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
俗话说老天有眼，但我总觉得老天有时也会无眼，或者是有眼无珠。否则，徐重庆兄这么好的一位以毕生精力献身于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事业的人，为什么只允许他活了七十三岁，而不慷慨仁慈一点？老天太吝啬，太不公平了。
我已记不起何时开始与重庆兄通信，大概在1970年代末吧，有段文字交往或可证实我的推测。重庆兄在《包头函授》1979年第6期发表《“城头变幻大王旗”解释的异议》一文，对如何理解鲁迅这句诗提出了新的看法。我拜读后，写了一篇《〈“城头变幻大王旗”解释的异议〉的异议》，刊于《包头函授》1980年第3期，对他论证新见解的一条史料提出我的不同看法。此文署名“单黎”（有时与王自立先生共署），很可能重庆兄读了我的商榷小文后，进一步了解到“单黎”就是我，然后我们才开始通信往返。
重庆兄和我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爱好者，我当时已是在大学讲堂上讲授现代文学史的青年教师，比我年长的重庆兄却纯属业余爱好。但他爱得真诚，爱得持久，他对现代文学的痴迷，对现代文学史料的敏感，恐怕大学里不少专业研究人员都要自愧不如。于是，我们之间有了共同的说不完的话题，一时鱼雁不断，互相赠送交换书刊资料更是常事。当然，由于各人经历、交往、兴趣和阅读兴奋点等的不同，对一些现代作家生平和作品的看法有时也会产生分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交谊，因为这是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所谓君子和而不同是也。
1985年8月，浙江富阳举行郁达夫遇害四十周年纪念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重庆兄和我都参加了。这是我与重庆兄的第一次见面，好像也是唯一一次见面，我已记不真切了。不过，第一次的印象最深，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我到他房间聊天，他递给我名片。当时名片还是稀罕之物，不像后来马路上都能经常捡到。我一看，哇，竟有中国民主同盟浙江省湖州市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浙江省湖州市委员会委员两个头衔，不禁与他开起了玩笑：老兄已是这个那个的委员，我却什么都没有。这本是一句戏言，不料重庆兄竟当了真，会后郑重其事行文到民盟上海市委推荐我，以至民盟华东师大校委会很快与我联系，把我发展成了民盟盟员。因此，我加入民盟的真正介绍人还是重庆兄。
后来，重庆兄和我又共同成为《香港文学》月刊的经常撰稿人。主编《香港文学》的著名作家刘以鬯先生对重庆兄和我的史料考证文字青眼有加，来稿必发，我是受宠若惊，重庆兄也一定深有同感，他坚持为《香港文学》撰稿多年，就是一个明证。他的《茅盾书简两题》《我所知道的诗人刘延陵》《关于徐志摩的佚文〈阿嘤〉》《徐志摩的〈海滩上种花〉》《新发现的一封郁达夫未刊书简》《诗人邵洵美的婚姻》《现代作家叶鼎洛遗札》《久违孙福熙》《姚蓬子与“文协”》《汪静之五十年前的一封信》《关于包天笑的一封长信》《关于张爱玲的一则史料》等力作，都发表于《香港文学》，可谓琳琅满目。这些长短不一的文字探幽发微，言之有物，填补了这些作家研究的空白，最后一篇更是为张爱玲确实参加过1950年7月举行的上海第一届文代会提供了铁证。
还有一件事不能不提，那就是重庆兄与现代作家、戏剧研究家赵景深先生的深厚情谊。他虽然不是赵景深的正式弟子，却一直对赵景深执弟子礼。他在赵先生去世后写的《赵景深的一首七律诗》中说得很清楚：“我业余研究近、现代文学，得赵先生指导十余年。赵先生为人温和敦厚，与夫人李希同待我如子。”而赵景深也有“盛年徐子拥书城，下笔万言如有神”的诗句赞扬他。犹记2003年间，我起意为赵景深先生编一本《新文学过眼录》，赵景深公子赵易林先生致信重庆兄征求他的意见，重庆兄当即回信，对我的提议表示肯定和支持，我至今感谢他。
重庆兄著述甚丰，但生前仅出版了《文苑散叶》（2002年5月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初版，“六朝松随笔文库”之一）。我还记得当时得书后快读一过的愉悦心情，但是又感到很不满足。而今，重庆兄已经飘然远行，浙江湖州刘荣华、龚景兴二位搜集整理他的遗作，辑为《文苑拾遗》一书，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重庆兄如泉下有知，也当颔首。
《文苑拾遗》分为“文坛佚闻”、“名人遗物”、“辛亥史料”、“湖州人文”和“秉烛闲谈”五辑，内容丰富，要言不烦，较为全面地体现了重庆兄的学术兴趣和追求。从对《鲁迅全集》日记卷人名注释的纠错到对“左联”成立两点史实的辨正，从考证苏曼殊译雨果《悲惨世界》到揭示徐志摩译过邓南遮《死城》，从巴金“我还活着”佚简的发现到沈苇窗遗札的解读，从探讨《光慈全集》为何被扼杀在胎中到重新评估小说家施瑛的创作，从详细介绍影剧文学双栖的赵慧深到对翻译家赵萝蕤的深切怀念，还有对湖州名士陈英士的持续关注和倾力促成陈梦家、赵萝蕤夫妇珍藏明清家具回归湖州等，在在显示了重庆兄宽广的文化视野、研究现代文学及文化史的功力，以及对故乡文化积累的满腔热忱。这些方面，能够做到一点已很不容易，而重庆兄都做到了，实在难能可贵。
重庆兄不是学院中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上也无意与学院派一争高下。他只是凭着一己之兴趣，长期埋首于旧书刊和旧纸堆中，以自己的眼光，寻寻觅觅，仔细爬梳，认真剔抉，不时有新的发现，也不时给现代文学研究界带来惊喜。他不以理论见长，也不拘泥于所谓的“学术规范”，但他的工作决非可有可无，恰恰相反，而是必不可少。这就是我过去读他的《文苑散叶》，而今读这部新的《文苑拾遗》的真切感受。
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对一位已故作家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搜集、整理、出版他的著述，因为书比人长寿。《文苑拾遗》的问世，无疑开了一个好头，期待更为完备的《徐重庆文集》的编选工作也早日提上议事日程。我以为，我们应该让后人知道，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浙江湖州不仅产生了钱玄同、俞平伯、徐迟、赵萝蕤等新文学名家，还有一位他们的后辈徐重庆，也作出了自己应有的不容忽视的贡献。
丁酉芒种后二日于海上梅川书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