祸首，一朝颠仆，身名俱隳，足下自度能永为天之骄子否？勉速戢兵，庶免自焚之悔。”12
知识界已经觉醒了。
新文化运动时期，一班北京的知识分子在创办《新青年》时，曾相约“二十年内不谈政治”，但时代迫使他们破戒了。1922年5月7日，《努力》周报在北京创刊了，主编是胡适，但最早提出要办这份杂志的是地质学家、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创办者、名誉所长丁文江。丁文江是江苏人，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胡适由衷敬佩的知识分子。办这份杂志的目的，用胡适的话来说：“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胡适这样写道：
在君（丁文江）为什么鼓励他的朋友出来讨论政治、批评政治、干预政治呢？我们一班朋友都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民九以前的安福部政治，民九安福部崩溃以后所谓“奉直合作时期”的政治，以及民十一奉军败退出关以后曹锟、吴佩孚控制之下的政治——这是不用细说的……他生怕在那个局势之下，中国政治必然会变成更无法纪、更腐败、更黑暗。这是他时常警告一班朋友的议论，他常责备我们不应该放弃干预政治的责任。13
《努力》周报的发刊词，是一首由胡适亲撰的《努力歌》：
“这种情形是不会长久的”。
朋友，你错了，
除非你和我不许他长久，
他是会长久的。
“这种事要有人做”。
朋友，你又错了。
你应该说：我不做，等谁去做？
天下无不可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好人的——
也都说“不可为”，
那才真是不可为了。
阻力吗？他是黑暗里的一个鬼，
你大胆走上前去，他就没有了。
朋友们，我们唱个“努力歌”：
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
努力！努力！
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国再造了！
努力！努力！
5月14日，《努力》周报第二期上，刊登了由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王宠惠、罗文干、李大钊、梁漱溟、汤尔和、陶孟和、朱经农、高一涵、丁文江、陶行知、王伯秋、张慰慈、徐宝璜、王徵16人联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严正要求政府立即进行政治改革，改革的最低限度目标是：
一、政治改革的目标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
“这种事要有人做”。
朋友，你又错了。
你应该说：我不做，等谁去做？
天下无不可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好人的——
也都说“不可为”，
那才真是不可为了。
阻力吗？他是黑暗里的一个鬼，
你大胆走上前去，他就没有了。
朋友们，我们唱个“努力歌”：
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
努力！努力！
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国再造了！
努力！努力！
5月14日，《努力》周报第二期上，刊登了由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王宠惠、罗文干、李大钊、梁漱溟、汤尔和，陶孟和、朱经农、高一涵、丁文江、陶行知、王伯秋、张慰慈、徐宝璜、王徵16人联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严正要求政府立即进行政治改革，改革的最低限度目标是：
一、政治改革的目标
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
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
我们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
（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三、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
我们对于今后政治的改革，有三个基本的要求：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武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
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
胡适发出呼吁：全体优秀公民都要站起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功夫”。
“政治主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而广泛的讨论。北京有七位教育界人士——北京高师校长李建幼、北京女子高师校长毛邦伟、北京法律专门校长王家驹、俞同奎、北京医药专门校长周颂声、北京农学院院长吴宗植、北京艺术专门校长叶倩——公开声明，支持这份宣言。
工商界也觉醒了。
1920年前后，是各地商团蓬勃发展的时期。汉口商会甚至提出以14世纪德国“汉萨同盟”为榜样，建立真正的城市同盟。广东商团在1919年3月完成改组，陈廉伯当选新一届商团团长，他意气风发地表示：“集商界优秀分子于一堂，而谋武装和平之助力，不可谓非千载一时之会。”15清楚地表明了商人自治与参与政治的诉求。
陈廉伯是中国第一家民族企业机器缫丝厂厂主陈启源的哲嗣，在商界同人印象中，是一位既肯出钱出力，又敢于任事的人物。他上任后，对商团进行了全面整顿，振兴团务，使之成为商人参与政治的一个重要平台。从商团内部的架构可以看出，商人对民主政治的运作，已比官僚、政客们成熟得多；他们做到的事情，官僚、政客们折腾了十年也没真正做到。
商团内最重要的机构是评议会，地位相当于议会，商团一切重要事宜，均须得评议会的同意。评议会有23名评议员，由下属10个分团各举2人，另由粤商维持公安会现任正副会长3人共同组成。评议员任期一年，改选复选时可以连任。评议会的职权，包括议决总团预决算、团费筹集及处理方法、团长及各职员、团员交议的事件和评议员临时动议的特别事件，还包括议决商团一切规则，纠举不称职的职员与破坏规约的团友。
评议会分为常会与临时会议两种，常会每月一次，如遇要事则由评议员召集临时会议。商团团长、分团团总、总分团各部职员或团友三人以上，可联署提出议案交评议会公决，并可以出席会议，陈述意见，唯无表决权。会议事件如与职员本身有关，该职员应行回避。方案表决须有半数以上评议员出席，方案通过亦须超过半数；如表决人数相同，则由主席操定夺之权。因纠举本团重要职员及议决重要事项而举行特别会议时，须有三分之二以上人数出席及三分之二以上人数通过，方得作为表决。提案、讨论、表决，一切程序，规矩绳墨，有板有眼。也没听说过有评议员以故意缺席造成流会来杯葛议事的。
在议事桌上，大家讨论的议题，都是与商界密切相关的，大家积极献可替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最后庄严表决。表决后，认真执行决议。商团团长只有执行评议会议决事项之权，受评议会的节制与监督。但如果团长认为所交议案窒碍难行时，可交回评议会复议。复议时也须有三分之二以上人数出席及三分之二以上人数表决，如评议会仍坚持原议，可召开全体团友大会解决。团长对突发事件有紧急处置之权，但须尽快咨交评议会追认。评议会的章程，任何人不得借故修改；如确有修改之必要，得由全体职员和团友大会公决修正。评议会制度，已彰显出鲜明的代议政制色彩。
陈廉伯还组建起商团模范队，进行军事操练，捕匪缉盗，维持市场治安秩序，防止“军政”对他们“训政”的干扰，同时又组织商户联防救火、救济赈灾、举办善堂。1920年11月，广东东江、西江和北江流域，同遭兵燹，陈廉伯担任会长的“粮食救济会”拨赈东江25万元，陈廉伯自己还捐了5000元。1921年夏，“两粤兵灾救济会”成立，陈廉伯被推举为会长。他还创办了志得婴院。
商团提倡国货、兴办商业学校，还筹办体育会，出版《粤省商团月报》，推广文化体育。甚至建立自己的军乐队，每逢春节，组织同乐会，搭棚演戏，同欢同乐，使广东商团声名大噪，受到商界衷心拥护，商人踊跃加入，甚至有舆论称赞陈廉伯是“中国的华盛顿”。“六一六事变”后，商团主动走上街头，维持商场秩序和社会治安，把商人的损失减到最少，因此深得商人感戴，几天内报名入团的人数便增加一千多。
商人参与构建地方社会，组织社会自治，积累公共治理经验，凡此种种，都是对“民治社会”的一种最有效训练。孙文常说行“宪政”之前，必须经过“训政”阶段。然而，当官僚，政客、军人们还在“军政”阶段，刀光剑影、互相厮杀时，民间早已开始了自己的“训政”。其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州方面负责人简琴石撰文指出，商人主宰国家政权已是不可逆转之时代趋势，他写道：
20世纪以后，政与商必不能分离而各立。吾国积弱之大原，即在于政商之分离。知其症结则不能不急起以救其病，故今日商界之要务，不在于资本不集，不在于商业知识之不充；所当速起以求者，即为团体之结合，参政之能力，政治实权之操握。务使政与商联为一气，若臂使指，运棹从心。夫然后商业可以扩张，国家可以商业之扩张，收其富弱之良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