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一生都念念不忘的是一对姊妹花老师——埃尔莎小姐和索菲小姐，那时，他读小学四年级。索菲小姐对待学生很亲切，她对教育也很有创见。她教男生烹饪和缝纫，教女生使用木锯。在当时，这种做法不仅是一项“革命性的创举”，也成为德鲁克一家人的守则。索菲小姐这种富有见地的教学方法，使德鲁克意识到行动比知识更重要，而且也让德鲁克学会换位思考、逆向思考。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德鲁克延续着索菲小姐的原则，特别强调管理学是一门应用科学，重在实践。
埃尔莎小姐很严厉，她的教学方法也别具一格。她教育德鲁克，要他自己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负责。她还发给德鲁克一个笔记本，要他把一周内自己想要学会的东西记下来，到周末时再与实际学习成果做对比。这一方法促使德鲁克自己制订目标，自我比较，进而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想想德鲁克后来提出的关键性的管理思想——目标管理理论，便可以想像到埃尔莎小姐的这种方法对他的影响。
埃尔莎小姐发现德鲁克在写作方面有天赋，就鼓励他写作。德鲁克由此建立了一个信条：对人看优点，对事看缺点。他对那些经理人再三强调：尽量让员工做他能做的事情，而不是他们不能做的事。这些来自生活中的理念，闪烁着经验的智慧，影响了德鲁克的一生。
工作经历，思维跨越
如果说早期的教育环境和学习环境给德鲁克带来了思维和知识的养分，那么早期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经历则直接促使他对管理进行思考。
德鲁克在汉堡的时候，除了工作，他还在汉堡大学学习法律，几乎每天晚上他都会去汉堡市立图书馆读书，每周还去汉堡歌剧院听一次歌剧。有一次，德鲁克欣赏完威尔第最后一出歌剧《福丽塔》后，非常感动。于是他去图书馆查阅威尔第的背景资料，他惊奇地发现，这出歌剧是威尔第80岁高龄时创作的。威尔第在谈到这部歌剧创作时说：“身为音乐家，一生都在追求完美。我一直无法逃避这个使命。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还要再创作一出歌剧。”这段话强烈地震撼了德鲁克。当时他虽然只有18岁，但是他下定决心，一定要以威尔第的精神全力以赴干一番事业。并且立下誓言，如果他能活到80岁，他就要写到80岁。毫无疑问，德鲁克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他一生都铭记威尔第追求完美的精神，一直到他93岁的时候，他还出了一本书。
德鲁克在法兰克福做资深编辑时，他的上司东布罗夫斯基成了他一生中很重要的一位导师。当时东布罗夫斯基年近五旬，他不厌其烦地培训编辑，而且每周会跟每位编辑讨论一周来的工作表现，每年定期来谈前半年的工作状况。他的谈话逻辑总是：首先提到哪些事做得不错。其次，指出哪些表现未必很好，但已尽力去做的事。接着，检讨不够努力的事。再者，毫不留情地批评做得很糟，或是根本没做到的事。最后两小时内，规划未来6个月的工作：该专注做哪些事？该改善哪些事？该学些什么？会后编辑们需要一周写一份报告给他，说明自己未来半年的工作与学习计划。 德鲁克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安排两周时间，检讨前一年的工作，按照这五点去贯彻，就他自己的教学、顾问和写作等工作，排定未来一年的工作优先顺序。这种定期检讨的习惯使德鲁克后来形成时间管理理论。
随着政治局势的日益严峻，纳粹分子上台，德鲁克决定离开德国，前往英国。在英国逗留期间，德鲁克经常去剑桥大学聆听凯恩斯的讲座。当他沉迷于那些经济学理论中时，他突然领悟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满屋子的人包括凯恩斯本人以及那些才华出众的学生们，他们只对商品感兴趣，而不关心人。但德鲁克更关心人的行为，更关注人性。因为关注的取向不同，致使德鲁克决心投身管理领域。在德鲁克看来，“人”才是管理的全部内容，虽然管理不能离开商品的范畴，但是如果经济活动只谈商品不谈人，那是没有意义的。德鲁克敏锐地感觉到了自己的前进方向，他知道他的事业是以人为主轴的事业。他后来很诙谐地说：“我与经济学家只有一点共识，那就是我不是经济学家。”从这一刻起，德鲁克明确了自己事业的方向——那就是矢志不移地对“人”的关注，他义无反顾地投身管理事业的举动，充分展现了德鲁克作为一名管理学大师的内心世界。他一生高举人的旗帜，以人为本，一以贯之地坚持他的理念，同时他又博采众长，在关键时刻，他能突然顿悟，发现自己的优势，这是他成为大师的重要原因。
我们追随德鲁克的历程，感受他成长的历史，不难发现德鲁克管理思想的渊源。一方面，他处于一个大变革时代，他生活在20世纪初的维也纳，正好处于思想学术与文化艺术的黄金时代，大师辈出，在激荡的时代洪流中，他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维和习惯；另一方面，他让人惊异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环境，使他从小有机会和顶尖级的大师们学习，这样的环境简直无可比拟。此外他的经历使他进一步明确了自己需要什么和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强烈的人文关怀体现了他深厚的学养和个人素质，而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洞察力则是他管理思想得以成熟的关键因素。作为当代的企业家或经理人，我们更应该从德鲁克的人生履历中得到启示：生活是最好的老师，当我们留意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时，就意味着我们重新发现了这个世界！
“旁观者”德鲁克
德鲁克自诩为“旁观者” ，他在谈到自己的职业时说：“写作是我的职业，咨询是我的实验室。”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作家，一个管理学的实践者。他这样界定旁观者：“旁观者没有个人历史可言。他们虽也在舞台上，却毫无戏份，甚至连观众都不是。……站在舞台侧面观看的旁观者，有如在剧院中坐镇的消防队员，能见人所不能见者，注意到演员和观众看不到的地方。他是从不同角度来看，并反复思考——他的思索，不是像镜子般的反射，而是一种三棱镜似的折射。”他认为我们不能预测未来，只能根据已有的现实发现未来的趋势。
他的这些看法并非空穴来风，其源头是他少年时的一次经历。那是1923年的11月11日——距离德鲁克14岁生日还有8天，正是奥地利共和日。这一天要举行盛大的游行。当时的奥地利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按照规定，德鲁克必须到14岁才可以参加游行。但是那一年，他提前8天获得了参与这个活动的权利。当时的德鲁克有些孤僻，在同学中也没有什么人缘，但在这次游行中，他却意外地成为一名旗手。那天，德鲁克满怀豪情地带领队伍走过街头，然而，一汪积水改变了他的命运，使他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个旁观者。
“我们一行浩浩荡荡穿过辐射状的大街……突然间，我看到正前方有一汪狭长形的积水，看来还不浅，该是昨夜大雨留下来的吧……今天不是我自己想走到这汪积水前，是众人驱使我到这儿来的。我尽最大的努力想绕过去，然而身后那整齐的步伐声、源源而来的人潮和划一的动作，好像对我施了魔法。我大步越过那汪积水，到了那一头，我一语不发，把手中的旗帜交给背后那个高高壮壮的医科学生，随即脱离队伍，转身回家。”
这次陷入群体意识中的经历，使德鲁克意识到自己不属于那一群人——“是众人驱使我到这儿来的”，他需要的是自我选择的权利和机会，这种看法最终促使德鲁克成为一名自由主义者。
还有一件事让德鲁克记忆犹深。那是1950年1月3日，德鲁克和他父亲去探望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熊彼特是德鲁克父亲的学生），过了8天熊彼特就去世了。在这次会面中，熊彼特对德鲁克父子说：“我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人们是不是记得我写的书和理论已经变得不重要了，一个人如果不能改变别人的生活，那么他的一生只能算是平平而已。” 这句话成了德鲁克衡量自己一生成败的基本标准，也是他一生从事研究的重要法则，还是他和学术界格格不入的主要原因。他一边教书，一边做咨询，一边写作，正是这三种不同的身份塑造了他的研究方法与成文风格，也成了他区别于别的管理学者的重要特征。
德鲁克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管理学者，他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在写作之前，德鲁克通常对企业进行深入研究和观察，在咨询过程中发现问题，并在这种观察和互动中形成一些颇具洞察力的观点。他的作品风格简单、清晰而富有感染力，他摈弃了学院化的晦涩难懂，以一种简洁而有效的方式为管理者提供思想资源。 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在管理学术中被称之为“管理经验学派”，在学术研究中不属主流。因为他的研究方法不符合“学术规范”，没有“模型”和“论证”，因此很难在学术论文中被引用。德鲁克清楚地意识到，他从来就是一个学院派的“旁观者”，但他坚持自己实践的管理理念，他认为，只有作为一个旁观者出现的时候，他的研究才有独特的意义。
他甚至拒绝了哈佛商学院的邀请，主要原因是当时哈佛商学院院长制定了一项规定——教职员工每星期最多只能做一次咨询工作。而在他看来，管理学更是一种实践，从业者必须要参与实践。
2005年11月11日，德鲁克逝世，他带着他的追求完美的精神到另一个世界远行去了。他在离自己14岁生日还有8天的时候，忽然觉醒，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旁观者”；而在离自己96岁生日还有8天的时候，他却优雅地走了。难道是冥冥中自有天定，还是完全是一种巧合呢？德鲁克用他完美的生命形式，留下一个同样距离生日只有8天即变为另一种生存状态的谜团，彻彻底底地离开，成为一个人类彻彻底底的“旁观者”。
作为一个有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德鲁克不愿意悲剧性地进入历史，也不愿意悲剧性地离开历史，而是选择了舞台之外的生活，选择了以旁观者的角色默默地注视，然后静悄悄地离开。旁观者，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画像；是一个不放弃独立思考的大写的人；是一个不媚俗、不媚权的精神坐标；是一个尊重人类普适价值的现代英雄。旁观，是为了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自由的人。这是一种清醒，一种独立的思维角度。我们回顾大师的历程，面对现实的困惑，旁观未尝不是一种选择。
“管理大师中的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