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父，即公子翚（huī），《史记》记载为公子挥，姬姓，鲁国宗室成员，作为‘公子’，应该是鲁隐公的弟弟。
世上有很多人，贪得无厌。当小官的时候，要盘算着当大官，当了大官还盘算着当更大的官。这类人，为达到目的，不顾道义，不择手段，不惜把国家搅乱。如果得不到惩罚，简直没有天理。
公子翚，就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就是鲁国的权臣、佞臣，此人平时对鲁隐公就不当国君对待。
对于这类人，控制不好，要出大事的。
公元前719年，他违抗鲁隐公的命令，私自率军汇合宋、卫、陈、蔡，讨伐郑国。
公元前713年5月，他贪图汇合诸侯的名声，不经鲁隐公同意，提前率军去汇合郑庄公、齐僖公伐宋。也不掂一掂自己的份量，恬不知耻，敢以臣子身份去汇合诸侯。
郑庄公是王室卿士，齐僖公是一方诸侯，岂能把他放在眼里？只派了下级官员与他伐宋。
为什么公子翚敢如此大胆？因为，鲁隐公息姑一直是‘摄政’，并非真正的鲁国国君。他并不想长期霸占鲁国的宝座，他要执行父亲的遗命，等到弟弟姬允长大，把权位主动交还。
这种高风亮节，得到历代君王圣贤的赞赏。
所以，公子翚才敢如此大胆，违背鲁隐公的命令，私自带兵出国参战。
‘摄政’，着实不易。想一想，当初周公旦摄政，还引发许多人猜忌，造成‘三监’之乱；若非时间证明，后人定然以为他是‘篡权者’。
当然，这类人也并非一无是处。
公元前712年，滕侯和薛候恰巧一起去朝拜鲁隐公，互相争执行礼的先后。薛候认为自己受封早，应该排在前面；滕侯认为自己是姬姓国，薛国是外姓（任姓），自己应该排在前面。
眼看双方争执不下，鲁隐公派公子翚出面，劝说薛候。
公子翚也算有口才，对薛候说：“感谢您和滕候对寡君的问候。周朝俗语说：‘山上有树木，工匠就加以测量；宾客有礼貌，主人就加以选择’。周朝的会盟，异姓诸侯排在后面，如果寡君去薛国朝见，就不敢跟任姓诸侯并列。希望您能给我们国君个面子，同意滕侯先朝见。”
几句话让薛候折服，就让滕侯排在了前面。
鲁隐公在位十一年，摄政期间，可以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能避嫌就避嫌，能低调就低调，对内安抚，对外和平，希望把政权安稳过度给弟弟。
比如，公元前722年10月，改葬父亲鲁惠公（由于宋鲁战争，初葬草率），鲁隐公没有参加。为什么？因为弟弟姬允才是真正的继承人，自己要避嫌。
甚至卫桓公来参加丧礼，鲁隐公也避而不见，表明自己不是正式国君。
顺便说一下，公元前721年5月，鲁国的司空无骇灭了小小的极国。极国，历史资料几乎为零，成为《春秋》中第一个被灭的国家。司空无骇的爷爷是公子展，凭此功劳，他的后代以展为氏，他也成为展姓先祖。
秋季8月，鲁隐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中原向来瞧不起戎狄，能友好已经不错，结盟，远远超出范围。可见，为了外部安宁，鲁隐公没少费心思。
公元前720 年，母亲声子病逝，鲁隐公并没有按照正室夫人的礼仪安葬，就是为了表明母亲并非正室夫人，自己是庶子，只是摄政。
公子翚两次抗命，鲁隐公并没有追究。
一切的一切，就是为了告诉群臣，告诉鲁国人，自己只是‘摄政’，并不贪婪那个君位。
但是，他的一番苦心，别人，能理解吗？
公元前712 年，伐许归来，也算小有收获。当时的权臣公子翚，突然向鲁隐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表示愿意替息姑杀掉姬允，由息姑当鲁君，自己当太宰（宰相）。
根据史书的一些记载看，公子翚已经位高权重，甚至握有军权，敢私自带兵出征，充满霸道。
一个人，想爬到某个位置，最阴险的就是把别人逼走，然后自己取而代之。公子翚不这么想，他的意图：我替您杀人，替您担当恶名，一切为了您好，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当上鲁国太宰。
公子翚此时已是卿，爵位不低。他之所以想求得太宰职位，恐怕也想独揽更多实权。但是，从《左传》、《史记》等书的记录看，鲁国后来没有见到太宰一职；其它如宋国、郑国、楚国、吴国等都有这个职务。
能说出这些狠话，一者，可见公子翚心地不善，目的不纯；再者，也可以看出，公子翚对鲁隐公的所作所为，还是很赞许的。
鲁隐公不是枭雄，他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心地善良的人。从继位那一刻开始，就没想过要杀死弟弟，夺取君位，那样太没人性，会受到后世唾弃。
如果他有此心，早就采取非常规手段了。
不贪权位，甘心让国，有伯夷叔齐吴太伯的遗风，这是鲁隐公与许多国君不同的地方。所以，孔夫子很钦佩欣赏，以鲁隐公元年，作为《春秋》的开始，给后人做个表率。
太史公司马迁编写《史记》，模仿了这种写法，在‘三十世家’中，把让贤的《吴太伯世家》排在首位。
好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没有害人之心；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防人之心；而最糟糕的情况，则是好人高高在上，没有提防，把大家都当好人，鲁隐公就属于这一类。
公子翚的话很直白，很赤裸，让鲁隐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身边这个兄弟，为了一个太宰的位置，竟然不惜弑君，太狠了！这类人，善意的言辞背后，隐藏着一颗恶毒凶残的心，如果不防备，必将受到祸害。
但是，鲁隐公并没有料到这几句话的后果，没有认真考虑其严重性。
他当然不会同意公子翚的杀人计划，还把他当做好人，说了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他对公子翚说：“从前，由于允太年轻，所以我代为摄政，现在，我正打算把国君的位子还给他。我已经派人在菟裘（今山东新泰市楼德镇西北）盖房子，准备退休养老了。”
头发还没白，就开始考虑隐居，而且已经选好了地址。这话很实在，把自己的打算和盘托出，一点心机都没有，属于马上‘被人卖了，还在给别人数钱’那一类。
公子翚没再说什么，心惊胆战地退了下去。
一时大意，失言了。没有搞明白鲁隐公的内心，就要帮他谋杀未来的国君，这是把自己置身火山口，两面威胁。
公子翚很害怕，宫廷内外到处都是耳目，比今天的窃听器还灵敏。自己的话，万一某天传到姬允的耳朵里，将来他即位，可不仅仅是掉脑袋的问题。
思来想去，寝食难安。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在鲁隐公那里不成功，公子翚又跑到姬允面前，诬陷鲁隐公要谋害他。并且信誓旦旦，表示愿意替他杀死息姑，然后由他即位，自己甘愿作为辅佐。
小人，纯粹的小人，不服不行。小人从来都唯利是图，没有基本做人的底线，总有各种害人的损招，最简单的就是两边挑拨，搬弄是非。未来的历史长河中，许多小人，就是这样把历史搅乱。
姬允，未来的鲁桓公。
他尚且年轻，涉世不深，根本没想到公子翚是个两面三刀、挑拨是非、心怀险恶之人。对那些谎话，立刻信以为真，并且默许羽父去杀死哥哥息姑。
当初，鲁隐公息姑还是公子的时候，曾率兵与郑国人在狐壤作战，结果被俘虏，囚禁在尹氏家。
息姑想办法贿赂尹氏，并在尹氏所祭祀的钟巫之神前祈祷，如果能回到鲁国，必将祭祀钟巫神。尹氏在郑国不得志，于是就举家迁移，保护着息姑一起到了鲁国。
回到鲁国后，息姑不忘诺言，在鲁国立了钟巫神的牌位，年年祭祀，认为这个神，真的很灵验。
公元前712年11月，鲁隐公按照每年惯例，将要祭祀钟巫神。
公子翚早已预料到，鲁隐公必将住在寪氏那里，祭祀钟巫之神。果然，鲁隐公在社圃斋戒沐浴后，安静地住在寪氏家，摆上各种祭品，准备隆重祭祀钟巫神。
鲁国的社会治安，多年来还是不错的，离开宫廷，防备难免略有松懈。公子翚派遣刺客，刺杀鲁隐公。这些刺客都不入流，只认钱财，缺乏道义，所以《左传》称之为‘贼’。
继卫桓公之后，鲁隐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二位被弑之君。孔夫子记载：公薨。对于别国就是弑君，对于鲁国则非常隐讳，看来，圣人也难以做到一碗水端平。
寪氏受牵连，这可是灭族大罪。虽然不是他们杀害的，毕竟死在他们家，必须有人顶罪，所以，寪氏也有人被杀害。
息姑死后，被追谥为‘隐’，谥法说：隐括不成曰隐；不尸其位曰隐。
鲁隐公‘摄政’以来，每天小心谨慎，最终还是逃不过被弑杀。后世有不少人怀疑：姬允就是息姑的儿子。为什么？一者鲁惠公岁数大了，不可能导致怀孕；再者，仲子去世三年后，鲁隐公为她修建庙宇，祭祀的时候，用了六行六列的乐舞，热情过头了。
按照周朝的制度，天子的乐舞人数是八行八列，共六十四人，称之‘八佾’；诸侯是六行六列，三十六人；卿大夫是四行四列，士则是两行两列。
之后，姬允即位，就是鲁桓公。
虽然他不是杀害鲁隐公的直接凶手，但他却默认了这次刺杀行动，他，就是主凶。十七年后，他将受到应有的惩罚，成为死的最窝囊的国君。
鲁桓公并没有铲除弑君的公子翚，却加以重用。
公元前709年，此人还曾去齐国给鲁桓公迎亲，接回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女——文姜。谁也没想到，这位文姜，却是一个大大的祸根，让鲁国丢尽颜面。
相对于后来的几位小人，公子翚不值一提。为什么我们称他为‘最可恨的小人’？关键在于他的结局。之后，史书中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最大的可能，得以善终，这让人难以接受。
善不一定有善报，恶一定应该有恶报。做了坏事，要受报应，即使不报应在他本人身上，他的后代也难逃天劫。然而，史书中也没有记载他的后代，从此，他和他的家族，在历史中消失了。
坏蛋没受报应，这是最可恨的地方。
然而，历史不会忘记好人，也不会放过坏人，他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但他的罪行，已经被史学家记载在了历史档案之中，遗臭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