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神来，我看到公告栏前围着密密麻麻的人群，我挤了进去，和他们一样抻着脖子在班级表上寻找自己的名字。我个头高，从上往下逐个扫视那些朴实的名字，王栓柱、李德旺、张秀娟（不知道何时开始我们中国人的名字全变成什么轩、什么涵了）……当看到第八张表格时，第一个名字便是王进喜。
“进喜！你在八班，第一个名字就是你！”我用手肘捣了捣旁边的进喜。
“我也发现你了，大卫，你也在八班！你在八班表格的最后一个。”原来，王进喜个头矮，挤在人堆里只好从下往上看。
后来我才知道，入学名单的排列是按照入学成绩由高往低排列的。倒数第一的我发现了正数第一的王进喜，正数第一的王进喜发现了倒数第一的我。
我俩相视一笑，把车子推到到处是尘土的车棚，扬起的灰霾全是暑假的味道。我俩用肩膀扛着“尿素牌”行李袋，另一只手拎着塑料盆和保温瓶向宿舍楼走去。现在回忆起那副画面瞬间让我想到了农民工，农民学生和农民工人在形式上一样，在本质上也没有不同：都是差不多的装扮，都是怀揣希望，只不过一个为了自己的远大前程，另一个则是为了孩子的远大前程。
男生宿舍楼在校园的东南角，一共六层，从上至下依次是高一至高三，每个级部占两层。宿舍窗户不大，采光不好，楼层越往下越阴暗，这像极了一个高中生的心路历程。校方这样设计安排是有他的良苦用心的：减少高年级在爬楼上浪费时间，与高考无关的时间都是巨大的浪费，至于光明什么的应该不在他们的考虑范畴之内。
我找到623的门牌号，屋里边六架高低床把空间塞得满满当当，集中营的气息迎面扑来。我选了个靠窗没人的下铺把铺盖卷铺在了上面，简单和几个舍友互通姓名、寒暄了几句后，我便喊着隔壁宿舍的王进喜下楼去吃饭。我和王进喜一人拿着一个搪瓷饭缸来到食堂，我要了五毛钱一份的茄子炖肉，王进喜要了五毛钱一份的土豆炖肉，我俩打赌看谁碗里的肉片多，谁输了谁就刷饭缸，结果，我吃出了一片肉、俩苍蝇；王进喜吃出了两片肉、一只苍蝇。平局，各刷各的。
洗碗池就在操场围墙外边，透过墙上的菱形造型孔洞，我再次看到了一中的大操场，我打了个带有苍蝇汤味道的饱嗝，心想，接下来的三年这里将会是我的“战场”了。
晚自习到了，我自觉的坐到了教室的最后一排的角落里。这个位置总是那么迷人，像遥远的古拉格群岛，放逐于主体之外，自生自灭。但这个位置却拥有“上帝之眼”：讲台上的老师上上下下、黑板上的粉笔字出现又消失、同学们的脑袋抬起来又耷拉下去、课桌上的书本换了一本又一本……倚在墙角，洞悉一切，惬意得很。
班主任何老师进班第一件事：调座位。我们全部出去，在走廊等待发落。何老师拿着分班表，从上至下依次点名进去挑选座位，最后出场压轴的当然是我，是唯一一个能够享有全班同学注目礼的学生，于是我昂首挺胸来到上帝的宝座。多年之后，我看到鲁迅先生的《阿Q》时，我觉得我就是体育生阿Q。
何老师来到讲台上，看到我们各就各位完毕，用食指托了托大镜框，厚厚的镜片反射着日光灯刺眼的光晕，他双臂交叉在胸前，镜片后犀利的眼神扫视了我们足足有一分钟，就像一个庄稼汉盯着播种后的土地一样认真。不发一言的何老师转过身来在黑板上铿锵有力地写下一串数字：831。
“你们只有831天，剔除假期你们距离高考只有831天！”。
我已忘记了何老师是怎么详细推算出的这个数字，但我牢牢地记住了这串数字，因为我看过一部恐怖片：《黑太阳731》。这让我对精确的数字感到十分反感，它尖锐、没有商量余地、步步紧逼。
教室的空气瞬间凝重了起来，中考结束后的轻松一扫而光，高考当头棒喝。八月人满为患的教室里，扇子和书本扇个不停，搅动得氧气变了质，到处散发着开学季里人身上特有的馊水味，令人作呕。我把身上的篮球背心卷起来塞到脖子下方，露出前胸后背增加散热面积，这让我舒服了很多。突然，我的后背挨了一巴掌——教导主任老魏从后门沿着后墙根溜进来了。原来，在我的“上帝之眼”之外，还有“天眼”。
“袒胸露背，成何体统！”，老魏黑着脸对我说。倒不是老魏因为生气才是这个脸色，而是据我高中三年的观察，老魏一直都是这个脸色。
我不敢造次，乖乖地把篮球服撸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