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爱得执着，爱得无悔，但是，1924年6月，林徽因还是与梁思成一起登上了远渡美国的客轮。
在苦苦守候林徽因的这些日子里，徐志摩几乎是在煎熬中度过的，随着林徽因归国时间的临近，这种煎熬越来越成为徐志摩心头沉重的负担。
1928年，林徽因重新踏上了故土，与之前不同的是，现在的林徽因，已经升级为林太太了。
换句话说，徐志摩的一腔痴情并没有换来应有的结果，两个人的生活轨迹反倒是渐行渐远了。
就如同两支队伍在拔河，大家都是卯足了劲，把力气留给自己这一方，时间一长，必然会有一头应声倒地，倒地的这一方，一定会伤得不轻。
也许，在徐志摩看来，他的这番浓烈的情感一定会有一个结局，这个结局一定是美好的，如他所愿的；而在林徽因看来，徐志摩对自己的热烈追求，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他的为人，就像他的诗歌一样，乍一看，会让人沉醉其中，细细品味过后，却发现，作为一个著名诗人，他的情感太过于外露，太过于张扬，最重要的是，他自己也沉迷于其中不能自拔。
每一个身处甜蜜恋爱过程中的人都知道，男人选择他的另一半，首要的是外貌，其次是思想，最后是灵魂。林徽因出身名门，自小受家庭文化气息影响颇深，思想本就高人一等，而她的口才也是极为了得，尤其是对时事、时人的评价，张口就来，见解独到不说，难得的是，竟然没有一句废话，这已经足够让人嫉妒的了，偏偏她的相貌还十分出众，所以，但凡是见到林徽因的人，无论是与她初相识，还是已经和她成为挚友，都会惊为天人，击节叫好。
一句话，林徽因一生中结交的朋友不少，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为她本人就非常优秀，自然而然地，她的身边也聚集了一帮杰出的人才，当时，但凡是文艺界能够数得上的各个领域的顶尖人才，都应邀到林徽因家中，参加她主办的家庭沙龙。像著名文学家胡适，翻译家梁实秋等，尽管大家是个顶个地学识渊博，但在这里，林徽因妙语连珠的言论，缜密严谨的推理，以及咄咄逼人的气势，让与会者大为叹服。
说到这里，相信有读者已经明白了，这样的沙龙，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文艺研讨会，不过，场地小，思维碰撞起来四溅的火花可不小，在这样的沙龙中，大家无一例外地收获良多，沙龙结束之时，大家都会感慨，时间怎么会过得这么快？时间都去哪儿了？
所以，每当林徽因开始筹划下一次的家庭沙龙之时，大家总是欢呼雀跃，巴不得它早点到来。
徐志摩开办新月社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与林徽因再续前缘；而林徽因举办家庭沙龙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了看见一个人。
然而，这个人并不是徐志摩——尽管他也常常参加这样的聚会，事实上，在结婚以后，林徽因就像大多数普通的家庭主妇一样，经常要面对生活中乱七八糟的大小事情，并为此头疼不已，随着婚后烦心事的增多，林徽因渐渐地看清了婚姻的本质：婚姻，说穿了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外加七大姑八大姨腆着脸登门提要求、聊闲话。
进入婚姻生活，意味着两人已经不可能像爱恋的时候那样只是专注于爱情了，毕竟，爱情不能当饭吃，生活总不能让现实打败。
林徽因看得很清楚，遗憾的是，徐志摩不懂。
纵观徐志摩一生，他对林徽因的爱，毫无疑问是纯净的，不掺杂任何污垢的，这种爱从始至终是专一的，从来没有变过。即便徐志摩后来又跟陆小曼成婚，但是，说到底，他最爱的人，依然是林徽因。
在情感路上，徐志摩就像一只飞蛾，林徽因就像那一豆灯火，在飞蛾的世界里，灯火就是号召，为了它而生，也为了它而死，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
拼了命地去追求，拼了命地去守护，这就是徐志摩。
或许，他的感情之路充满非议，但是，无论如何，他为他觉得最应该去珍惜的感情付出了一生，这对于他来说，已经足够了。
在众多来宾中间，有一个人让林徽因注意了很长时间。
这个人是徐志摩带来的。
一见面，林徽因便多留意了他几眼。
他个子很高，走起路来很是精神，给人的印象永远是那么神采奕奕。
在民国时期，社会风气开放，这个人有时也会像《英雄本色》中，由发哥饰演的小马哥那样，身着一袭黑色风衣，雪白丝滑的白色围巾随意地披在身上，脸上表情严肃，鼻梁上架着一副很是耀眼的墨镜，在地板上踱来踱去，看到此情此景，人们多半会忍不住赞叹：不愧是留过洋的先生，西方的绅士礼节全都学过来了！
事实上，这种打扮在民国时已然遍地都是，不过，这副打扮放在这个人身上，就有趣得多了。
有时候，这个人也会穿一身笔挺的西服，奇怪的是，他在西服外边又套上一件长袍，头上还戴着一顶八路军部队中流行的棉帽，整个形象中不中，洋不洋，让人捧腹不已。
他的学识，在众多才人中间，也是星光熠熠：他是融汇中西方哲学文化于一体的集大成者，清华大学哲学系就是他与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一起创办的，自此，哲学在中国文化界也有了一席之地。
除了日常教学工作之外，他著作等身，代表性的有：《逻辑》、《论道》、《知识论》……尤其是《知识论》，从写作到出版，整整耗费了他几十年的光阴，可以说，这部书凝聚了他毕生哲学研究的心血，它的价值，远不是现在粗制滥造的网文可以替代的。
他的名字，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他，就是金岳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