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开放，亲众欢歌：文学大众化
“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在《民众的反抗》一书中较早地提出了大众文化的概念。他认为大众文化主要是指在一个地区、一社团、一国家中涌现的、被一般人所信奉接受的文化，它是大众社会的产物。”大众文化是以其消费性、娱乐性，与大众传媒紧密结合为其显著特征。“进入新世纪以后，经济日趋全球化、文化日趋多元化、消费日趋时尚化，在这样的语境中，文学身不由己地纳入了大众文化的发展轨道”。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大众文化也越来越深入地影响着文学的创作，改变着当代文学的格局，导致其边缘化。首先，大众文化使人们的消闲生活方式更趋多样化，酒吧、咖啡厅、夜总会、KTV、迪吧、茶楼、健身、美容、旅游、购物，人们消闲空间无限广阔，互联网、电视、电影、DVD（VCD）、MTV等成了时代主流，成了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并由此构成了对占据中心位置的文学的竞争、挑战和挤压。正如评论家王干在《网络改变了文学什么》一文中所指出的：“网络的出现，应该说不是文学所期望的，但网络还是无情地进入了文学，并且毫不商量地改变着文学。”“’读图(读屏)‘时代代替了’读书时代‘，这不仅挤占了文学的位置，而且正在逐渐改变着人们的阅读审美趣味。”其次，大众文化在满足了大众对文化艺术产品多样化的需求的同时，大众按菜单索取所需使文学不再是人们唯一的文化消费产品，受到小资白领青睐的时尚文化刊物，雅俗共赏的各种音像制品，尤其是电视文化和网络文化的冲击，使得文学作品那种“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因此，不可避免地在高科技和市场化的文学生态背景下，与文化结缘的大众文学凭借得天独厚的条件最先占有了市场。随着大众文化的日益完备和它对文学日益深入的渗透，“’作家‘也经历了由社会精英和精神贵族向凡夫俗子回归的过程，’作家‘也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样融入了平民大众的身影中，作家已不再是民众倾慕的对象，文学创作也不再是只有’作家‘这一所谓的社会精英群体才能从事的职业，’作家‘的神圣光环变得犹如风中摇曳的萤火，’文学创作‘成为千百种职业中极其普通的一种，人人都可以从事的工作。”评论家白烨在评价当前的作家队伍时说：“现在，活跃于当代文坛的中国作家，从三十年代出生的王蒙、张洁，到八十年代出生的张悦然、郭敬明，大约有六代人在同时写作，称得上是’六世同堂‘。”“在当今的文坛上，可以说写什么的都有，怎么写都行，而且都有自己的空间，自己的受众。”
“文学褪去了神圣的外衣，消失了耀眼的光芒，也就打消了大众对文学的敬畏心理，降低了大众进入文学的门槛，拉近了文学与大众的距离，激发了大众对文学的兴趣，更增强了大众参与文学创作的勇气和信心。虽然当下文学市场颇为低迷，职业作家并不吃香，’文学青年‘也不再时髦，但文学创作的队伍却如股市中的’牛市‘一样，人数一路看涨。”“单就中国的作家队伍来说，虽然近年来曾有过作家炒作协鱿鱼的报道，然而，作家队伍的数量却是不断增长的，而且除了所谓的’70年代‘’80后‘外，又冒出了’90后‘的一帮’少年‘作家，如湖南省作协于去年（2006年——笔者注）就为5位少女送上了’作家‘的头衔。其年龄之稚嫩，恐怕连当年的王蒙、刘绍棠都会觉得有点汗颜。更多的人虽然无缘得到各级作协的收编或青睐，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向文学领域的进入。”在过去，少年作家被视为天才且凤毛麟角，而今天，大众文化造就的少年军团已是浩荡千军。作家也汇入了文化明星的队伍，身后簇拥着像当红明星一样的追星族。韩寒、郭敬明的粉丝，对作家形象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文学本身意义的关注；对作家身价的关注也远远大于对作家才华的关注。人们纠缠着郭敬明眼睛的颜色和他在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名次，争论韩寒拥有多少辆豪车以及豪车的品牌等级，不断炒作作家的版权官司和暧昧情史。偶尔我们还会惊异地发现，我们曾经熟悉的某位作家，竟出现在那些时尚消闲杂志上，出现在电视荧屏的黄金时段里，一边谈文学、一边享受着“大众情人”的礼遇。
即便是以前的精英作家，也在承受着被“消融”、被“遗忘”的边缘化危机中，为适应市场需要，转而搞大众文学。“文学写作由神圣化的精英专利转为草根性的众声喧哗，文学样式由相对完形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泛化为形态驳杂的多质化语言文本，文学功能从强调启蒙教育作用走向强化消遣娱乐作用，文学接受则由崇尚经典的审美再创造活动简化为追随时尚的文化消费行为。”
当“大众的文学化”“文学的大众化”（葛红兵语）生成后，我们看到：文学开始不断地为大众提供仿制的时尚模本：有围绕成功人士、优雅别墅、酒吧、咖啡馆、做爱等的“小资写作”；有忧伤着、叛逆着、戏谑着将颓废进行到底的“愤青写作”；有“热衷于展示青春和身体”“把隐私放在祭坛上”“对沉沦和堕落沾沾自喜”的“美女写作”；有抖露隐私或黑幕、欣赏智力犯罪的“反腐写作”；有混用文学话语、政治话语、革命话语以及民俗语言的“杂交写作”；有只需敲回车键就能复制粘贴的“梨花体”写作和以“身体符号”用“性话语”组合的“下半身写作”；以及广告宣传、网聊博文、短信回帖、描述评论的“超文学写作”；……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肉体与灵魂剥离，冷酷与疯狂交织，有情有义的伤害，无缘无故的追随，不劳而获的享受，争风吃醋的背叛，无病呻吟的忧伤，扭曲亲情的叛逆；恍惚飘荡的文字里，充斥着性爱、畸恋、肉欲、死亡、毒品；反讽调侃的话语中，弥散出孤独、怀疑、仇视、早熟、暴力；作品的三大元素离不开都市、网络、另类（或非主流）；作品的主线永远是情人、做爱、吵嘴，冲撞、出走、逃逸；生活的场景永远是酒吧、豪宅、饭店、卧室；人物的内心世界永远是怀疑、空虚、冷漠。一部作品一旦走红，大众就会趋之若鹜，“搭车之作”就会应运而生。
有些文学不能做到的大众文化却能助其一臂之力，让作家成为明星，让作品轰动全球，让财富榜上有名，这既是文学的幸事，但又是潜伏的危机——“大众文化依托市场规律和商业原则，导致文化艺术沦为赚钱的手段和工具，不再服从于自由的创造本性和审美的精神需求，迎合大众口味，走向平庸和媚俗。于是文化艺术的原有本性、旨趣、功能都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由张扬个性、呼唤自由、批判现实和理想导向转向了千篇一律、呼唤利益和消遣娱乐，从而导致了文化和艺术的异化”。文学精神日渐稀薄，文学成了没有灵魂的躯体，这才是当前文学最可怕也最应该重视的问题。
“也许是形势变化快，也许是人在事中迷，眼下的文坛确实缭乱得让人难以看清，异样得让人难以读懂。”“置身于活跃不羁又变动不居的当下文坛，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文坛在变大，文学在变小。似乎谁人都能介入文学，谈论文学，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又日渐稀少，日益萎缩。”白烨先生的感受应该是真切而带有普遍性的。面对日趋严重又势不可挡的文学边缘化，我们曾不安、曾怀疑、曾失望、曾忧虑，但无论是边缘化文学还是纯文学，在寻求文学的本质和人性的真实上最终仍然是殊途同归。私人化、市场化、大众化的背后，有社会最需要的觉醒和创造；有人性最需要的真诚和良知；有文学最需要的激情和想象。文学终归要经受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筛选，其中的一些糟粕必然被淘汰，是泡沫，终要破灭；是垃圾，终要速朽；而真正的优秀者则将留存史册成为人类社会的精神财富。刘再复先生曾不无期待地说过：“中国作家如果不是陶醉于’成就‘，而是面对’代价‘，从痛苦的代价中学到一点东西，那么，明天一定是属于中国作家的，可以肯定，拥有表达自由的作家会跨入更伟大的精神价值创造之门。”我们怀有同样的期待，文学总要前行，走过边缘化，文学也一定会迎来它的新生和希望。
（原载《湖北社会科学》2011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