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余年过去，“官场小说”作为边缘化文学类型化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品类，得天时地利人和而迅猛发展，影响也日渐扩大，官场小说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强烈关注的热点之一。有数据为证：“2008年文学图书畅销排行”显示，排在前20位的文学图书中，类型化小说占了半数以上，而“官场小说”有4种。在“新浪读书频道”的文学图书点击总排行中，“官场小说”仅次于“都市小说”，排在第二位，在排行榜前30位热门图书中，“官场小说”占了8种，占四分之一强。2008年出版了官场小说约118种，而到了2009年官场小说已成图书市场的宠儿，其品种达到130余种，比上年增长了10%，而通过网络推出的官场小说更是远远多于这一数量。在文学作品普遍不景气的今天，这堪称一个奇异的现象。到了2010年，官场文学更是大热，几乎每部官场小说的出版，都会掀起畅销热潮。走进书店放眼一看，打着官场小说旗号的如“省府大院”“死刑贪官”“公务员”“驻京办主任”“官高一品”“领导司机”“秘书长”“副县长”“接待处处长”等各色作品总是占据重要的位置，其名目之繁、门类之齐，令人瞠目结舌。扫描银屏，由官场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业已成为保证收视率的金字招牌。早期的王跃文的《国画》《梅次的故事》、张平的《抉择》、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大雪无痕》、周梅森的《中国制造》《绝对权利》、杨文彬的《省委书记》、李佩甫的《羊的门》、阎真的《沧浪之水》、肖仁福的《官运》等，在市场上和读者中保持着恒久的吸引力。以后陆续面市的田东照的“跑官”系列、张平的《国家干部》、晋原平的《生死门》、李春平的《步步高》、王晓方的《驻京办主任》《公务员笔记》、纳川的《省府大院》、舍人的《宦海沉浮》、杨少衡的《党校同学》、邱建海的《官途》、小桥老树的《侯卫东官场笔记》、汪宛夫的《乌纱》、王敬瑞的《芝麻官悟语》、贾兴安的《县长门》等，更是一再将官场小说推向高潮。在新世纪，“官场小说”持续走俏，显然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当下的“官场小说”，虽然数量大幅增长，取得了令人惊叹的销售量，但在艺术质量上能与优秀的官场小说相匹配的，实在为数寥寥，几近凤毛麟角。官场小说风行之后，催生的是一大批模式化的作品。这些作品纯粹以猎奇为目的，极尽想象夸张之能事，官场只是个媒介，反腐只是个幌子，夹杂色情、暴力，以揭露凭空想象的秘闻、隐私为主要卖点，满足社会上部分人的窥私欲和猎奇癖。这类小说纯粹是挂着反腐（官场）小说的羊头卖猎奇小说的狗肉的庸俗低级的垃圾作品。这些作品理应受到文学的排斥而被历史所抛弃。
官场警世之作：王跃文的《国画》与《梅次的故事》
被誉为官场第一小说的《国画》，1999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经面世便迅速在文学评论界和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并创下了两个月内重印8次的出版奇迹。几乎一夜之间风靡全国，甚至传言坊间一时洛阳纸贵。使王跃文瞬间被认定为新时期官场小说的开创者。2010年，王跃文的《国画》《梅次故事》《西州月》《大清相国》《亡魂鸟》五部长篇小说重新修订推出，受青睐的程度不减当年，王跃文官场小说的王者地位至今无以撼动。《国画》为官场小说之经典毋庸置疑。
《国画》之所以成为官场小说里程碑似的作品，与小说所具有的文化意味和人性深度密不可分。它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述了当前社会官场的腐败，并把官场、商场、情场中交织的对权力、金钱、情欲的追逐细致入微地刻画出来，较全面地揭示出政治腐败的社会机制，以及由政治腐败所带来的社会风气的腐败和堕落。小说围绕主人公朱怀镜从进献朋友的国画给领导开始，逐步进入“圈子”，最后当到副厅长的官场经历。着力描写了他从一个县城普通办事员到成为市政府实权派人士的心理演变过程，深刻揭示了人性丑恶以及腐败滋生的原因。小说对一批生存于权力中心和边缘的人物，如朱怀镜、皮德求、张天奇、关隐达、孟维周等官员的形象的世相百态的精微描写，呈现了一代人的精神漫画。男主角朱怀镜是王跃文对官场小说的一大贡献，一个市政府里面主管经济的处长，既非反腐英雄，又非腐败分子，虽然有时也会投机取巧，行贿受贿，搞婚外恋，蝇营狗苟，但是还是有着自己的底线和对别人的同情心。他的身上，有权力、道德、权术、人情等的矛盾；有深沉和苦闷中寻找彼岸的光明与希望。他的官场之路无疑有着深刻的警世意义。全书散发着王跃文一以贯之的批判现实主义风格，自然主义的描写手法穿插其中，行文行云流水，生活气息浓郁，幽默机智而不失深刻，笑话谐谑而不辞风雅。在王跃文看来，“写小说是一件暴露自己灵魂的事”。“我把我要写的人物放在我熟悉的环境里行走”，王跃文说：“人不该是制度的奴隶，任何制度都只是暂时的游戏，不管这种游戏玩得怎么像模像样，或者假模假样，惟有人心，江河万古。”可见，他立意于写人，写人在外力规约下的痛苦，热切期望人能够摆脱这种奴隶般的状态。这是王跃文的小说所以在文学性方面达到标高的原因。因此有论者说，王跃文是第一个将官场小说提升到文学高度的作家，《国画》更可以说是官场文学的滥觞之作。如果没有王跃文的出现，官场小说恐怕还在权术伎俩、权色交易等低俗的漩涡中打转，或者是在所谓改革、为民请命之类中寻找自我安慰。是王跃文将以官场为环境的小说推到了文学作品的高度，也是他将几千年来的官场文化化繁为简地融入了小说创作之中。
“《梅次故事》是《国画》的姊妹篇，或者说‘朱怀镜后传’。两部作品联袂而构成一幅完整的当代社会的人物工笔画。”《梅次故事》里朱怀镜调任荆都市梅次地委副书记，开始了新的仕途生涯和人生故事。社会转型期的梅次，充满着生机和躁动，前所未闻的人与事、情与理，无不对身居高位的朱怀镜发生着影响和冲击，考验着他的人格。此时的朱怀镜凭借早已化入其血液的官场智慧在上司与下属、家庭与情人、官场现实与政治抱负之间辛苦周旋，艰难地接近“做好官”的政治理想。“与《国画》相比，《梅次故事》中的朱怀镜已不仅仅是‘官场’人物，而是左右逢源与‘官道’和‘人道’、游刃有余在‘宦海’和‘人间’的哲人高手。这是一个做官为人的‘素质’已全面具备并得到良性发展的角色，世事的洞察、仕途的敏悟、人情的练达，在他身上达到了完美的融合。对上流社会来说他无疑是一部形象的当代备忘录，于平民百姓而言他不啻为一本通俗的现代启示录。”
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阎真的《沧浪之水》
2001年，阎真的38万多字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刚一出版，便迅速引起了评论界和广大读者的高度关注。有人惊呼：“又一部反腐力作出现了！”小说在《当代》杂志首发后，《小说选刊》紧跟着予以刊载，西安电影制片厂火速买断作品的影视改编权，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小说单行本，次年《新华文摘》发表一万多字的故事梗概。著名评论家雷达、周政保、孟繁华等纷纷在各大媒体撰文评介，不约而同地将其列为当年最值得一读的小说。《沧浪之水》从出版到现在，已经再版印刷了21次、30多万册，并获得《当代》2001年度奖、《小说选刊》奖、湖南省最高文学作品奖等奖项。小说写一个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在官场中的灵魂裂变。作品主人公池大为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医学院研究生毕业后，分到省卫生厅工作，一开始他作为一个崇尚先贤，保持平民尊严，愤世嫉俗，决心要为天下、为民众而活的耿直青年；他的道德理想和价值基础，与他的父辈们的追求，与我们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紧密相连。“在浊浪滔天的‘沧浪之水’中池大为有过‘人’之所以为人的艰苦卓绝的持守，其中也屡屡进行过‘生存还是毁灭’的精神追问。”此时在池大为身上表现出来的是真正中国知识分子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清高，是知识分子自尊自重、洁身自好的独立人格，他信仰的是有所作为、以天下千秋为己任的理想的价值观、人生观。一句话，池大为是一位品德高洁的“好人”。但后来，他发现自己“无欲则刚”了好几年，却一无所有，郁郁不得志。在物质环境的挤压和别人的劝诱之下，他忽然“大彻大悟”，心中的神圣感逐渐摧毁，并欺骗自己说，为了赢得自尊，首先必须放弃自尊。一旦抛弃操守，蔑视永恒，他就活得轻松多了。他逢迎、拍马、出卖、讨好，无所不为，短短几年，他几乎什么都得到了。最后，池大为取得了即将退休的马厅长的信任当上了省卫生厅厅长，成为官场的一个成功人士。《沧浪之水》通过对主人公池大为形象的成功塑造，不仅真切地写出了权力和金钱对知识分子人格和价值观的摧毁，而且非常生动地写出了知识分子在逐渐放弃操守时复杂而痛苦的心路历程。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说，《沧浪之水》深刻地写出了权力和金钱对精神价值的败坏。阎真赞同这个评价。他说，如今知识分子的身份感普遍失落，传统的道义寸步难行，权势金钱一路高歌。他想借知识分子“池大为”的升降沉浮，展示人性百态，官场的翻云覆雨，同时也是对“知识分子之死”的忧虑和抗拒。因此可以说，《沧浪之水》以惊心动魄的真实感，痛彻肺腑的真实性，灵动深沉的思辨性，为我们书写了一部知识分子精神沉沦、价值崩溃的“心灵痛史”。池大为的精神沉沦，以及他良知未泯的反省，均有相当的深刻性和警世意味。
官场“人间喜剧”：张平的《国家干部》
2004年初，张平推出了6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国家干部》，被业内人士称为“是一部给2004年文坛带来风暴的作品”。这部《国家干部》，花了张平3年多的时间，是他写作时间最长的一部作品，也是他字数最多的一部作品。作品直面我国干部人事体制改革，对现有的干部体制、干部政治、干部文化作了深刻的阐释和思考。小说一反贪污、受贿等以经济为内容的反腐小说形式，而是将笔力集中与对政治腐败的揭示和批判。小说以嶝江市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市长夏中民政绩突出，却屡屡不被提拔为焦点，通过夏中民和常务副书记汪思继竞争市长而展开故事情节。作者以犀利的眼光，独到的思维，对当代干部中存在的权谋文化式的“政治腐败”进行了深入理性的思考；用异常尖刻的笔墨，直面“权谋文化”的丑恶，揭示了我党内部存在的某些不正之风。小说让嶝江市里的形形色色“国家干部”粉墨登场，每个人都有其代表性、类型性，他们共同上演了今天官场的“人间喜剧”。
《国家干部》不是那种小打小闹的“反贪小说”，也不是那种尔虞我诈的“官场小说”，它思考的问题甚为巨大。它直面因改革深化而日益尖锐的干群矛盾；它质疑干部选拔机制存在的种种弊端；提出了国家干部中的某些既得利益群体，怎样激化干群矛盾，严重阻遏改革的深入和政治民主化的步伐；它从根本上研诘干部身份、干部体制、干部文化，追问作为“国家干部”担负的义务和责任，到底应该代表谁的利益；它真实而又骇人听闻地写出了在宗法文化背景下地方势力的可怕能量，写出了既得利益群体和关系网络一旦形成，就会怎样顽固地、不择手段地抗拒政治民主化进程，甚至使局部地区的政权性质发生变异。作品意旨，具体情节，由始至终寄寓了作者对社会文化思想的批判和探索，酣畅淋漓的勾勒出当代生活中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以及对国家干部的理想刻画和富有使命感的领袖人物的憧憬。
这部作品的叙事文本不同以往，在写作上借鉴了畅销书的某些特征，比如悬念的设置、情节的构思都很有吸引力，避免了政治小说沉重冗长之感。此外，作者有意识地采用了寓言架构，使用谐音命名，从而使人物指事更加清晰，褒贬对象更加明确，所包含的寓意也更加深刻。从主角到配角，从高层到底层，从正面人物到反面人物，无不寄寓其中。
张平称自己的这部作品是“一部现实小说，一部政治小说，或者可以说是一部有关政治的现实题材小说”。这一定位得到了雷达、白烨、陈晓明等一流评论家的首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