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局到来得如此匆忙，事先也并非全无征兆。至少在人生的最后几个月里，A女士希望如此说服自己，就好像一个事先的警告能够赋予不幸某种意义。然而，那其实仅仅是个不幸。
夏日将尽，当时距离她的葬礼还有一年半的时间，A女士正在大楼后面的菜园里劳作。她拔掉已经派不上用场的豆角的植株，以便为甘蓝腾出更多的空间。此时，一只小鸟飞了过来，就停在距离她几步远的，这块长方形菜地边缘的石头上。
A女士俯下她那经历了六十八个春秋却依然硬朗的身躯，一动不动，以免惊扰那只小鸟，后者则向她投去询问的目光。她从未见过如此的小鸟。它的个头和喜鹊差不多，颜色却完全不同。从鸟儿的脑袋下面，伸出几撮柠檬黄色的绒毛。这些毛从胸前一直延伸到后背和两翼上天蓝色的羽毛中间，然后就消失了；长长的尾巴上生长着白色的、棉线一般的羽毛，根部卷曲，就像钓鱼用的钩子。小鸟好像并没有因为有人出现而感到不安。与此相反，A女士觉得它之所以停在那里，就是为了能够让自己欣赏。心脏开始没来由地剧烈跳动起来，令她几乎跪倒在地。她怀疑这只小鸟属于稀有而珍贵的热带品种，可能是从一个收藏家的笼子里逃出来的。因为在鲁比亚纳并不存在这个种类。事实上，据她所知，鲁比亚纳甚至没有动物收藏家。
小鸟突然将头偏向了一侧，开始用嘴揉搓翅膀，动作中带着些许狡黠。不，那不是狡黠，不完全是。那个词怎么说来着？对，是傲慢。完成清洁工作以后，鸟儿重新用漆黑的眼睛盯着A女士的眼睛，紧贴身体的翅膀颤抖了一下。它缓缓地吸了两口气，胸口也因此鼓胀起来。最后，小鸟悄无声息地展翅离开石头，向空中飞去。A女士手搭凉棚，目光追随着它飞行的路线。她希望能够继续注视着那只鸟儿，然而，它很快就在大地尽头的栎树中间消失了。
夜里，她梦见了那只类似于鹦鹉的小鸟。当她将这件事讲给我听的时候，自己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到了这个地步，已经很难分辨哪些是事实，哪些是她的臆想，又有哪些仅仅是暗示。不过我认为，第二天早上，A女士的确试图在书里找到那只鸟的图片。她家里有一本介绍苏萨山谷里生存的动物的书，而且她还把那本书拿给我看。由于没有找到，A女士决定去拜访那位热衷鸟类学的画家朋友。这件事也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她随后详详细细地向我讲述了那次会面。
至于她和那位画家的关系，我始终没有能够了解很多。她不愿意谈起此事。这或许是出于害羞，因为那是一位知名的艺术家。他无疑是雷纳托去世之后A女士继续来往的最有名的人。又或者，她仅仅是出于谨慎。我知道她会不时地去给他做饭，或者为他做些别的事情。不过，她主要还是那位画家的女伴，一个与之交谈的朋友，彼此的关系却很清白。我感觉，他们见面的次数比她说的要多。每逢周日弥撒结束之后，A女士就会去找他，并且在他那里一直待到午饭时分。画家的别墅隐藏在高高的山毛榉树中间，正立面漆成了深红色。别墅距离A女士所住的公寓车程仅仅三分钟，步行则需要十分钟。那是一条柏油路，弯曲成一个半圆形。
画家是个矮子，A女士会毫不犹豫地如此称呼他。说出这个词的时候，她甚至隐约有种残忍的满足感。多年之后，她向我坦白说，自己始终没有停止一些关于他的愚蠢的想法。比如，她总是在心里想，画家坐在那里的时候，为什么脚触不到地面？A女士总是观察画家的手：他的手指短粗，而且有些可笑，却能够创作出美妙的作品。A女士的身高勉强能够达到一米六，画家是她唯一能够在身高上超越的人。然而，此人又是如此充满魅力，所以，感到被超越的人永远是她。与这位画家来往，坐在充当工作间的起居室里，置身画作和画框中间，她感觉又回到了雷纳托还活着的时候。雷纳托总是喜欢带着她到地下室或者阁楼上去，寻找某个罕见而又被忽视的物件。
“应该是戴胜鸟吧。”那个八月末的早上，画家如此猜测。
画家脾气很糟，而且最近变本加厉，但A女士已经习惯于对此熟视无睹。她对我说，从前那座别墅里熙来攘往，有画廊主人、朋友，以及那些来作模特的，一丝不挂的女孩。如今，到这里来的就只有四个女人，轮流对他进行照顾。她们都是外国人，没有一个漂亮到足以搬上画布，以便流芳百世。A女士明白，画家差不多整天都在追忆往昔，几乎不再创作。他孑然一身。与她的生活如出一辙。
“戴胜鸟长什么样我很清楚。这只鸟与戴胜鸟完全不相干。”她干脆地反驳道。
画家轻轻一跳就跃下了沙发，随即消失在隔壁的房间。A女士的目光开始在房间里搜寻，仿佛还不够了解它。她最中意的那幅画就放在地上，还没有完成。画上是一个坐在桌边的裸女，两只美丽的乳房稍稍叉开，硕大的乳头呈现出一种很深的玫瑰红，比周围的皮肤颜色要深很多。在女人的面前，摆着四只火红的桃子，还有一把刀。她或许是要用那把刀削去桃子的外皮。不过，她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等待恰当的时机。
“这是他创作的最美的一幅画。好吧，那天他当着我的面完成了这幅画，就花了半个小时。他对我说：‘你是开着那辆车来的吗？那么你可以把它带走。’他那样做是出于同情，一定是这样。假如我跟他要，他一定不会给我。不过，他已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在所有人之前，也在医生之前。画家是从那只鸟身上看出了端倪。他回到起居室，手里拿着一张皮质卡片，把它放在我的腿上。他问：‘是这个吗？’从那些一直延伸到后背的白色羽毛上面，我立刻认出了它。画家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这种鸟了，至少有七十一年。他以为这种鸟都已经消失了。然而，这种天堂鸟却不偏不倚地找到了我的门上。人们是如此称呼它的，天堂鸟，但它会带来厄运。我对他说：‘如今，我们都老了，我们两个。厄运又能将我们如何？想想吧，就在几天以前，我还打碎了一面镜子。’噢，画家真的是火冒三丈。‘什么镜子不镜子的！’他大叫，‘那种鸟会带来死亡！’”
有一次，我问诺拉是不是真的相信那个关于预言的故事。她却反问我：“那你呢？”
“当然不信。”
“好吧，我当然相信。我觉得，这种差异会永远横在我们中间。”
夜深了，埃马努埃尔已经睡着，我们正在静静地整理厨房。之前，我们把一瓶打开的葡萄酒放在了桌子上，里面的酒几乎被喝掉了一半。
“你最想念她的是什么？”我问她。
诺拉不假思索。很明显，她在心里已经得出了答案。“我想念她给予我们勇气的那种方式。人们是如此缺乏勇气。他们想要确定的，就仅仅是你的勇气比他的还要少。”她犹豫着，沉吟了很久。我不知道她的这种停顿是自发的，还是像演员那样，经过了一一计算。“她却不是这样，”她又说，“她总是为我们加油。”
“你从来都没有告诉我，你躺在床上的那段时间里，你们都聊些什么。”
“我们聊天时间很长吗？”
“哦，是的。”
诺拉拿起瓶子喝了口酒。只有在夜晚，当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她才允许自己做出没有教养的举动，仿佛只有疲惫和私密才能使那些禁忌得以缓解。她的唇边留下了一个深红色的印记。
“总是她在说，”她说，“而我在听。她给我讲雷纳托的事，张口闭口都会提到他，好像他还活着。我敢肯定，她自己在家的时候会大声自言自语。她向我坦白说，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至今她还会为他摆上餐具。我始终觉得这样做非常浪漫。浪漫，也有些悲壮。不过，所有非常浪漫的东西，同时也是悲壮的，不是吗？”
几乎每个晚上，诺拉和我都进行如此的谈话，特别是在A女士刚刚去世的那几个月里。这是我们采取的一种战略，以免向不自信屈服。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那些话题上面，在谈话中将它们冲淡，直到从嘴中流出的仿佛仅仅是清澈的空气。A女士是我们日复一日，逐步完成的这项事业唯一的见证，是将我们维系在一起的这种关系唯一的见证。当她谈论雷纳托的时候，就好像是在向我们提出某种建议，是将一段尽管不幸和短暂，却绝对而又纯洁的关系，传递给我们。在漫长的过程中，所有爱情都需要有人注视它，承认它，赋予它价值，否则，它就可能被当做一个误会。没有她的目光，我们会觉得自己处于危险当中。
不过，葬礼的时候我们却迟到了。我们原本是在恰当的时间准备就绪，之后却被一些无用之事耽搁了，就好像等待着我们去做的那件事，只是众多亟待处理的事情中的一件。埃马努埃尔那天格外不安和任性，总是不停地问“到天上去”是什么意思，以及一个人怎么可能永远不再回来。这些问题的答案他早已知晓，所以，他仅仅是借此表达自己的不安（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第一次参加葬礼难道不是同样会令他感到惊愕吗？）。不过，我们当时无力应付他的这种任性。我们忽视了他。
在路上，家庭的分歧达到了极致。诺拉指责我选了一条最远的路，而我则历数她出门之前磨磨蹭蹭做的那些无益之事，比如说化妆，就好像参加葬礼需要以化了妆的面孔见人似的。假如A女士在的话，她肯定会从自己收藏的格言里挑出一个来，好让我们闭嘴。然而，她现在正安安静静地躺在松木棺材里，等待着葬礼时刻的到来。
我们非常尴尬地走进教堂，那里聚集的人比我预想的要多。神父的说教我没听见多少，因为我在为汽车担心。匆忙中，我把车停放在了一条狭窄的马路边上。我想象着一辆公共交通工具，比如说一辆外省的公共汽车，被卡在那里等我；乘客们都下了车，彼此询问是哪个白痴导致他们被堵在那里。不过，我决定不出去看。我们避开了最后那个拥抱的环节，因为我们的到来并不能给任何人带去安慰。或许是我们在奢望自己有权利得到安慰。
埃马努埃尔希望跟随灵柩到墓地去。我们认为那是一种任性，是愚蠢的好奇，于是阻止了他。葬礼不是小孩子应该参加的，尤其是这次葬礼，它与我们无关。有一些场合应该仅限于家人，以及挚友，而对于A女士来说，我们又算什么呢？雇主，仅此而已。死亡按照现实中的重要性，重新安排了各自的角色，使生活中遭到破坏的亲情规则得到恢复。尽管埃马努埃尔更像是A女士的干孙子，而我们，她喜欢把我们当做她收养的孩子。然而，这些并不重要，也并非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