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主观因素而言，是一批仁人志士已开始有接受西方文化的欲望和要求。比如，在国难深重的紧急关头，为了寻求自强救国的真理，严复、林则徐、魏源等先进人物，都渴望从西方的政治学、科学技术中找到答案。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弱，是因为人种不强、武风不振的缘故，因而竭力推崇"西学"，这为西方体育的传人奠定了思想基础。但辛亥革命前后，西方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的冲突变得复杂起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人物，通过"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体育思想和实践，促进了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毛泽东、鲁迅、恽代英、蔡元培等人，则以近代科学的观点研究和提倡近代体育，对反动的"军国民主义"体育和复古的"国粹"体育都进行了抨击，他们以弃中西体育之糟粕而扬其精华的指导思想，为中国近代体育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中国现代体育的划定界限，大致应始于1919年"五四"运动。由于新文化运动对"军国民主义"体育和"国粹"体育的批判，1923年学校将体操课改为体育课，并剔除了兵操内容。国民党政府建立之后，在其21年的统治中，并不真正重视学生的身体健康，致使许多为学校体育制定的措施，都因贯彻不力而收效甚微，社会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发展极为缓慢，各种民间体育组织因得不到政府支持，加之经费拮据而难有作为；在此期间，虽勉强参加了第十、十一、十四届奥运会，但运动成绩低下，没有获得一枚奖牌，被帝国主义讥为"东亚病夫"。
但在1927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前的这10年间，国内政治局势相对比较稳定，近代体育运动也有了较大发展。其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体育体制的逐步形成和不断完善。如1929年4月正式公布了《国民体育法》，1931年又对它作了若干"修正"；为了实施对体育事务的控制，国民党政府先后建立了"体育指导委员会"（1927年）、"教育部体育委员会"（1932年成立，1941年改称"国民体育委员会"）、"教育部体育组"（1936年）等机构。国民体育法的颁布和分管体育的行政机构的建立，表明体育的社会地位有了进一步提高，标志着体育已经成为中国国家事务的组成部分。但是，国民政府对体育运动的严密控制，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效。究其原因，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四分五裂、派系林立，无论什么法规、命令，从来也没能在其统治区内统一实施。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旧中国遗留的千疮百孔和百废待兴的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确定以"增强人民体质"为目标，把改善人民健康状况放在首位，并视体育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手段。由于在体育机构、制度、干部、宣传出版、物质技术等方面进行了必要的改造与建设，在体制上坚持多层次、多形式的发展方向；在具体实施中采取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活动方式，使学校体育、社会体育、竞技体育得以同步发展。
1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体育事业遭到严重的摧残。各级体委的工作濒于停顿，许多体育设施荒废或被捣毁，体育报刊被停办，体育院校停止招生，运动队伍基本解散，运动技术水平急剧下降，国际体育活动也几乎被迫取消，同时农村体育工作也只是有其名无其实。直到1971年，毛泽东、周恩来除了派队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外，还利用"乒乓外交"促使了中美关系的恢复，这一切给予了体育界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同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大部分体育工作者又重新回到工作单位，体育报刊的出版和体育院校的招生工作也先后恢复。从1972年~1975年，我国先后举办和参加了一些运动会，打破了竞赛领域的沉寂局面。同时，还陆续加入或重返了国际赛艇联合会、亚洲运动联合会、国际击剑联合会、国际中学生体联、国际篮球联合会、国际划艇联合会等国际体育组织。并于1975年3月，正式公布了《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对青少年体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直到1976年10月以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下，经拨乱反正，在恢复调整的基础上，我国现代体育才继续向前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中，是我国现代体育发展最快的时期。1982年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促进了体育的改革，并进一步明确了我国体育的性质、基本方针和任务。尤其在这十几年期间，由于提出了"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划"的战略决策，使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体育初具框架。在学校体育方面，国务院颁布了《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制定了有关制度，进一步加强了领导；为了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根据开发体力和智力的双重需要，学校体育开始注意从根本上解决身心全面发展的问题；为了体现"健康第一"的教育思想，学校体育还强调在发展学生各种能力的基础上，应该重视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体育意识和体育习惯。为了适应深化体育改革的需要，学校体育作为两个战略的基础和结合点，又承担了造就优秀体育人才的历史使命。在社会体育方面，人们主动进行"体力投资"和参与"体育消费"的热情日趋高涨。目前，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的付诸实施，我国社会体育正由行政型向社会型转变，由事业型向经营型转变，由福利型向消费型转变，从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可喜局面。在竞技体育方面，从1953年我国游泳健儿吴传玉第一次在布加勒斯特夺得冠军起，至1984年许海峰为我国夺得第一枚奥运金牌后，世人得到提醒：中国人，将是未来体坛不可忽视的群体。
至90年代中期，"科技兴体"被提到议事日程上，体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当进入"九五"时期，由于《体育法》的颁布，相应建立一整套体育法规体系，为今后达到"依法治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要求，使"明显改善青少年身体素质"的任务变得更加具体。由于认真实施"全民健身计划"，通过建立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体质检测制度等具体措施，我国群众性体育活动已开始跃上一个新台阶。
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概况
20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变化最剧烈的一个世纪，也是教育思想和文化变革最多的一个世纪。学校体育思想和文化自本世纪初在中国兴起之后，在与广泛的社会思想和文化的交往中及其内部的矛盾运动中，也走过了不同寻常的100年。
一、学校体育思想的嬗变
近代中国的体育教育是舶来品，其体育教育思想，随着经济政治文化变革的需求而不断变化着，鸦片战争后，学校教育开始引进被日本改造后的军国民体育思想。"五四"反封建运动挟带而来的是欧美自然主义体育思想。50年代后受前苏联体育教育理论的影响，强调体育教育的阶级性和"工具论"，强调体育教育的统一性。
今天，我们再次走到历史的转折关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体育教育提出了新要求。过去在政府高度统制、计划经济和单一文化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中国体育教育思想，具有较大的历史局限性，必须进行改革。
中国社会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及社会的发展，必将更加注重体育教育的知识性、技能性、娱乐性和竞技性。在未来世纪的小康和后小康社会，参加体育运动娱乐的知识与技能、合理支配余暇时间的知识与能力、获取身心健康的知识与方法，必将成为学生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50年来，广大体育教师与理论工作者的努力已经为这一新的嬗变做了大量的文化积累，形成了新的体育教育思想的内核。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全面发展思想的贯彻。体育作为全面发展的组成部分，应该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得到真正的重视。健康体魄不仅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基本条件，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而且也是广大青少年"学会生存，学会关怀，学会相处，学会做人"，终身受益的一门人学课。
其次，"健康第一"作为指导思想的确立，这是基于对学校体育本质功能的认识。20多年来尽管对学校体育思想有种种解释，但对增强体质、增进健康的指导思想是达成共识的。这种共识是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体育社会功能的反映，也是100多年来民族体质衰弱所产生的一种自强意识的反映。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健康第一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在教育领域中的体现，是人权思想、人道主义精神和未成年人保护原则的具体体现。在操作层面上，它是学校体育对"素质教育"的最重要的应答。
对健康的理解应是全面的，是包含了身体、精神和社会三个方面的。我们不能把学校体育的功能狭窄化，把体育教学搞成枯燥乏味的身体素质操练，把学校体育搞成应付门面的附属品。
必须指出的是，建国以来，50年代、90年代两次提出"健康第一"，的口号，都是在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健康恶化，体质状况十分令人忧虑的情况下提出的，是以巨大的社会代价换取的。所以我们应当十分珍惜这一体育教育思想的得来。
再次，对运动教育的深刻理解。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提出"使学生掌握基本的运动技能"，这是十分重要的观点。运动技能是现代人一种必备的生活前提，它是人们掌握生活、劳动技能的一种训练。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体育运动国际宪章》中，把每一个青少年可以平等地参加运动，并在运动中"获得与其天赋相适应的运动成就".作为一种民主权利规定下来。参加运动并在运动中加速"社会化"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在上述《决定》中提出的"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合作精神和坚强毅力"，正是准确地把握和运用了学校体育的这种特殊的附加功能。
有人总是喜欢将"体育"与"运动"截然对立起来，在反对竞技运动的功利目的，特别是在反对现代竞技运动的种种丑恶现象的时候，把作为体育手段的运动项目随脏水一起泼出门外，这是不应该的，是一种文化的自我封闭，导致学生与学校体育距离的加大，导致学校体育各种强制措施的加强。近20年在体育方法领域的徘徊，应该说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把体育与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是发展学校体育的正确道路。
学校体育是需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和时间保障的。这一思想不明确，学校体育的生存就十分困难。不应讳言的是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空间还相当狭窄。由于教育自身的薄弱，由于传统文化和应试教育对体育的偏见和歧视，学校体育的师资、经费、场地设施条件和时间保证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此这些问题必须在观念上加以认识。否则学校体育的基础条件仍将在下一世纪的前半叶继续困扰我们。
二、学校体育日渐成为社会发展和文明演进的动力
由于体育与军事的天然联系，以及封建统治者的弱民甚至愚民思想，封建社会无法滋生出真正意义上的学校体育文化。步人近代社会以来，伴随着国民意识的增强和工业经济的发展，代表健康与进取、强调个性和竞争的学校体育文化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发展起来了。经过德国注重军事性的体操运动、瑞典强调个体完善的体操运动、英国培植竞争和协作意识的"竞技运动自治"、美国讲究商业运作的高校体育模式，欧美的学校体育文化逐步走向成熟。学校体育文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成为对社会发展和文明演进不可缺少的一种动力机制。
中国近代的学校体育文化是教会学校传入和留日学生引进的结果。它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鲜明的富国强兵的政治目的，著名教育家徐一冰认为"强国之道，首重教育；教育之本，体育为先。"点明了学校体育的政治目的。"五四"运动前后，学校体育逐步接受了美国实用主义教育的主张，30年代的南京和北京分别树立了中国近代学校体育文化的两个典型：运动技术（尤其是篮球）特长和体育理论突出，分别使当时的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和中央大学体育系名扬全国。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使得为国防和生产服务成为学校体育的基本目标。"锻炼身体，保卫祖国"、"锻炼身体，建设祖国"口号的提出和"准备劳动和卫国体育制度"的推行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虽然在传统文化的制约下，学校体育尚未摆脱大一统的模式，但个性教育、能力培养和终身体育等教育原则和思想已经在中国学校体育文化体系中立足。特别是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给学校体育空前的发展机遇，人才竞争的日益加剧给学校体育提出了空前严峻的挑战，素质教育顺理成章地成为学校体育文化的指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健康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举办多种多样的群体性体育活动，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合作精神和顽强毅力。"这个决定肯定了学校体育神圣而庄严的文化使命，并且为它的发展指明了方向。90年代以来，中国学校体育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逐步与社会体育及竞技体育交融，从而明确了自身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学校体育文化的社会文化价值和意义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
（一）学校体育文化汇入现代世界教育潮流，成为素质教育的基础环节
自1906年中国近代体育专业教育开始起步以后，学校体育就与音乐、美术一同被视为"小三门"，处于备受冷落的地位。早期以退伍军人充当教师并采取兵操教育方式的状况更加剧了社会对学校体育的轻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教育受到来自美国实用主义教育的影响，学校体育与其他教育的关系有所调和。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体育系对报考学生的文化课考试成绩必须与其他高校持平的要求，反映了当时对学校体育的某些先进认识，但无法改变学校体育在整个学校教育中的附属和依从地位。即使是后来认识到"修己之道，体育、智育、德育三者，不可以偏废"的蔡元培，也无力全面推行自己的教育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大力提倡以"身体好"为，确立了自身在当前中国教育改革中的地位。
（二）学校体育文化日趋成为一种结构合理和功能多样的文化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