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佚名
弟弟是个黑小子。小时候我俩站到一块，人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像一个妈生的。”弟弟总是不服气地把头一歪：“我比她好看。”那是真的，也是我最忌讳的。一白遮百丑!我回击。父母上班，我们被锁在家里。吵架是我们最通常的娱乐方式。一般是小打小闹，有一次可是升级了，我狠狠地在他脸上咬了一口。我怎么能不生气呢?他把我心爱的橡皮筋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他闭着眼睛哭呀哭，我看着渗出血渍的小脸终于投降，用他截断的皮筋给他扎了十多条小辫子，像个小刺猬，他捧着镜子左瞅右看，满意了，答应不告状，就说是猫抓的。
当然我没逃过一顿臭打，他陪我哭了整整两小时。如今，他的脸上还有隐约可见的小疤痕，别人问起，他总是说猫抓的。那是我童年给他永恒的纪念。
由于父母工作忙，爷爷把弟弟接去白山，从此天各一方。我伴着刻板的音乐老师，在冷酷的琴房、单调的指法中艰难度日，而弟弟据说是非常勤奋地在爷爷办公室里接受启蒙教育。我很疑心，因为他曾说在桌子底下玩球很痛快。那时候，每年两次的会面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我们暂时忘记了争吵，像久别的情人（妈妈的话）在一起窃窃私语。我给他讲温柔的小兔子，他给我讲两眼蓝光莹莹的狼崽子，夸张而形象，每每吓得我毛骨悚然，好在还有红色的小松鼠，长着长长的尾巴，可以当棉衣穿，我也就原谅他了。
我们一直分分离离，直到有一天，是他中专毕业的那一天吧。他英姿勃勃地站在我面前：满头乌亮的头发漂亮地打着鬈儿，一双大眼睛闪闪烁烁，黑皮肤健康光泽明亮。我不禁在心里叫：“他可真漂亮!而且整整高我一头呢。”可他呢，上上下下搜搜寻寻地打量我，翘着嘴角一脸不屑：“豆芽儿呢!”我可真气得发昏，同时庆幸，他总算没拿我引以为羞的粉豆儿（青春痘）开心，我暗暗告诫自己，以后一定好好吃饭。
当我忘记初见的不快，殷勤地扮演着姐姐的角色时，我高高兴兴地为他洗衣服，高高兴兴地替他打扫房间。然后，洗水果削皮端上来，他吹着口哨晃晃悠悠地跷着二郎腿，对我的满头大汗视而不见，我气狠狠地放下盘子：“去你的吧!”
但我终于满意了，他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我买了件漂亮的连衣裙，我又感激又惭愧地收下，说了许许多多表示谢意的一车辘轳话。他得意忘形，试着给我买各种礼物。渐渐地，我领教他的欣赏水平了。冬天来临时，他声称给我买了最时髦的棉衣，我万分感激之后接过来，黑不溜秋的颜色，穿上一试，活脱一个土匪婆子。他煞有介事地咕哝：“怎么回事呢?你穿起来怎么这么难看!”
我在学校寄读，弟弟每月一次到学校看我，每每这时就有人向我通报：“西平，你哥来了!”他极沉着极稳重地端详我：“又瘦了。”其实瞎说，我的体重是逐月上升的，我正考虑减肥，但我领情了，他是把自己的想象加在我身上，以为我必定瘦的，我必须加倍努力才对得起他。他的确像哥哥一样无微不至地关心我。
比方骑自行车，他一定在前面带着我，怕我摔 下来，他是习惯骑飞车的。当我们一起出门做事，他小心翼翼生怕把我弄丢了，我去厕所他一定在外面把门，弄得别人以为他是个流氓，图谋不轨。
他的爱并不只是对自己的亲人，当远方洪涝灾害的消息传来时，他一下子捐出500元，结果一个多月只吃馒头咸菜。发工资那天，他乐得像个疯子，去酒吧一气灌下半斤酒。结果是：他高唱着把两只鞋子脱下来，用鞋带吊在脖子上，光着两脚回到了公司。我闻讯去看他，又感动又难过，哭了一晚上。
黑色的七月过去了，我们终于有了朝夕相处的日子，可实在是远了亲近了嫌，我们的知识和阅历使我们的吵架再升一级，唇枪舌剑，吵得面红耳赤，活像几世的仇敌。有一天晚上我又一次得胜之后赶快撤兵，他悻悻地甩上房门：“等着!”我回去睡觉，得意扬扬。
夏日的天，婆婆的脸，本是繁星满天，半夜却雨声大作。忽听弟弟在外屋喊：“姐，姐。”声音恐怖，我睡意全消，一骨碌爬起来：“怎么回事?”他笑嘻嘻地说：“快出去抓鸡吧，都快淹死了。”我大吃一惊，天哪!他不是早起了吗?木头!小鸡在院子里东躲西藏，一群落汤鸡，我顾不上吵，冲了出去。“好样的!”后面在叫。
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弟弟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