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近中午,我正坐在办公室统计各单位的考核分数,二妹夫顾国全乐呵呵地推门走进来,他高兴地说:“我到法院把钱取回来了。”
“总共多少?”我抬头瞅着他欣喜地问。
“6820元,大哥要不是你,这钱肯定就瞎了。”妹夫官司打赢了,今天特别高兴,说着他从衣兜里掏出厚厚一叠钱给我看。
这点钱可是他和妹妹鲁艳苦么苦业耕种一年的全部收入啊。一提起这事我就心酸,被告是吴大姨家的大表嫂李桂英。春生表哥一直挺困难的,因为现在屯里人生活已好起来,大家都直接买现成衣服穿了,所以他这个裁缝也就失了业。他想种地,可腿有残疾干不了农活,没人力又没车没马,家里连买种子肥的钱都拿不出。
嫂子李桂英比较能张罗事,她这几年和娘家那头养大车的亲戚合伙做收粮生意。三年前把妹夫顾国全连同本屯十多户人家的苞米一起给拉走了,嘴上答应好好的,卖了粮就回款。妹夫觉得曾一个屯住着多年,又是实在亲戚,哪能信不着她呢?
可桂英嫂子还真不长脸,在大榆树粮库取出卖粮钱来,只兑现了屯里唐文有等几户人家的钱。后来她见钱就动了心眼儿,把妹夫国全还有他叔伯弟弟顾国良以及村里的几家,总共十几万元卖粮款全给占用了。顾国良是嫂子的亲妹夫,他特别恨李桂英,说自己这个大姨子专拣自家人坑。
李桂英用这笔钱去乌拉镇做生意,她在街边盖起了门市房开起饭店,还娶了儿媳妇。妹夫国全去讨要了多次,说是有钱就还,可饭店也不景气,拖了好年了一直没钱归还,无奈之下才撕破脸皮把她告到法院。
这下热闹了,从此我就有事干了,今天二妹鲁兰来找,明个桂英嫂子来找,他们都指望自己这个公安局的亲戚能出面给说说话,帮忙打赢这场官司。你说这两头都是近亲,我跟谁也不好说别的,弄得我左右为难。
“你春生哥啥也干不了,这个家就靠我一个女人支撑着呢,你说有多难啊!帮我在法院那头说说吧?我挣到钱就还国全。”
表嫂知道自己理亏,怕挨翠花白眼不敢到家里来,常常早晨把我堵在上班的路上,一路唠叨着跟到单位,进了屋一屁股坐下来她就墨迹个没完没了。
“这话我不好开口啊!国全那头和你我咱们可都是实在亲戚,为这事打官司,我没脸去跟法院的人说?”说实话我非常看不起这种见钱眼开,背信弃义的人。
前段时间听说表哥的饭店黄了,债主纷纷逼门讨要。妹夫找来说李桂英要回帐来了,现手头有点钱。我觉得应把他的钱先拿到手,不然他也得还别人,就与法院民事副院长吴玉芳说了此事,求她帮忙。
吴院长听我一说,摊开两手一脸无奈地告诉:“执行厅的人回来说,李桂英手里没钱,唯一她临街的门市房能值点钱,可她仅此一处住宅,按照法律不允许咱们拍卖,生效的判决现在也是执行不了啊!”
“我听说她最近饭店关了门,在清理几年的饭费赊欠帐,要回来点钱。您能不能帮着优先把顾国全这份钱给要回来?”我给吴院长提供情况说。
“真是这样,我可以给你做做工作。”
吴院长也是县政协委员,县里开会时都在政法组,与其早就很熟悉了。她的爱人薛春又是局里户政科的同事,应该说每次有事求她,都痛快地帮忙。没想到她办事这样爽快,一周后就通知妹夫去法院取回了钱。
刚打发走国全妹夫,屯里过去教育的同事吕文山气喘吁吁地找到办公室来:“鲁老师,我有急事求你!无论高低这回你得帮我这个忙。”
“吕老师你啥事急这样?快坐下来说。”我赶紧起身忙着给他倒水。
“孩子早上被抓来了,现就在你们的刑警队里审问呢。”他说着掏出烟盒,递过来一支软包中华。
多年未见,感觉他还是当年做大队民兵连长时的习惯,找人办事总是先递烟后说话。我觉得刑警抓人,真要是够追究刑事责任的,谁也保不了,就笑了笑说:“我还是不会吸烟,快说说因为什么吧,看我倒底能不能帮上你?”
“唉!别说了,太丢人了啊,我都磕碜死了!”他自己点着烟,似乎是自己做了丢人的事,满脸通红,坐在沙发椅上低头瞅着地面说:“我儿子这不是大学放暑假呆在家里吗,我们哪知道啊?昨天把人家新买的手机给鼓捣回来了。”
“这部手机花多少钱买的?”我觉得价值超过两千那可就麻烦了,自己也不好说话。
“新型的摩托罗拉,听说两千多呢。”接着他抬起头瞅着我,用近乎于哀求的语气道:“你说这事儿算不算大,孩子够不够判刑的?”
“按《刑法》上规定,盗窃物品的价值超过2000元,就够追究刑事责任的。”闻听此言,这事真是感觉为难。
“那咋整啊!孩子这一辈子不是就完了吗?鲁老师咱们一个屯住着这么多年,你救救我儿子吧?他是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的,不能就这样把他一辈子给彻底毁了呀!”
瞅着吕老师绝望的样子,怜悯之情由心而生。虽说当年考民办教师差点让他挤下来,实际上我并没有怪过他。觉得这你上我下的竞争,谁也没有恶意,都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已。再者说,在一起上班那些年,彼此关系一直很融洽,那时他对我既羡慕又尊重,凡事都不矮看自己。
见吕老师这样无助,觉得他能找到这儿来,还是念当年一个槽子吃食的那份旧情。眼瞅着他儿子就要身陷囹圄,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可这事儿必竟不是个治安案件,大不见小不见的,说句话就算了。谁都明白,一涉及到刑事案子,那放人可是砸自己饭碗的事,这可怎么办呢?
放弃原则的怜惜之心,让我完全站在了吕老师的立场上,似乎已变成了这个孩子的父亲,开始寻找从轻处置的理由,想了想就问他说:“你儿子今年到底多大了?”
“他已经二十,应该知事了,你说他咋这样糊涂,让我这老脸在屯里往哪搁?”他不懂我的用意,嘴里嘟囔着不断地埋怨儿子。
听他这一说,我觉得此案从要件上说,无论以年龄还是盗窃价值来衡量这都是个边缘上的刑事案件,从轻真的是有希望。想到这儿,就问他:“孩子叫啥名?”
“吕志强。”
想到刑警大队长汪建国是自己的好哥们,我立即操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他的手机:“你们今儿早上是不是从后孤店带回来一个叫李志强的年轻人?”
“对,是个盗窃手机的大学生。”
“这个人的父亲是我在教育时的同事,现在就在我这儿呢,这个案子你们打算怎么处置?”
“下边人刚跟我汇报完,准备按盗窃罪报捕,大哥你啥意见说吧?。”建国听说抓的人是我的同乡,这一找来,他觉得肯定和我有关系了,就反问道。
我知道凭自己和建国现在的关系,绝对不会再出现与徐世俊当年的那档子事儿,就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刚才跟他父亲了解了一下情况,这个孩子的年龄和盗窃价值都在边缘上,听说他才二十,若是生日小的话,估计尚不满18周岁呢。建国你看这样行不行,孩子还小,正在上大学呢,能不能考虑不逮捕,从轻处理,给他一次教育挽救的机会?要不他这个人一生为此就全毁了。”
“大哥你这么考虑也对,与情与法可也都能说得通,你稍等一下,我和办案人商量一下就给你回话。”
听建国电话里这样一说,吕文山转忧为喜,脸上立刻露出笑模样。“鲁老师多亏你了,看来这事还有门儿?”
一颗烟的功夫桌上电话铃响了,建国通知孩子的父亲去刑警领人,吕文山千恩万谢,说了一堆感激的话,才匆匆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