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的“书趣文丛”，我一直注意搜购，其中第一辑是我整套从鲁迅博物馆的鲁博书屋买来的，其他各辑则是从网上陆续淘来的，但至今尚未集齐。最近在网上见到一册谢兴尧的《堪隐斋随笔》，且有荛公的签名题赠，买到后还发现一些细节，颇有些意思，或可补充我们对于谢兴尧的认识。谢兴尧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先后在国立北平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任教，也曾在上海创办《逸经》文史月刊，并一度与胡适之、周作人等文界名流交往甚密。一九四九年后任北京育德中学教员，不久调入《人民日报》理论部，随后又担任《人民日报》图书馆的馆长。谢老的主要专业在于太平天国史研究，曾先后编撰出版了《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太平天国史事论丛》《太平天国丛书十三种》《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太平天国史事别录》等专著。我对谢先生的关注，还在于他是一位有名的藏书家，并写得一手好文章。
这本《堪隐斋随笔》，篇首即一篇长文《我与书》，其中谈到他对书的感情，颇令人慨叹：“我和书打交道已五十余年，平生与书的关系，可以说盛衰相伴，荣辱与共，在任何环境中，没有离开过它。但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又亲手抛弃它，亲手焚毁它，悲伤痛惜之情，实非语言文字所能描绘。”谢先生晚年所作此文，写他一生中藏书、抄书、读书、焚书、买书、换书的旧事，其中写及焚书一节，最为令人伤感。此一章节中，他开篇便写道：“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世则坑儒焚书。”然后写他搜集旧书之经过：“我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无论居京旅沪，在汴在蓉，经常出入书肆，搜求旧籍，日积月累，积少成多，质量上新旧都有，数量上则满坑满谷。因懒散成性，未暇整理，于是架上桌上，大小皆书，这些事物，就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是抽象的财富，是研究做学问的资本。不用说，知识分子对这些是很重视，很珍贵的。”但“文革”到来后，本来被认为是财富的书籍变成了“严重包袱”，古书成为了“四旧的罪证”，只有销毁，才能确保安全。
“文革”时，谢兴尧住在平房中，因有街坊和“积极分子”的监督，故而只能找机会偷偷烧书。他悄悄地陆续烧了三个月的旧书，其中明代李卓吾的《藏书》和《焚书》都系原版珍本，是他花大价钱购来的，但最终还是烧掉了。对此，他形容当时的心情，令人唏嘘：“每次要烧的时候，我真舍不得，把它捡出来，拍拍土放在一边，最后想起古人说的玉石俱焚，还是狠心把它烧了。”烧掉此书，是因为李卓吾好发怪论，怕他的言论带来罪责，不料中华书局竟然在“文化大革命”的中期，又重印了李氏的《藏书》和《焚书》，并大加肯定，原因是书中有称秦始皇为“千古一帝”，称武则天为“圣君”，称冯道为“救时贤相”的言论。谢兴尧说他好读李卓吾，便又托人买了一部，由此不胜感慨，提笔在书皮上写了一首诗，最后一句是“《焚书》焚后买《焚书》”。在此文结尾，他又叹息道：“以上这些往事，现在说起来颇具戏剧性，然而在当时，确是一幕苦戏。”
谢老晚年还作过一篇《读书有味聊忘老》，谈他早年在沙滩红楼的北大读书时听课的旧事。当时为他授课的名师甚多，他听过陈寅恪讲的史地、胡适之讲的哲学、钱玄同讲的音韵，章太炎讲的《论语》，等等。勾起他这般记忆的，是他在整理书房时发现的数十册看似“破烂”的旧讲义。这些已堪称孤本讲义，令谢老触书怀旧，乃有“见之如对古人”的感慨。这或许是他收藏旧籍的一个没有料到的收获，其中的乐趣又是他人难以理解的。为此，谢老在这篇文章的开篇中还有一段夫子自道，也是甚妙的书生清趣：“知识分子离不开图书杂志，是书刊的主人，书刊是知识分子的资本，帮助他建功立业，互为之用，相辅相成。日积月累，数量增多，经常翻阅，难免损坏，久而久之，线装书开线，平装书脱皮。每架之上，新旧杂陈，长短不齐，五尺之楼，别无长物，环顾周围，只是一大堆破烂，确乎是真正‘寒斋’，如古‘陋室’。有人给我上一‘尊号’，称为‘破烂王’，我居之不怩，并作了四句顺口溜：‘图书已架满，破烂也称王，开卷即有益，何必事辉煌。’”
谢兴尧对于书之感情，由此可见一斑。颇值一提的是，我买到的这册《堪隐斋随笔》系谢先生的签名本，此书前衬页有他用蓝色圆珠笔所写的题款：“章瑞同志正 荛公赠 一九九六年二月。”并钤有印章一枚。此位名为“章瑞”的受赠者，我一时想不起为何人，搜索网上，也是不得要领。然而颇为意外的是，翻读全书，我发现此书夹有两张剪报，都是有关谢兴尧的文章，其中一篇为《隐居蜗庐再自修的谢兴尧》，刊发在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社内生活》报纸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日第四版；另一篇为《断肠情思——悼谢老兴尧》，刊发在《社内生活》二〇〇六年七月十五日。署名“王东”的这篇《隐居蜗庐再自修的谢兴尧》不长，主要介绍了谢兴尧的晚年生活，言他九十一岁高龄还坚持写书、看书、买书，书房里除了书，就是报刊、杂志。文章谈到谢老因身体衰弱，许多旧刊舍不得扔掉，故而屋子颇显凌乱，因而被人送了一个“破烂王”的称号。除了与书打交道之外，谢老还喜欢养花，阳台上四季都有花朵开放。文章最后还引用了谢老的一首诗，是其晚年生活的一个写照：“一别红楼五十秋，狂狷少年已白头。学海深渊难探索，文物遗址拟追求。喜闻师友谈今古，未将黑白逐时流。夕阳残照虽云晚，隐居蜗庐再自修。”
署名“陈祖甲”的这篇《断肠情思》系谢老去世后刊发的一篇悼文，并配作者和友人一起拜访谢老所拍的照片一幅，同时还附录一个《谢兴尧同志逝世》的告示，主要介绍其生平，约有三百字。这篇悼念文章我起初并未细读，有天晚上从头浏览了一番，才发现此文的作者陈祖甲与谢老为《人民日报》的同事，而此书的受赠者“章瑞同志”也是他们两人的报社同事。文中有两段话令我读后有些小小的惊喜，其一为：“二〇〇一年十月十七日，当我随黄植、林晰、陈泊微、余章瑞等前辈进入谢老家时，只见他坐在狭小阴暗的厅里。刚进十月，他已经穿了深蓝色的小棉袄，头带深蓝色的绒绒小帽。”由此可见，受赠者“章瑞”即余章瑞，且与谢兴尧十分熟悉。此文写谢老虽已是九十五岁高龄，但思维清晰，谈笑风生，见了他们这些拜访者，调侃说是“夏商周三代人”，并幽默地对此文作者说：“我们都是青年。你是小青年，我是老青年。”
陈祖甲此文中的另外一个细节，是他们在谢老家中谈到藏书一事，谢老介绍说“文革”中他曾卖了一车书，仅得七十五元，而此时恐怕最少也值五十万元。特别是“文革”之后，国家落实政策，补发工资，谢老立即去文庙用这些钱买了十箱书。他们谈及此事，写过《藏书故事》一书的余章瑞立即对谢老说：“可以让我们看一看这些书吗？”于是谢老在保姆王妈的搀扶下，带领他们一行走进他的卧室兼书房，也使他看到了一墙用木制书箱收藏的珍版藏书，其中有《二十四史》及其他多类书籍，且以线装的古书居多。这位名叫陈祖甲的作者在文章中感慨道：“真叫我们这些‘书虫’大饱眼福。”谢老显然也很自豪，还特别向他们几位介绍说，这些藏书中注明为“洪”“清”的两箱书最值钱。“洪”应该系其收藏的太平天国方面的珍贵刊本，而“清”可能是指清代所刊刻的珍本。
我读到这里，对于这位“章瑞同志”算是基本清楚了。原来这位受赠者“章瑞”也是一位爱书人，且曾出版过一册《藏书故事》。从这册《堪隐斋随笔》的赠书时间来看，这位余章瑞与谢老趣味相投，两人交往也是较为密切的。陈祖甲的这篇文章还写到，一年之后他又与上述几位前辈一起去拜访谢老，这次他带了一本《堪隐斋随笔》，专门请谢老签名。那时谢老已九十六岁了，陈祖甲回忆说，老人身体已大不如前，“想坐起来，很困难，便半躺半坐，颤颤巍巍地”为他写了一长段题跋，并叮嘱保姆为其盖印留念。再过不到四年的时间，谢老就离世了，享年一百岁，可惜此文未曾写及谢老留下的那些藏书终落何方。在《堪隐斋随笔》的《自序》中，谢老对于“堪隐斋”这个名号有这样的一番解释：“我现在早已退休，取查慎行诗‘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因取作斋名，自号堪隐，当时署名，除本名外，有荛公、五知以及堪隐等，藏拙而已。”
二〇一七年二月四日
（原载《中华读书报》二〇一七年五月十日“文化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