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
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E. O. 威尔逊的研究对象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膜翅目昆虫——蚂蚁。在对它们的社会结构进行多年研究之后，威尔逊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一次社会平衡被打破，都只是为系统提供了一个再次建立平衡的机会。但很遗憾，这些新的平衡相对于老的平衡，大多数都是次优的，比以前还不如。能实现向上迁跃的新平衡非常少，是难得的运气。
张维迎教授的演讲里多次提到了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历史，论述了既得利益者回应甚至引领社会变革的原因和结果。在这个话题上，我们中国人也有切身的喜悦和悲哀：一百多年前，由既得利益阶层主导的洋务、维新和立宪运动以失败告终，国家走向冲突和战乱。三十五年前，由邓小平主导的以界定产权和市场竞争为核心的经济改革，让中国首次真正融入世界，成为现代化国家。如果从西方坚船利炮敲打国门开始算，这个历程已经足足走了一百七十年之久！
再想想我们的北方巨邻，如果当年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能克制一些，与沙皇达成和解与合作；又如果当年的孟什维克运气能够好些，俄国或许能够避免近一个世纪的残酷清洗和动荡，避免社会和许许多多个体本不必付出的代价。一个开放、稳定的俄国，显然大大有利于全球安全，对俄国、中国甚至全世界人民来说，上个世纪本可以有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我们人类社会的近代历史，或许能够为威尔逊的蚂蚁社会的“运气”提供一点解释：自上而下的、全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的变革，运气就好些；自下而上的、过程中要掀桌子的变革，运气就差些——在这里，我不愿意将这种进程简单描述为“革命”或“改良”，因为这种二元话语体系其实规制并束缚了我们对社会进程的想象。我们需要有更包容、更含蓄、更容易说服其他人的话语方式来讨论“社会转型”问题。
张维迎教授说理念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我很同意。参与到他人中间也好，引领他人到我们这边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认清我们所肩负的使命，并且正视它、理解它、响应它，改善作为社会细胞的我们自己，以及我们身处的单元、组织和社区，从最基本的公共生活开始，建设开放自觉、训练有素的公民社会。
正如我在亚布力论坛上提及，在金沙江漂流时，我沿途目睹，滔滔江水是如何由一股股细流汇聚而成。如果希望中国的明天更加民主、公平、光明，就要从自身做起，从每一个小处参与和建设公共生活，承担责任，面向未来。
（万科集团董事长）
既得利益者能否成为改革者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大家普遍认为既得利益是改革的最大阻力，这一点也不错。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历史，许多成功的改革甚至革命，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动甚至领导的。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能变成改革者，我们是没有希望的。
为什么既得利益者可能变成改革者？
观念引领变革
第一，理念的力量。人的行为并不完全是由所谓的物质利益支配的。两百多年前，大卫·休谟讲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人类本身及所有的事物都是由观念所支配的。纵观历史，许多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革引起的，我举几个例子：
华盛顿没有当皇帝，当总统也只当两任，是出于他的理念，而不是他的利益。邓小平在“文革”之后发起改革，包括废除领导终身制也是基于他的理念，而不是利益。我们讲到法国大革命，其实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是旧制度下的贵族。启蒙运动是贵族性质的，知识阶层当中好多人来自贵族，《百科全书》的160位作者中有30位来自老贵族，几乎所有的启蒙运动期间的沙龙都是在贵族家庭中进行的，参与者都是来自贵族阶层。最初大革命是贵族自身努力的结果，受到威胁的精英们，在困境中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他们为大革命提供了灵感。
再看，创造和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很多人是旧体制下既得利益者的孩子，他们接受了新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再看历史上废除黑奴运动，好多是由白人发起的，最早反对黑奴制的是天主教会。1775年，美国费城成立了第一家反黑奴协会，1781年起英国成为反黑奴的一支重要力量，英国内部的飞鹰派就是推动废除奴隶者的重要力量，1783年英国贵格会向议会请愿废除了奴隶制，1833年英国政府终止了殖民地的贩奴贸易。
最不安全的人，其实是特权者本身
第二，既得利益者之间是有博弈的。我们一谈到既得利益，大家好像经常觉得它们是一个整体，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其实不是这样。既得利益者分成好多小团体，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远大于统治者和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冲突，他们之间的斗争可能是生与死的问题。我举几个例子，首先，现代民主制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教分离，即教会和统治者斗争的结果。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宣布收回国王任命主教的权力，而这时神圣的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罢除了他教皇的职位。这个斗争一直到格列高利七世的继任者最终在1122年与皇帝达成协议，教皇有任命主教的权力，而教皇也承认皇帝有世俗统治权，因而形成了政教分离。
法国大革命是贵族相互斗争的产物。革命前，法国最重要的是国王和贵族之间的矛盾，而贵族之间也有很多矛盾，比如亲王与宫廷贵族的矛盾、老贵族与新贵族的矛盾、乡村贵族和城市贵族的矛盾、军事贵族与司法贵族或叫穿袍贵族的矛盾。即使在革命时期，保守派、君主派和共和派都是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之间的矛盾推动了法国民主制度的建立。
英国在19世纪之前的宪政建设，主要是贵族和国王、国王和教会，以及贵族之间斗争的结果。我要特别举一个例子：在19世纪中期之前，西方国家创办公司都是一种特权，也就是说你只有得到国王的授权，或者议会的授权，才能建立公司，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建立公司的。这时在精英当中就形成了不平衡，最后通过精英斗争，任何人都有权注册公司，英国是在1844年完成，法国在1867年完成，美国在1850年完成。
西方的法治和民主，首先是在贵族内部实施的，也就是说贵族内部有了法治，有了民主，然后才推动了整个社会。他们那时先贵族内，后贵族外，为什么贵族要实行法治和民主？因为在专制体制下，既得利益者虽然有特权，但是他们没有人权，他们其实在相互摧残，普通百姓在专制体制下感到不安全，但真正感觉最不安全的人，是特权者本身。他们有时候是人上人，突然之间就可能变成阶下囚，他们认识到，还是应该用权力保证每一个人的利益、每一个人的安全，实行法治后，统治者换了，被换下来的统治者，仍然需要安全感；但在旧体制下，即使你能够平安着陆，着陆之后你仍然没有行动的自由，这就是既得利益者为什么最终要实行法治，要实行民主的理由。
改革是避免革命的最好办法
第三，改革是避免革命最好的办法。英国真正的民主化是从1832年通过的第一次议会改革开始，此前英国爆发了持续的暴乱和群体性事件，包括大家都知道的卢德运动。历史学家一致认为，1832年法案的动机，就是为了避免大的社会动荡，“议会改革”并不能满足大众对民主的要求。1838年之后，英国工人阶级就发起了改革议会的宪章运动，提出了男性普选权，废除议员薪酬制等建议。这个运动持续到1848年，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对之后的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改革压力越来越大，到1867年，英国议会终于通过了第二次议会改革，将选民人数从136万扩大到248万，从而使得工人大众成为城市选区的主体。这一改革的法案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使得政府认识到如果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1884年通过的第三次改革法案，使原来只适用于城市选区的投票规则，适用范围扩大到乡村选区，使得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有60%的成年男性有了普选权。“一战”之后，英国在1918年通过了《人民代表法案》，这个法案将投票权扩大到年满21岁的男性和年满30岁的女性纳税人，这一法案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因为十月革命之后英国也担心发生革命，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民主化改革。
纵观历史，我们看到英国的民主化过程尽管有一些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但社会不稳定的威胁是英国建立民主制度的主要驱动力。也正因如此，英国的民主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每一次的让步只是满足威胁者、闹事人的要求，1832年只要买通了中产阶级就可以有和平，选举权扩大到中产阶级，当新的威胁出现之后，再进一步地让步。
我讲的这三个理由，统治者有可能变成改革者只是一种可能。第一个因素是理念，后两个因素是利益，但可能性不等于必然性。既得利益者是否真的能变成改革者，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聪明智慧，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领导力，是否能够做出明智的决策。对老百姓的民主化要求，有些非民主国家的政府习惯于用武力镇压的方式，或者一开始得过且过敷衍了事，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开始改革，但为时已晚。
华盛顿去世前，他要求他的妻子玛莎去世之后，把他所有的277位奴隶都解放了，但是玛莎在第二年就把所有的奴隶都解放了。有人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不想生活在那些盼望我死的人当中。华盛顿解放黑奴，是因为理念，华盛顿太太解放黑奴是因为利益，她觉得自己受到威胁，她有危机感。历史证明，在一个大的历史变革当中，统治者最好有华盛顿的理念，如果没有华盛顿的理念也应该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感，如果既没有华盛顿的理念，也没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感，事情就麻烦了。
本文为经济学家张维迎
在2013年2月22日亚布力论坛上的演讲
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能成为改革者，我们是没有希望的。
既得利益者分成好多小团体，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远大于统治者和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冲突，他们之间的斗争可能是生与死的问题。
在专制体制下，既得利益者虽然有特权，但是他们没有人权，真正感觉最不安全的人，是特权者本身。
既得利益者是否真的能变成改革者，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聪明智慧，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领导力。
如果既没有华盛顿的理念，也没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感，事情就麻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