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汪涌豪教授在对《驻京办主任》等官场小说的评析中指出：“他们或许在写官场，但应该非关小说；它们可以勉强地将自己的作品归为虚构类的报告，但绝够不上称为文学。”“这样的写作不仅非关小说，有时简直也无益于反腐。它虽然在客观上多少揭开了官场的黑幕，有利于社会的正气，但当主观上缺乏认识的高度和道义的担当，特别是对人性深刻的洞察、同情与悲悯，其对官场黑幕的揭露就可能无关激浊扬清，并很可能因一味的展览罪恶而流于欲讽反劝的窘境。”“离真正的小说就更远了”。
作家阎真对官场小说的垃圾作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们更多的是追求故事，描写一种职业状态，爆了些料而已，只能说是满足了部分读者的猎奇心理。缺少艺术性的东西是缺乏生命力的。
官场小说模式化倾向严重
几乎是从官场小说出现伊始就有人指出官场小说存在模式化倾向问题，但随着官场小说市场化趋势的加强，官场小说模式化倾向也日趋严重，这也使得官场小说成为评论家的众矢之的。
一直以来，不仅有专家指出官场小说其内容不出“拿揭秘当卖点”的常套，即用权力倾轧与权钱交易、情色诱引，来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艺术上也大多流于定式，乏善可陈。有读者列出其创作公式为“腐败+阴谋+美色”。
在《小说选刊》原总编贺绍俊看来，作为一种消费型的通俗文学，官场小说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创作的模式化。“在王跃文等人的官场文学获得极大关注、迅速走红的情况下，一批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官场小说开始跟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官场文学就开始越来越模式化、套路化。”
有论者指出，创作模式化的形成使官场小说在最初走红之后，整体上并没有于艺术上精益求精，而是越来越概念化、模式化了。
多数论者认为，“官场”小说已进入一个纲纪混乱的时代，大量粗制滥造的所谓“官场小说”充斥着图书市场。该类小说在创制方式上已经落入程式化、模式化的俗套，题材选旨多为揭示黑幕，哗众取宠，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与窥视欲；在叙事方式上复制雷同，千篇一律，鲜有新意。具有原创性的精品力作可谓凤毛麟角，寥若晨星。
曾有研究者将官场小说的创作模式归纳为“好莱坞模式”“样板戏模式”和“传统叙述模式”，即除了曲折的情节、冲突的矛盾，除了腐败和反腐败，没有其他更深刻的内涵，作家似乎不太会用纯粹的艺术方式来把握政治题材，往往构思立意很高，力度却不够。学者杨剑龙教授则将这类作品的模式归纳为“黑幕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人物和情节逃不出权力争夺、钱权交易、色欲横行的套路。
学者郝雨甚至认为，一些被媒体特别看好的“反腐力作”的小说，尤其是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的一些长篇小说，也难逃人物概念化或单面化的模式，即腐败分子一天到晚千方百计搞腐败，反腐英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抗腐蚀；腐败分子为了权和钱连老婆女儿都可以用作“美人计”或性贿赂的物质筹码，灵魂肮脏丑陋至极；反腐英雄为了保持廉洁也连老婆孩子都可以作为大义灭亲或者牺牲的对象，灵魂干净得一尘不染。“‘反腐’成了商业品牌，反腐败文学到了2000年之后，出现了逐渐偏离艺术追求的趋势，它们更多地借用了通俗小说的套路，以主旋律的旗号，携现代媒介的优势，形成了一种有利可图的商业开发资源。”
有论者指出，官场小说权钱权色交易、权力内部斗争、官商相互勾结变成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个个生动的场景；让老百姓读得如痴如醉，让官场小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似的，一拨一拨出来；最后，书商、作者、老百姓各得其所，全都满意地笑了。故事轨迹基本逃不出投机、升官、得意、失意的老套模式，如果有变化，就是在钱、色、商与权之间加些佐料，增强些感官刺激而已。如此下去，所有的官场小说都将成为一副面孔。
从出版业界来说，大家认为图书跟风严重，很多做法近似于“涸泽而渔”，自己把一些“类型”毁了。评论家解玺璋说，“类型小说自身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比如官场小说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来，现在书名都直接写职务，领导的司机、秘书，从省委书记一直写到现在的驻京办主任，各种各样的职务都写到了，大家开玩笑说，现在就差两个职务没有写，一个是总理，一个是总书记，它自己走到了死胡同里。”
作家小桥老树也赞同以上说法，他说，官场小说同质化倾向是很大的弊端。“在大型书店里，除了没有《城管局长》这本书，其他大部分官职都有同名小说。仅仅以权钱、权色交易，以揭秘为卖点，官场小说将走向死胡同，是没有前途的。”
不少人认为如今的官场小说近乎一种实用主义的文字商品。有人说他们可以提供为官经验，可以透视官场关系，教人如何在官场中如鱼得水……作者和出版人大约清楚这其中奥秘，或者我们套用一个官场小说的流行辞令，叫做——内幕。说官场小说是文字商品，确有它的道理，因为官场小说的写作如流水线般有章可循。在这里，你可见其脉络清晰，你可以赤裸裸地知道你要什么：是权力斗争，是权色交易，还是官场秘籍？
而在众多读者心中，官场小说风行之后，催生的是一大批模式化的作品。书中“拳头加枕头”的细节描写，相互倾轧的权力斗争，成为读者满足猎奇心理，甚至学习“从政经验”的“官经”。有网友给王跃文留言说，他在进入机关工作之前，先找他的小说读过再去上班；还有人称，他的《国画》是“一部让大学生少奋斗10年的成功宝典”。
有官员读者说：“很多小说除了概念化官场外并无特殊，那就是一般人对官场的想象——腐败、勾结、斗争，理想尽失之类。我觉得这既非官场的全部，更不是人性人心的全部。”
官场小说出路何在
官场小说出路何在？作家在乎，读者关注，评论家重视，他们都有话要说。
王跃文：所谓官场作家，只是媒体同评论界有意无意间的一种炒作合谋。他说：“由于时间原因，我很少看其他人写的官场小说，也无法看完，因此我对当代官场小说的评价持保留意见，不做整体评价。但有两点可以说明，一是当代官场小说依然没有经典可以传世。二是中国官场小说虽然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但你能说它走到尽头了吗？你能说写尽、写完了吗？官场本身的复杂性就决定了它还有很大的空间。我还会继续我的小说创作，写出更多让读者满意的作品。”
李春平：官场小说前几年就很热了。但形成了描写官场腐败和反映社会灰暗的老套路，与国家建立清明政治的社会理想相背离，就会走进死胡同的。官场不是不能写，而是怎样写的问题。写好了，它就会热。
许开祯：解决官场小说内容同质化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官场作家重新洗牌，淘汰掉那些跟风模仿的，将真正对此类小说有责任感的作家留下来，这个要靠市场去完成。跟风模仿者只有市场能淘汰，只有读者能淘汰。二是官场小说作家必须要内心干净。任何低俗的东西都是因内心不干净而造成的。有些小说从头到尾就是官员搞女人，女人傍官员。“这是因写作者内心失衡迷乱造成的。”“作家不可丢掉批判精神，但作家内心绝不能猥琐，更不能黑暗。这样的官场小说奉劝读者还是少读。我也坚信，随着图书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作家会自律，会清醒，会按艺术的规律而不是凭臆想去创作。”
陆天明：“反腐”不要“贩毒”，官场文学中大量阴暗面的曝光，大量权术的披露，甚至一些书上更是明确注明此即“官道”或“权术”，其负面影响不可小觑。
姜宗福：官场小说的前途在于关注人生和社会。直指人性和人生的小说是深刻的，忠实记录社会发展轨迹并进行反思的小说是永恒的，只有这样的官场小说才有发展前途。抛弃这两条，官场小说必然是过眼云烟。“官场小说的前途在于作者一定要带着思考去原生态地写官场。要让官场小说成为解决体制矛盾的参考书，而不是成为官员们的升官宝典。”
王清平：“虽然文学边缘化了，但是，文学的力量仍然不可低估。”“文学是洒在人们灵魂里的一束阳光。”“创作的小说反映的或许是世俗生活，然而驾驭世俗题材的思想却肯定是超越世俗的。”
评论家：反腐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这个问题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中国人的，也是全人类的。如何按住中国人的软肋一针扎进，探寻出人类灵魂深处的疾患，把官场文学写得深一些，透一些，恐怕是当代作家们共同的责任。要有好的作品，关键是作品不仅要有形式上的创新，而且要把对生活的思考提炼成特别强烈的艺术创作个性。
评论家张韧提出：官场小说创作所面临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突破模式，怎样创新和深化。他认为这类作品的深化并不在于揭露对象的级别越来越高，中饱私囊的钱数越来越猛涨，反贪情节越来越离奇。官场小说该如何深化，他指出：“尽管，我们不应要求作家‘先知’似的开药方，道出如何制止腐败。但文学作品应该警世骇俗，惊醒世人。反贪小说不能就官论官，就反贪论反贪，重要的深化还要回归到‘人学’，所以，文学批判不能不把形形色色的贪官押送到人和人性的审判台前，不是浅表的而是深邃的严厉拷问其人物的灵魂。”
白烨坦承，官场小说作为一种与社会热点相对应的文化现象，还有较大的进步距离与很大的提升空间。如何做到既现实又艺术、既好看又耐看，是摆在写作者、出版者面前的一个共同课题。
贺绍俊认为，官场小说的出路，在于突破“就事论事”的“问题小说”的小格局。“现实主义的作品必须要有批判精神，不是直接地狭窄地写一个问题，而是要看作品是否具有人道主义、普世伦理。托尔斯泰批判的农奴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他作品里的人道主义，到现在还在打动我们。”
有论者并无担忧地指出，官场小说要有所作为，仅仅停留在表层故事，或者仅仅停留在揭短、打黑、反腐、窥视等内容，而不能进入“人”的层面，官场小说永远只能作为市场短暂的摇钱工具而存在，这样，官场小说总有一天会为自己掘下坟墓。
文学界人士指出，官场腐败现象要揭露，要鞭挞，要严惩，但是也不能完全抹杀、违背现实！写“官场文学”也好，写“反腐文学”也好，既不能用“高大全”的思路去塑造完美无缺、不食人间烟火的所谓“英雄”，也不能用“一窝烂”，或者只揭恶、不扬善的手法去描绘一个令人绝望的“官场现实”。要秉着鞭挞假恶丑，弘扬人间正气，塑造美好心灵的精神，报一种对社会负责的态度进行创作。
郝雨认为，对于腐败分子的揭露也好，对于反腐英雄的表现也好，应该寻找他们的灵魂在诸种外在的或潜隐的复杂因素的制动下，本身变化的发展的动向与流向，而不应该孤立地、割裂地把他们分别写成某种单一符合的化身。在文学中塑造腐败分子形象，采取贬损、讽刺、抨击等手段是非常容易的，而真正剖视他们的全部灵魂的密码，却需要极其认真的工夫。而这样的表现比简单的批判应该说是意义更大的。这样的小说可以为许许多多的普通人提供灵魂的一面镜子，而不只是与己无关的简单的宣判书或出气筒。21世纪的官场小说显然还要写下去，我们期待着真正能够震撼整个民族心灵的大手笔之作。
杨剑龙十分赞同陆天明所说的“不能把创作反腐败文艺作品当做是一个反腐败的行动，它应是一项艺术活动”的观点，他说，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既有社会反响，又有震撼力，又有艺术品位的反贪小说的佳作。
解玺璋更是直接指出，“官场小说要有出路，要向政治小说转变。”
雷达同样期待官场小说的作家们“潜心修养、开阔视野，大力强化艺术概括能力，多出几部我们时代的一流的政治小说。”
官场小说影响力日益增大的10年，正是互联网力量越来越强大的10年。网络力量激荡着传统的官场小说的写作、出版、发行以及衍变。当传统文学走向边缘与大众阅读渐行渐远的时日，“官场小说”却大行其道。社会转型期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读者对这类痛揭疮疤式的官场小说既感新鲜，更觉解气；不透明的官场，给了作家们尽情发挥想象的空间；“官场小说”的出现，给文学提供了新的舞台和观众；那些优秀的作品也给了我们更多的人生启示和对复杂人性的认识。文学被更多的人关注，有更多的作者不管是官员还是老百姓愿为它书写百态人生，这对文学应是一种积极地推进。但文学毕竟不是求职“指南”和升迁“宝典”，不是官场教科书，文学是人性的大书，是艺术的完美体现。“文学不受衰亡这种规律的制约。”“唯独文学是不朽的”（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语）。因此，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那些以加速度向社会推出的颇具中国特色的官场小说，其“作品的深度并没有伴随着创作主体的创作实践而显得厚重起来、深刻起来、沧桑起来，反而给人一种千人一面重复雷同的强烈印象，官场的权力之争，男女之间的恩怨纠葛，正反人物的最终结局特别是反映社会各界的纵深度，总让人觉得失之于浅，过于表面化、简单化，实际上，现实的复杂和残酷，已经超出了小说家的想象力。”所以，“正如腐败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进程而不可能总成为一个众目注视的焦点一样，‘官场小说’这种因势应时出生的出版现象也将是一个时期的特定景观。构成这一景观的社会现实一旦转移，新的出版视点又将因时推移而生。”那么，面对官场小说在当代文坛的这一“奇特繁荣”景象，欣喜之余对它的生命力仍不免要打一个问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