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小兔子
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的冬春之交，南昌他们来到了这个市区中学的操场上，骑着自行车。这所中学坐落的街区上，有着许多梧桐树，落了叶，裸出壮硕的枝杈，在空中交错伸展。日光就从上面照下来，投在地上疏阔的影。南昌他们一行自行车，就是从这影里驶过来的。
你很难想象经过了一九六六年的狂飙之后，这城市还会有这样清爽的面容。可真是这样的，而且，革命洗去了铅华，还它一些儿质朴，似乎更单纯了。街道和商店的名字换新了，新名字有股幼稚劲，比如“反修”，比如“红太阳”，比如“战斗”，直白至此，倒有几分胸襟。橱窗里的摆设从简了，几乎没有装饰，商品也是最紧要的几样衣食，出于风趣的性格，这些物品都摆出些噱头。比如，水壶和书包搭在一起，有一种远行的意境，药品边上放一个红十字医药箱，是服务大众的志向。虽是稚拙的，但是，却散发出俄国知识分子民粹派运动的气息。因为谁也不会相信，一个社会的思想会简单至此，除非是出于某种理性的选择。昔日大幅的电影广告栏里，现在是标语的大字。电影院自然还是拉着铁栅栏，门庭冷落。行人的装束显见得是寒素了，这倒无大碍，寒素就寒素，问题是胸襟上的一枚像章，很有点滑稽。这城市的人多少都有点都会气，谈不上有什么信仰，如此虔敬地佩戴着这枚像章，难免流露出嘲讽的意味，其实他们是严肃的。大约也因为此，这城市的革命弄不好，就弄成了闹剧。就像运动开初时的“破四旧”，你看满街疾走着裤脚被剪开、手提尖头皮鞋的赤足人，还有三轮车——这是最有趣的了，车上的摩登男女，如今披头跣足，神色凄惶。好比是歌剧中的谐谑段落，动机忽一转换，郑重的气氛就变得轻松起来，可是，内中严峻的实质还是存在着。由于它的存在，才能和表面的戏谑形成幽默，否则，就不过是瞎胡闹了。这种酷烈的内质，一旦翻上来，那就令人瞠目结舌。就比如与“破四旧”接踵而来的抄家、游斗，甚至，从沿街的高楼坠下来的自尽者，这就带有血腥气了。这城市笑不出来了，因为它虽则浅薄了一些，但绝不是轻浮，它以意外的沉默藏住惶悚不安。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有一些门扉上贴出了盖有红印的告示，告之某人因受错误路线迫害去世，现给予平反昭雪。这告示似乎对这城市触动不大，并没有唤起对公正的信任，相反，它使得世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更没准头了。这城市有足够的洞察力，洞察的不是历史那样宏伟的东西，而是世道人心。在此，戏剧从谐谑的部分走出，回复到全面的正剧色彩，那不正经的部分作为对待事物的一种态度，储存在那里，预备我们需要时来采取。这城市持续着的沉默，并不那样凝重，多少含有一些儿学乖的意思，也就是审时度势。这一段沉寂的日子，同时也是喧嚣的，大串联将全国各地的少年学生带到这里，水似的漫流。此时此刻，夜晚弄堂里的摇铃人，声声告诫的“火烛小心，门户当心”，就格外的有含意了。你会觉得，这城市警醒得很，而且，守持很严。好，现在，大串联的人流退潮了，革命暂时间尘埃落定，小学积压了一年多的毕业生按居住地段分进了中学，中学积压的毕业生还没有去向，所以就依然留在学校。这种积压使得学校、街道，以至于整个社会突然间壅塞了少年人。学业已经中断，学生运动也消停下来，这些少年人猝然惊醒，发觉自己身处一个漫长的假期之中，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南昌他们几个，都是在这城市边缘或者郊区的寄宿中学就读。那大多是高等院校的附属中学，全市范围内排名前列，高分才能录取。同时呢，缘于某种政策，也适度收录了这城市里所谓高级干部的子女，南昌他们就属于这类学生。他们原先是有些屈抑的，由于成绩算不上最优等，生活习惯比较简朴，甚至，说话还带乡土口音，因为才从老家出来不久，或者家中有一位山东老奶奶。当然，他们也带来新的格调，比如，说普通话的风气，这些学校不流行沪语与他们有些关系。他们的被服用品多半出自军需和供给制度，朴素里就捎带有特权的意思了。但总的来说，他们声色平平。一直等到一九六六年夏天，这场革命起来，突然间，他们成了主角。就在某一天里，他们这些人，齐刷刷地穿上了军装，显见得是父亲的旧军装，领口有军衔领章的印记，洗白的布面，肥大的腰身和裤管，拦腰系一根皴了皱的牛皮带，臂膀上套着红袖章，上书“红卫兵”三个大字。此时，尚无派无别，“红卫兵”天下一家，像南昌他们，理所当然子承父业，带领起革命的潮流。平时不打眼的黄巴巴的小脸，骤然间容光焕发，个头都长了，也正巧是发育的年龄，精神受了鼓动，长势就蓬勃。他们一个个变得能说会道，而且言语风趣，连表情也生动起来。他们成了校园里的著名人物，辩论、批判、斗争、大字报，都由他们发起。就像一种遗传的禀赋，他们似乎个个是天生的政治家，把得住革命的脉搏，当然，也是得天独厚，能预先了解动向。每个学校都是这伙人起事的，提出的口号差不多，运动的方式也差不多，所以，这无政府的时代，就好像有组织有计划地来临。很快，他们就将运动推广到各学校之间。这些人，彼此好像是亲戚，又好像同属教派中的一门，一旦见面，只需言语几个回合，就对上口令，认识了。于是，这支军绿色的队伍很快汇合起来，到八月十八日那天，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这里的红卫兵也从大街小巷往人民广场奔腾，真的是滚滚的“铁流”。
然而，这辉煌的一刻转瞬间成了历史，乾坤颠倒，他们的父母成了革命的对象。正合了那句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创造的血统论，正好用来反对他们自己。于是，热情变为愤怒，但依旧保持着同样的激越。他们加入进大串联的人流，却是这盲动的人流中清醒的警眼。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北上，去政治中心首都，希望在那里找到答案。可是，茫茫北京城，答案在哪里呢？他们到中学、高校、研究所、政府机关看大字报，开始还有点新鲜劲，因大字报的章句口吻，就像是了解内情，所用的理论也很高深。可是看多了，又觉得不过是口气大一些，这些墨汁淋漓的大字就叫他们看花了眼睛。他们在北京的校园里徜徉，北京的校园气魄可是大，如此辽阔，红墙绿柳，往来着的同样是军装，可做派却大不同。腰里并不系皮带，就这么松垮着，很显得潇洒。军帽也是有戴无戴，发式理成平头，说的普通话是清脆的。最重要的，军装们往往骑着自行车，燕子般地剪着车轮，飞快地翩过去，忽又一刹，停住了，并不下车，只是一只脚点地，站一时。还有的，骑着骑着，后车架上忽跳上一个人，或者，一只手脱开把，人跳上了前车杠，斜坐着，再继续向前。革命的风度多么不同啊！他们大多有一些叔叔伯伯的关系，就寄希望在那里能联络上北京的同志。至于答案，他们似乎已经放弃，这京城有一种别样的气质迷住他们了。一种什么样的气质？宏大、堂皇，俨然所代表的历史的正传，恰是他们所属。他们去到那些国家部委里，看见他们所寻找的叔叔伯伯的名字，被七颠八倒地写在大字报上。倘若竟能够找到叔叔伯伯的家，又大多是空巢，小孩子都不知上哪里去了。院里边也有些着军服的少年人，骑着自行车从他们身边驶过，好像没有他们这些人似的，令人不由得畏缩起来，深感是来自远地的边民。结果，他们并没有和这政治中心联络上什么关系。但是，他们也不是完全一无所获，他们带回了一个组织的名字，就是“联动”。
至多是两个月，或者三个月之后，他们中的几个就被公安机关拘捕了。这段日子，被他们机密地称作“红色恐怖”。很奇怪地，这个危险时期没有让他们消沉，反而将前阶段的失意心情一驱而散，甚至，从某种方面来说，他们更满意眼下的处境。这样的处境更合乎革命的特质，造反的特质。他们骑着自行车——此时，他们也有了自行车，军装洗得更白，撤了皮带，头发推短，他们的面容显得坚毅，目光深邃，流露出革命转向低潮时的警觉表情。这一切都表明着阅历，他们成长起来了——他们骑着自行车，默默地行驶在人流中。他们的父母在受冲击，他们的同志在拘押中，革命应该向何处去？前途迷茫。前后左右的人群，就如盲目的蚁群，忙碌于生存之计，他们则替众人警醒着危险，思考着前途。他们是孤独的，但并不表明他们对众人不关心，相反，他们爱他们！然而，就像方才说的，严肃的正剧又走入了谐谑的段落，拘押的人释放了，经调查，他们与北京的“联动”无丝毫干系，为方便称呼，他们被名为“土联动”。也有可能，这是出自北京方面的创造。这结论应该是令人放心的，可狱里狱外的人，感受均非如此，事实上，他们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现在，形势似乎好了些，但就个人来说，似乎又灰暗下来。就是这时候，南昌他们去往市区这所区级重点中学。
阳光从枝条间投下，在他们脸上身上画了疏淡的影，光的部分则格外明澈。他们的面容明显舒展开来，有了笑意，但这笑意里含着讥诮。正和前一阶段相反，那时候是严峻的，但却散发出仁爱的光辉。现在，他们多少有一些儿颓废呢！难以想象，历史如此迅速地在他们身上走完了一个周期。他们还不过只是少年，倒有些沧桑了。他们这一伙，穿了旧军装，脚上是带马铁的军靴，有的是一人一辆，有的是一个带一个，骑了自行车，从梧桐树下的街道驶来，是相当醒目的。他们清脆的普通话引得路人不由回头，心下狐疑，是不是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倘若是北京的红卫兵，那就意味着这城市又要掀起一场狂飙。在这城市的中心区，生活又已恢复了平静，昔日殖民时期的法式建筑，那些旖旎的线条、雕饰，依旧流露出奢华的情调。格局虽然不大，可惟其格局小，有些小趣味，才在这大时代里得以偏安一隅似的。在这澄澈的光里面，镶着纤细的暗影，看起来娇媚可人。街道是蜿蜒的，适合人步行，自行车就显得凛然，带着股征服的气势。奇怪的是，体积更为庞大的电车却并不逼人，它沿着天空上横贯的电线行行地走，偶尔间叮一声，声明要拐弯了，也很适合蜿蜒的路线，因为彼此有照应。晶亮的阳光缀在枝节上，这种树的枝节是比较圆润的，反射光线的面就柔和一些，还像洇染似的，散开来，于是，空气中就有了一层光的氤氲。南昌他们就从氤氲里走来。此时，他们的心情也是清明的，他们也似乎不大相信，经历了那么多跌宕起伏之后，看出去的景物还能是如此亮丽。
现在他们已经行驶在所要去的学校外面了，铁栅栏正沿了街角弯过去。他们这些人就读的寄宿学校多是在近郊地方，占地比较大，有壮观的校门，校舍的楼体也是壮大的。而这所坐落在市中心区的学校，格局小还不说，与街面接得如此近，再有，学校的建筑似乎本是另外一种用途，后来为了适应需要才改为学校的。这样一来，看上去就不大像学校，而是像，像什么？像民居，当然，比较豪阔的民居。当他们接近校门口的时候，又看到奇异的一幕，一个男生在前边跑，后边追了一群男女学生，臂上佩了红袖章，嘴里叫着：“捉牢伊！捉牢伊！”被追的那个绊了一跤，膝盖磕在人行道的边缘，立刻跛起来。他的脸色一下变得愠怒，伸手招了一辆三轮车，跳上去就拉远了，剩下那帮人在后边跺脚。南昌一伙不由哈哈大笑，革命在此演化成这般庸俗的戏剧，他们始料未及。他们立刻给出了三个字：“小市民！”
他们来到这里是应小兔子的邀请。像小兔子这样的干部子弟，在这学校里也有，却是呈分散状态的。还有，怎么说呢，他们似乎已经被“小市民”同化了。这所中学在区里排名第一，事实上，却收取有相当数量市级重点分数线上的学生，他们多是出身自不纯成分的家庭，比如工商业主，有某种历史问题，社会关系复杂，等等，体现出阶级社会的特性。也因此，这所学校就有了一种中产阶级的气息。学生穿着整齐，甚而至于摩登，肤色白皙，态度矜持，表明着生活的安稳优渥，同时也表明他们所在阶层的保守。当小兔子引来的这一帮人物，鸠占鹊巢似的占据了操场中心，他们的旧军服、军靴、自行车，黑黢黢的脸，嬉笑开来，露出的雪白牙齿，这一切无疑都焕发出昂扬的风范，包含有开放、青春、时代感，还有权力。相形之下，这所学校的学生不由显得孱弱了，他们很自觉地退到操场边上。阳光非常清澈，而且在逐渐加强，他们跨骑在自行车上，偶尔移动一下。只有小兔子，以一种奇怪的姿势，就是说坐在后车架上，脚伸向前去够住踏脚，缓缓蹬着，在他们中间穿行。他处在发育期，纤细的身躯，拉得更长而且柔软。他长了一张清秀的鹅蛋脸，甚至有些甜美，此刻他温驯地微笑着，就真的像一只小兔子。他的气质似与南昌那一伙人很不同，是不是濡染了这学校的风气？然而，事实上，那一伙人要仔细追究，也各不相同。
2.南昌
南昌的父亲原是华东局干部，任一名高级领导的秘书，曾跟随去中央工作。不久，这位领导却因涉入一起分裂事件，清除出党，他便也调回上海。此时，华东局已撤销，他的组织人事关系落在市属机关，保留了原先的级别，但是个虚职，事实上，已是赋闲。其时，他方才三十六七岁，正值当年，政治和事业上却均无前途可言，心情是消沉的。他家住在虹口一幢公寓楼房内，是日本占领时期为本国侨民造的住宅，开间比较逼仄，楼层也较低矮，光线就暗了。墙纸本来是杏黄底，有白色的曼陀罗花，年深日久，都模糊成一团土黄，有的地方剥落了，并不补好，好在颜色和墙皮接近，倒也不显眼。应当说，还有几分娟阁的情调。像这样常是处于迁徙中的家庭，自然没什么家具，简单的几件都是从单位里租借来，然后又折价买下，白木上边钉着编号的铜牌，留下军旅的风格。地板是每季度房管所上门打蜡，蜡扒拖得锃亮，水曲柳的木纹就像水波，因为家具少就显得面积大，反光都映到天花板上了，是这套公寓中的簇簇新。墙，地板，家具，这几样其实各有特色，并在一处却觉得十分混乱。可是，上海的公寓里就是藏着许多这样古怪的居室，住在里边的人，因为对城市生活——进一步说，对安居的生活没有概念，所以并不以为不妥，兀自按自己的方式过。时间长了，倒又创造出一种粗放型风格，可兼容并收各种元素的。而且，因自有一股热烈向上的气派，就更显其轩朗。你推进这样的公寓，只扑面而来的葱韭蒜辛辣，就可将这都会城市的绮靡婉丽扫荡一净。然而，在南昌的家里，气息似乎有些疲了，缺乏力量创造新的性格，于是，那几种不相谐就孤立着，互不相干，变得寥落了。
因为人口多，所以这套三四个房间的公寓并不显得宽敞，每个房间横七竖八架着没有床架的床板，只有父亲的书房例外。这是公寓中最大的一间，几乎是正中央放了一张书桌，一把藤椅，依墙一具书柜。贴了房门后边，是一架行军床——父亲很早就和母亲分床了——于是，又过于空旷了。这朝南的房间，窗户没装窗帘——这公寓里所有的窗户都不装窗帘，日光大豁豁照进来，不给人明亮的感觉，而是灰蒙蒙的，因为无数灰尘在光里翻卷。到了夜晚，就换成路灯照进来，也是大豁豁的。但到底幽暗了，而且角度是固定的，就有了些照不到的地方，比如，几个墙角，书柜的侧面，房间变得宁静了，在宁静里，生出一点活跃来。父亲养了一只鹩哥，鸟笼挂在书柜的一角，白昼里安静着，到了夜晚，鹩哥开始发声。它不说话，用哨子般的声音哼歌，仅五个音符，却是一句完整的旋律，不知什么曲调的一个起句。它颇为从容地唱完一句，人们期待着下一句，可它依然是这一句，接下去，还是这一句，永远是这一句，结束在不稳定倾向的音符上，又单调又令人不安。父亲用口哨教会鹩哥这一句，不知是再没耐心教了，还是确实教不会了，鹩哥就只能唱这一句。在寂静的夜晚里，这声音很清亮，在各个房间穿行回荡。
他家孩子很多，每个孩子都按照这样的步骤成长：先是奶妈带，带到两周岁，进全托，从托儿所升至幼儿园，进寄宿小学，再上寄宿中学。所以，孩子们大半不是在家里长大，家里边的人又大半是外人，就是奶妈和保姆。这种家庭规矩都不是很严的，所以又招来别人家的奶妈和保姆。家里常常坐满了这些从乡下出来帮佣的女人，怀里端一个吃奶的孩子，或者拿着些针线，见这家的东家回来，便噤了声，等东家从她们中间走过，进自己房间，关上房门，才又一并发出声来。这些家庭的小孩子之间，甚至不能经常见上面，周日，这一个回家了，那一个恰巧要参加学校或者少先队的活动；那一个回了家，第三个也许正出麻疹或者生腮腺炎隔离住院；等到寒暑两假，大家终于都回家，可因为照应不过来，又分出一部分送回老家乡下去度假。所以，兄弟姐妹就形成亲疏不同的关系，有的感情亲密，有的形同陌路。南昌排行第三，上面是年龄高出一截的两个姐姐，与他自然就有了隔阂；底下倒是兄弟，年龄也贴近，却是一对双胞胎，形影不离，不免就将他排斥了；再下面又是一溜丫头片子，又小，与南昌更不沾边了。还由于南昌是家中第一个男孩子，且是在相对安定的一九五一年出生，一直在父母身边生活，不像两个大的，最初是寄养在山东老百姓家里，后面一些的呢，也是一会儿托给这儿，一会儿托给那儿。父母在北京工作时，带去身边的惟一的孩子就是他。但即便是在父母身边，他也不见得就与父母亲近了多少，他们没有时间，似乎更没有心思在他身上，他甚至是比那些不和父母一起，却和兄弟姐妹一起的孩子更要孤独。他常常是和外人尤其是成年人在一起的：奶妈、保姆、老师、父亲的公务员、司机——这又使他添了一种倨傲，看他的同龄人都觉着很幼稚，于是，就更孤独。而且，因是和父母最接近的一个，他自觉不自觉地，染上了沉郁的气息，他的父母，尤其是父亲，是沉郁的人。所以，南昌的幼年直至稍长成的少年，其实是在一种危险的自闭状态中过来的。幸运的是，就像方才说的，文化大革命初起，将这少年人的精神世界，突然开启了。少年期的抑郁，是需要契机来转变的。事实上也是走完了一个周期，这时候，倘若有正面性质的变故来临，就会将暗影一笔抹去。好比一下子从影地里走到阳光下，豁然开朗。南昌就是这样，他变得快活了。
无论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初，还是接下来的第二阶段，南昌的父亲都没有受到激烈的冲击。这意味着受到某种保护，同时也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早就告以结束。但不管怎么说，非常时期里的安全终究是可喜的。有一阵子，父亲甚至开始教鹩哥第二句旋律。听父亲用口哨吹出完整的一曲，南昌才了解鹩哥那一句旋律的出处，是一首质朴的山歌。是父亲家乡的民谣吗？这段时间并不长，很快地，父亲放弃了对鹩哥的教授，重又阴郁下来。倒不是对安全产生什么疑虑，他的阴郁是整体性的，相当牢固，只可能因为暂时的条件舒缓一下，结果还是要回进阴郁中去。无论父亲那一时的轻松，还是长期的阴沉，都使南昌不满，觉得和革命的气氛不符。父亲的形象就像一个隐士。以前，南昌并没有什么认识，他一直是被父亲的身影笼罩着，现在，他不是成长起来了吗？这样，南昌对父亲的心情就变得复杂了。一方面，他是因为父亲，才获得了革命嫡系的身份；另一方面，父亲又将他与时代隔开了。有几次，他从沿街的窗户，看见底下过去的游行的队伍，红旗和锣鼓铙钹上的红缨在行道树的绿荫间涌动，可谓时代的象征。南昌觉着自己很幸运，生逢其时。事实上，每个人都喜爱自己的时代，自己的时代里，最不济的还有青春。当然，南昌的时代又特别地合青春的胃口，因有着过多的激情，多到有些盲目了，可连这，也是青春的性格。但等游行队伍从窗前的梧桐树下过去，回转头来，扑面是室内的暗和凉，南昌甚至嗅到一股霉味。他忽想起一句话：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他觉得这真是对他的家庭的绝妙写照。
这段日子，倒是他们家人聚首最多的日子。学校里停课，孩子们大多回了家，父母呢，不像过去那么工作忙，都可以按时下班。晚饭时围一桌人，似乎这才发现，儿女们都长大了。大人们几乎是带着些惊异地听孩子们谈论时局国政。少年人的言论总是浮夸的，可也很有趣。父亲脸上会露出一些难得的微笑，带着讥诮的喜爱。是想起了自己的年轻时代？但是，即便是这样的时刻，他们看上去也不像一家人，而是像一个学习小组。那长者只是旁听，并不发言，吃完自己的一碗饭，便起身离席，不会为任何一个话题留下更多的时间。当他们离开，饭桌上的讨论还在继续，甚至更热烈，但实际上，却空洞下来，因为最重要的听众缺席了。他们都是在说给父亲听，竞相表现，以期受到注意。父亲在孩子心目中，无疑是一位资深革命家。父亲的级别、在这城市的地位、他们从小得到的待遇，都标明了这点。而事实上，父亲的阅历、工作、处境以及心情，都是他们从未想过要去了解的。在新社会的教育下长大的一代，接受着简单的阶级思想，将人和事划分成抽象的类别。他们这样集体化的家庭生活，也不能提供人情世故的常识，所以，他们的脑筋都是极其教条的。在热烈的饭桌上，南昌是缄默的一个，一方面是如前边说的，他的孤立处境，另一方面是，相比较而言，他与父亲间似有着一些默契，这默契是建立在破除迷信之上的。刚才已经说过，他觉得父亲不像革命者，而像一位隐士。有几次，当别的姐妹兄弟激烈辩论时，父亲的眼睛转向了他，显然是想听听他的意见，可他却将眼睛低下去了。在他内心深处，不相信父亲会拿他们的观点当真。这样，他与父亲的默契，其实就是一种巨大的障碍。倒是因为这矛盾的心理，才使他和父亲之间，比较其他子女，还略有些像一对父子。
他终究是不喜欢他的家的，他比其他兄弟姐妹更不喜欢他的家，因为更能体会家里的消极空气。当其他兄弟姐妹以骄傲的口吻谈论父亲的事业时，他脸上便露出讥诮的微笑，这就使他与父亲相像起来。在这一对父子身上，都有着一种类似无政府主义者的抑郁性格。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狂飙涤荡了少年一代的身心，它焕发了青春的激动，南昌的视野一下子明亮起来。他比正常时期更少回家了。学生宿舍已被改造成战地指挥所的样子，撤去一些双层床，从教室搬来一些课桌椅，在房间中央拼起来，铺上一面红卫兵战旗，门上贴了“红卫兵司令部”的字样。他们就在里边开会、部署，还有起居。喧腾的一日过去——那是多么激荡的时光啊——白昼过去，夜晚的学校显得格外空寂，偌大一座院子里，只有一两间宿舍亮着灯，恰如“众人皆睡我独醒”。南昌倒退地走在操场上，看着那几点灯光，耳畔是脚下的沙粒声。郊外的天空又格外广阔，满天星斗好像倾倒下来。这所寄宿制的高级中学平素总是熙熙攘攘的，假期里当然会是安静的，可那时候他们也不到校了。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感到过校园的广大和安静，没有感到过自己是校园的主人。南昌心里有一种感激，感激在他还没有老，还年轻的时候，历史就揭开新的一页。在这之前，南昌总觉着，他就将仅此而已地过完一生。他也不是厌世，他的年龄、阅历，以及理性，都还不及“厌世”的程度。他的思想没有萌芽，只是处在情感的状态——他兴奋不起来。年轻人是会比老人更觉着自己老的，因为参照系数不同，对时间的概念就很严格。二十岁的年龄在他们就已经不年轻了，成长的缓慢让他们以为时光已久。现在，南昌，也许还有其他人，陡然发现自己还年轻，还来得及经历些什么。不止是时代的际会，还因为，成长的某一个阶段终于结束了。
在初冬第一场寒流来临，暴冷的天气里，南昌从学校回家取冬衣。这是一个上班日的下午，他没料想父亲会在家中，而其他的兄弟姐妹又都不在，于是，可说是前所未有，父子俩进行了一场谈话。父亲问他在做什么。他对“做什么”的说法感到不舒服，觉出其中的轻视，出于反抗的心理，他不免态度倨傲，回答说：运动正在关键时刻。言语中也有一种轻视，轻视父亲置身于时代洪流的岸边。父亲接着问：什么关键时刻？他的回答是四个字：生死存亡。父亲又问：谁的生死存亡？党和人民！他回答，心里不由生起恼怒。父亲的问话含着戏谑，迫使他不断升级概念，但这概念里却藏着空洞，让他信心软弱，于是，恼怒又加剧了。他们是在父亲的书房里说话，窗户关上了，日光从没有遮蔽的窗玻璃照进来，带着一层霜色，显得苍白。虽是室内，因没有取暖设施，气温与室外相仿，父亲肩上披一件黑呢大衣，戴一顶同样是黑呢的鸭舌帽，怀里很古怪地抱一个热水袋。这个中年男人白皙纤长的手指揉捏着热水袋，热水袋的橘红色胶皮因为陈旧而分外柔软。南昌忽然觉得，父亲看上去，很像一个托派分子。
父亲在藤椅上坐下来，表现出谈话的兴趣，南昌心里却生出嫌恶与害怕混杂的感情。他急于结束谈话好离开去，可是，结果是他更加滔滔不绝。他谈到形势的危急，不仅在中国，而且是在全世界社会主义的阵营内部和外围，无产阶级的人类理想如何迷失方向。父亲专注地听着，陡地插一句道：无产阶级的人类理想是什么？他极快地接口说：解放全人类。然后又补充一句：无产阶级首先要解放自己！怎么解放？父亲又问。他又一次生出恼怒的心情，但就好像被什么推着走似的，他滔滔不绝地开始讲述剩余价值理论。他渐渐被自己的雄辩陶醉了，沉浸在其中。突然间，书柜角上鸟笼内的鹩哥尖锐地唱出那句旋律，他戛然而止，鹩哥就像吓了一跳，也止住了。父亲依然保持着倾听的姿态，可他却想不起来方才说的什么了。当他终于走出父亲的房间，差一点被地上的旅行包绊倒，这才想起方才翻箱倒柜拿好的冬衣。他一把提起，逃跑似的出了公寓，听见门被自己摔上的一声响。他飞快地走下大理石砖的楼梯，听见有人在身后追他，其实是他自己的脚步。走出公寓大门，他骑上自行车，沿了马路径直去了。气温开始回升，日光里有了些酱黄的暖调子，街道的色泽鲜亮起来。南昌觉着手脚暖和，因此灵活了，体内的寒气迅速散发出来。他那个家啊！在南昌意识的深处，其实一直怀疑，在革命的名义之下，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内容，只是时代潮流使然，他不由自主地放大了革命的名义。离家越远，南昌的胸襟越开阔，到了城市边缘，天地空旷，风也浩荡起来。南昌的脸色变得明朗，他从阴影中走出来了。
3.陈卓然
南昌他们中间，最年长的一个是陈卓然。
陈卓然有个和他外貌与气质都不大相称的乳名：羔。他出生在解放战争最艰苦也是最具有决定性的鲁南还击保卫战时期，生下之后就寄养在当地老乡家里，由部队买一头刚下羔的母羊送给老乡做抚育金，陈卓然就是喝这头羊的羊奶长大的。他所在的地方是沂蒙山翼脉里，一个叫北石砬的山村，抬头便是铅灰色山壁，几乎合起来遮住了天。山壁下，有许多柿子树，秋天挂果，就结了无数小灯笼。这时候，玉米棒子也收上来了，扎成一嘟噜一嘟噜的挂在檐下，还有成串的红辣椒、白蒜头，村口大碾盘辘辘地响。那大山窝里，就有了小小一团喜气，将全年的寂寥都破除了。
当县武装部和民政部的干部来到北石砬村领陈卓然的时候，陈卓然穿一件紫花棉袍，脚上蹬一双麻编填麦穰的“毛窝”，头是瓦型的额发，脑后留一条猪尾巴似的小细辫，正和几个男孩挤在村口碾盘上抓石子玩。在这大山旮旯里，小孩的玩意儿也是石头。这一年陈卓然七岁，还没上学。离北石砬村二十里山路的平地庄上，才有一个初小，养父母想让他多长两岁，腿脚长硬扎了再去上学。也是觉着，不知哪一天，他的生父母会来迎他，就到大地方去上学了。陈卓然跟了来人乘上吉普车，颠颠晃晃去往县城，一路上被汽车和山路吸引了注意力，没想起哭一声。在他心里，养父母就是亲父母，没想过另外还会有生父母，也没想过他这一走就不再回来。所以，到了晚上，就开始吵闹着要回家。山里的孩子就像鸟一样，天一黑就要回巢的。他不明白为什么非要他待在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中间。好在，火车又一次吸引了注意力，一直持续到天黑。就这样，他交替着被新鲜事物吸引，不再为天黑不得回家而吵闹。等到了上海，他已耗尽力气，在送他的人背上睡成一摊泥。这一路上不知换了多少人手，他也来不及记下谁是谁了。那人将他背进上海的家门，门里人也是纳闷，这一团混混沌沌紫花色的、散发着干草和泥土气味的东西是什么。
他本来应该当年就上学的，但因为语言的关系，不得不等一年。他不会说上海话，亦不会说普通话，这里的人更听不懂他的鲁西南腔。生活环境的彻底改变，又加强了语言的隔阂。他其实已经陷入自闭，不和任何人交流，所以在语言上也无法取得进步。一年过去了，这种情况没有明显的改善，只能再延续下去。他们家在市中心区的一幢公寓房子内，底下就是繁华的马路，两边多是商铺。每天他都是伏在窗口看街景。有轨电车当当来往，电线几乎就是从他鼻子前边过去，擦出火花。在他这个年纪，很难说有什么记忆，就只是一种印象，此时还要被另一种印象挤出去，几乎带有着物理的性质。白天里，家中只有他、继父，还有一个叫做大姑的人。他的生身父亲已经牺牲，底下的弟弟妹妹都是母亲和这位继父所生，所以与他姓不同的姓。继父在战争中挂过重彩，有一处还伤及要害，经常发作。当陈卓然来到这个家的时候，继父基本上处于卧床的状态。大姑是继父同宗的一个妹妹，终身未嫁，在这个家里帮助料理家务，自己也算有了归宿。照理，他在这个家中是孤单的，但事实上却受到特殊的对待。母亲是公然地偏袒他，其他孩子同住一间房间，而他睡单独一间，当然比较小一些，在厨房和浴室之间，原本应是储藏室，这也隔阂了他与弟弟妹妹之间的感情。和所有多子女的家庭一样，许多衣物用品都是公用的，只有他是独享一份。后来他知道，他专有一份烈属的抚恤，只他有。母亲因为改嫁，已经不享有烈属的身份。在这个从革命战争中走过来的家庭里，保持着对牺牲献身的崇敬感情。
在这个家里，陈卓然和继父相处的时间最多，但说话也十分有限。继父并不刻意培养与继子的感情，这反使他自在。偶尔，继父会把他招到身边，递给他一个小礼物，一个子弹壳，一小块刻章的牛骨。其中最中他意的是一个军用水壶，他总是将它灌满开水，从壶嘴里喝水。后来他上了寄宿学校，这水壶自然也随身带去了。就是这样沉默无语，倒使他们像一对真正的父子，因为彼此没什么额外的用心。这些看上去对他适应环境没什么推动，但实际是有好处的。他身心放松，不知不觉地接受了现实。这一年过去，他才入校念书，已经九岁，比同班同学要长两年，高出半个头。学校生怕他有心理上的障碍，所以下一年就让他跳一级，与同学拉近些距离。但其实呢？他并不怎么在乎这些，无论低一级还是低两级的同学，他都相处得很自然。他一旦走出那种自闭的状态，便呈现出他原本的性格，其实是开朗与活泼的，毫无一点乖戾之心。当他进入城市的生活之后，很奇怪地，过去的乡村里的记忆也全都回来了。不能否认，语文的学习也有助于夸大这记忆。于是，他就比别的孩子多一份见识，这使他在同学中间有了特别的威信，这威信再反过来促进他提高自己。在学校生活中，最可能提高的方式，就是读书。
就一个中学生的阅读范围来说，陈卓然称得上博览群书。初中时候，他迷的是文学，他的作文是杨朔式的散文。接下来，他侧重到了生物学，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再由恩格斯对达尔文的高度评价对马恩产生兴趣。等到了高三年级，他已经读过《资本论》全本。先不说他理解到什么程度，只逐字逐句看下来，或多或少也攫取了些东西。从他阅读的几个转向，一方面可看出一个青年从幻想走向科学，再走向社会科学的思想路径；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六十年代前半期社会的意识形态。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离高中毕业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他手头的书本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于是，无可避免的，他卷进了运动。他参加的是保皇派，批驳造反派的理由是，其革命的实质仅仅是模仿。他用马克思的话说：“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一四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时而勉强模仿一七八九年，时而又模仿一七九三年至一七九五年的革命传统。”他的理论很难说能让人真正理解，甚至连他自己，也不敢肯定运用的是马克思的原义。可问题是，有谁能引用马克思的原著？有谁能够将马列主义经典引入当下的运动？陈卓然就能！他把当下的运动一下子推向了遥远的辉煌的法国大革命，拓宽了背景，真是激动人心。在陈卓然公然打出的保皇派的旗号下，是比造反派更为彻底的立场，同时揭露出造反派在激进的表面之下，是墨守成规。所以，他其实是将保皇派的思想内容刷新了。年轻人是惟恐保守的，说到底都是名实之争。简单地说，就是一场比试，比试谁比谁更革命。这场运动，无论它真正的起因是如何具体，落到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再落到这些尚未走进社会生活的学生中间，已经抽象成一场思想的革命。你可以说它是空洞和盲目的，可毋庸置疑，它相当纯粹，它几乎是一场感情的悸动，甚至，带着审美的倾向。每一场大辩论，由一个政治观点发起，然后迅速过渡到词藻的交锋，变成美文的竞赛。而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无论是里面所批评的法国大革命；无论是卡米尔、德穆兰、丹东、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拿破仑、布鲁土斯、格拉古、普卜利科拉、恺撒这些人名；无论是“制宪国民议会时期”“宪制共和国时期”“立法国民议会时期”的名词；再有那些来自外文的从句结构，经由翻译处理而成的长句，比如“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一年间，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从改穿了老巴伊的服装的戴着柔皮手套的共和党人马拉斯特起，直到用已死的拿破仑的铁面具把自己的鄙陋可厌的面貌掩盖起来的冒险家止”，比如“立宪派公开组织阴谋反对宪法，革命派公开承认自己拥护立宪；国民议会想左右一切，却总是按议会方式进行活动；山岳派以忍耐为天职，并以预言未来的胜利来补偿现在的失败；保皇派扮演着共和国参议员的角色，为环境所迫，不得不在国外支持他们所依附的互相敌对的王朝，而在法国内部却支持他们所憎恨的共和国；行政权把自己的软弱当做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招来的轻蔑看做自己的威信；共和国不过是两个王朝——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最卑鄙的方面在帝国的招牌下的结合”……全都如此华丽。大辩论总是以陈卓然的演讲为结束。礼堂里，黑压压的挤满了人，年轻人的浓郁体味积压在人头上方，陈卓然是人群中的制高点，两张课桌再架一把椅子，底下簇拥着他的战友，形成一座宝塔式的造型。有时是在晚上，突然停电，就会有人找来蜡烛，摁开手电筒，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在空阔的礼堂里，显得很微弱，就像萤火虫。在那稀落的亮光之间的黑暗，则显出格外厚重的分量。无论这一派，还是那一派，此时全凝聚为一股庄严的力。
陈卓然在年龄和见解上，都要比南昌长一截，但是，南昌注意到，陈卓然挺重视他。当然，他很谦卑地把这“重视”看做是“关心”。大辩论的时候，陈卓然有几次都推南昌上前。南昌并不是个善辩的人，性格也有几分羞怯，但生怕辜负陈卓然，他不得不勇敢应对。而他本来就有自己的思想，经这么一逼迫，竟也锻炼出来，有几分胜出。他看见陈卓然认真倾听的表情，就更要做得好一点，好让陈卓然更满意一点。一旦过了火，不免虚张声势，他又明显看见陈卓然的笑容里有讥诮的意思，便红了脸。这讥诮的笑容有一些让南昌想起父亲，但却不会像父亲那样激起他反抗的心情，而是相反，令他感觉亲切。因为父亲是冷的，陈卓然则是热切的。还因为，父亲是长辈，而陈卓然是同代人，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即便如此，南昌还是不敢将自己认做陈卓然的朋友。在陈卓然身边，围得更紧的是高中的同学，他只是初中生。他也知道，陈卓然还有许多高校的大学生战友。直到这一天，他从家中取了衣物回到学校，心情一直郁闷着，晚饭以后，不知为一股什么力量驱动，他对陈卓然说：我想和你谈谈。这时节，他们很喜欢用“谈谈”这样郑重的字眼，内心里是骄傲他们能有值得“谈谈”的人和事，而“谈谈”的双方由此产生庄严的友谊。
这一场谈话是在操场上进行的。食堂的饭早，此时只是傍晚，可冬至将临，天就短得多，所以基本上黑了，只在天际有一长条深红的线，是落日投在云层上的霞光。操场上的沙变了颜色，成了紫沙。他们的脸的轮廓上也有些微明的光，但他们彼此并不看着，有一种腼腆。这样单独相向的“谈谈”，有一点叫他们不好意思呢！他们听见自己的脚步在沙砾上的摩擦声，看不见有人，却听见操场边的双杠上，传过来木杠在铁架上发出有重力的震荡声。他们稍稍沉默了一会儿，南昌说话了。我的父亲，他说：我的父亲一九三四年参加革命，是一名老党员——南昌忽感到骇怕，心跳加快。他想他是不是莽撞了，竟然对一个外人——他此时发觉，陈卓然对于他几乎是个陌生人，他却对陈卓然在谈他的父亲。可是，已经收不回去了。而且，他虽然看不见陈卓然，天已经彻底黑下来了，却分明感觉到陈卓然的鼓励——他在倾听。于是，他停不下来。就好像在听别人说话，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操场上方细弱地回荡。气温在回升，风完全止了，天际处的红线隐入黑色的天幕，并没有变得更暗，反而有一种亮，使天色变成一种钢蓝。他从父亲的资历说起，说到他从事的工作，以及他的直接领导所介入的事件，陈卓然显然对这事件有更多的了解。所以，谈话中有一个阶段改换成陈卓然说，南昌听。他其实是第一次听到比较完整的关于党史上这桩公案的叙述，不禁一阵寒战，想到父亲已经濒临危险。同时，又生出骄傲，因父亲曾经与党的存亡关头如此接近。他沉浸在这样复杂的情绪里，经陈卓然提醒，才想起中断了的话题。
陈卓然的叙述微妙地改变了南昌找陈卓然“谈谈”的初衷，他不由自主地怀了些尊敬的口吻，续上话题，再一次谈起父亲和他的子女，尤其是和他的接触，着重说了那几年在北京的生活。其实他几乎全无记忆，只有一些零碎的场景。比如西华门的宫墙上，槐树的枝叶的影；冬天时居住的院子，出入的一个老头，穿着黑棉袄黑棉裤，有一回带给他一捧甜脆的鲜枣，是专门烧锅炉的昌平县农民；托儿所午觉时分，透过小床的木栅栏，看见烟囱炉上坐的水，咕嘟冒汽，将壶盖一次一次顶起来……这些记忆和父亲全无干系，他几乎看不见父亲的面容。他的讲述不得不很快过渡到现在时，于是，困惑又涌上来，将方才正面的心情盖过了。这时候，他不再有顾虑，谈话到了这么一个阶段，倾诉使彼此成了知己，知己间的欣悦之情，又使倾诉的热情高涨。他激动地说到这天下午与父亲的交锋，父亲讥诮的神情，还有——他犹豫了一下，说出口来，父亲看上去，就像一个托派分子。他吓了一跳，惶悚地向陈卓然看去，陈卓然也看向他。这是自谈话以来两人第一次对视，两人的眼睛在黑暗中发光，有一种巨大的、近于神圣的恐惧在两人之间升起。他们从来也没有看见过一个真正的托派，但在概念中已经有一个清晰的轮廓。总是苍白的脸，郁郁寡欢的神情，怀疑、动摇、软弱、无政府的倾向。这天谈话的结果，是陈卓然向南昌提议，见一见他的父亲。
陈卓然早就知道南昌的背景，这可以说是他对南昌有兴趣的主要原因。当然，南昌本身也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就是他有一种思索的表情。在陈卓然，无论是生父还是继父，都是行伍出身，头脑比较简单，而他却是个热衷思想的人。由于年长，由于读书，还由于思考的习惯，他比南昌了解事物的复杂性，也对事物的复杂性感兴趣。他喜欢事物里的矛盾性质——当一种主义明显优于另一种主义，却又同时明显的难以实施，反是另一种劣质的主义可能顺利贯彻；而优质的主义常常要经过劣质的才可接近，在接近的途中，则有着被腐蚀的危险，不等抵达目的，已经变质；那许多主义，其实都是由一个起源性质的主义派生出来，就好像一个家族；也像是亲缘关系，血缘越近的越容易起反抗，往往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每一种主义，都拥有着自己的修辞上的逻辑，由这修辞的逻辑拓开一个又一个独立空间，远远超出了物质世界的容量，是可以无限扩张、无限大的。这就是理论的愉悦感。然而，陈卓然并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对理论所来自或者所针对的实际有着好奇心，对“主义”的具体代表，也就是扮演者，有着好奇心，南昌的父亲就是其中一个。
虽然南昌有着种种顾虑，但因是陈卓然的请求，便无法推托了。这一天，正是一九六七年的元旦，他们两人骑着自行车上路了。离公寓大楼还有十来米远，南昌就看见大门旁的墙上，贴了白色的公告，上面写着父亲的名字。南昌只觉血涌上头部，眼睛都模糊了。他努力保持镇定，骑到跟前，停下车，将通告看了一遍，却不知道什么意思，于是又看一遍，原来是禁止父亲在假期内外出。他心里木木然，陈卓然却像什么也没看见，走在了前边。等他醒悟过来，赶上几步，拿出钥匙开门。令他始料不及，家里的气氛近乎喧哗，门厅里都是人，围着方桌在包饺子，扑面而来一股和着葱韭蒜姜的鲜肉气味，同门外禁令通告很不符的，竟是一派过年的景象。由于人多，他们两个的到来并未引起特别的注意，甚至陈卓然这个生人也没让屋里的人驻留一下目光。也是因为这种家庭向来门户不严，往来杂沓。更让南昌意外的是，父亲也在门厅里。几扇房门都敞着，就有光线进来，门厅变得亮堂了。南昌绕过方桌，将陈卓然带到父亲面前，做了介绍，陈卓然叫了声“叔叔”。这一声“叔叔”表示出一点同宗同族的意思，因他们这样的出身，就像是一个大家庭，都是叔叔伯伯阿姨。父亲点点头，问：外面的形势如何？说来听听。父亲的神情很轻松，脸色甚至是开朗的。南昌极少看见父亲愉快的表情，此时他并没有受到感染而快乐起来，反而感到不安。在父亲新的表情后面，似乎有一种原先守持着的什么在松弛和颓圮下来。陈卓然没有回答“叔叔”的问题，而是礼貌地问候“叔叔”的身体，这多少有一些掌控谈话局面的企图，但父亲的注意力却又回到方桌上的热闹。孩子们都到齐了，因为父亲在场，格外兴奋着。父亲说：轮到小四了。于是，小四红着脸开始说了。在他们俩来到之前进行的游戏，又继续下去了。
小四说的故事是关于警察和小偷。说的是有一日，警察抓了三个小偷，让他们一列站开对着训话。警察对第一个小偷说：你为什么偷东西？第二个小偷回答：我没有偷东西；警察对第二个小偷说：我没有同你说话；第三个小偷回答：我没有说话。这是什么道理？小四侧过头问大家，大家都纳闷着，小四回答：警察是个斜眼！父亲爆发出一阵大笑，等别人回过神，笑起来时，父亲已经笑得眼睛都湿了。上午的时间就在说笑话和包饺子中间过去。陈卓然和南昌一起吃了饺子，方才离去。此时，父亲早已进了书房，关上房门，门厅里的光线就暗了一成。两人走出公寓大楼，骑上车，午后的太阳将街面照得明晃晃的。他们都沉默着，南昌有几次去看陈卓然的脸色，陈卓然的表情显得很凝重。就这样一言不发地骑到学校，陈卓然下得车来，看着南昌，停了一会儿，小声但是清晰地说出几个字：你父亲是叛徒！
4.父亲
元旦过后不久，南昌就随另一所高校附中的同学，第二次出发往北京去，期望再一次受到毛主席的检阅。鬼使神差似的，他们的火车即将出发的时候，忽然从他们乘坐的车厢起，往后数三节一并摘下，挂上了另一次列车，从沪杭线，经浙赣线，一径向京广线去，开往长沙。这样，他们的遗憾也就一定程度地得到了弥补，那就是去了毛主席的家乡韶山，一个山明水秀的乡村。虽是料峭的冬季，水田干着，农事萧条，但层层褪去的山的黛色，修葺仔细的农田，屋舍的线条是简洁的，屋顶的坡面与墙面宽阔平整，有一种单纯素朴的古风。因为壅塞了前来膜拜的青年学生，这批走了，那批来，难免显得逼仄。可是在敞开的空间里，人总是变得很小，再多，也是类似蚁群一样，小小的嘈杂和忙乱，一阵子就过去了。南昌的心略微平静下来，想起学校那边的事，甚至有隔世之感。这一回他与外校的战友出来，而没有同本校的，其实是有意躲避陈卓然。
这些日子，他与陈卓然的关系，处在一个无法控制的急剧变化中。当陈卓然对南昌说出对父亲的判断，有那么几日，他们格外亲密，每天晚上都在操场上进行长谈。他们谈到《牛虻》中蒙泰里尼神父与亚瑟的父子关系，其中信仰和亲情谁战胜谁；而后又谈到雨果的《九三年》，革命者提出革命的终极目标是服从于人性；接着谈到的是梅里美的小说《马铁奥·法尔科内》，父亲亲手杀死自己心爱的小儿子，因为他为一块金表出卖了一个强盗，做出叛变的行为。信仰又一次压倒亲情，这一回的信仰却摒除了政治理想纯粹为人格品质，再和人性的高尚相遇……他们没有提南昌的父亲，可这些文学名著的援引无疑都是围绕那一个题目。从他们谈论问题的方式，也可证明他们是受西方浪漫主义传统影响的思想者，所以，他们的思想不是顶严格，可是有情感，可以见得，他们本质上多半是温情主义者。他们特别适合这样的讨论，一方面，是从某一个事实——完全可能是虚拟的事实——出发，就不至于完全是空谈；另一方面，因为这一个事实是虚拟的，就不必由他们负责，也不要求他们立即采取行动，可以保持清谈的超脱精神。那几日，他们两人对谈话着了迷，天刚向晚就来到操场，有一次还走出校门，走到邻近的一座园林。
其时园林已关门，可他们自有办法，翻过一截矮墙，矮墙内是从园林延接出来的公厕。这样，他们就成了园林里惟有的两个人。冬日的疏阔，改变了这地处江南的清代名士私家院子可以吟赏玩味的面貌。套景、叠景、借景、附景，形成的繁复结构，在暗中显得平面，变幻出简约的格调。砖地、粉墙、石头桌凳，还有太湖石的嶙峋的棱和面，本来是琐碎的，但因反射着月光和霜色，有一些凛冽的气象。这样，它就很合适做现代人思想交辩的舞台了。
这一晚，他们直接谈到了“叛徒”这两个字，当然不止是梅里美小说里那个出卖强盗的小男孩幼稚的变节，而是发生在历史性的重大情节中，比如延安的王实味——说到此，南昌忽有一个停顿，他几乎怀着一股警觉地看陈卓然一眼。陈卓然没有看他，兀自将王实味这个特例说下去。关于“王实味”这个人和事件，那时属于党内高级机密，只是在他们的阶层可以成为一定的谈资，但总是有限，所以，他们并没有在此事件上停留多久。陈卓然开始说起《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节，尚加尔涅向第一师团发布惩戒叛徒的命令，可是在国民议会的压力之下，尚加尔涅又否认了。南昌没有松弛他的警戒，他变得沉默了。陈卓然则被自己的讲述陶醉，他一个转身，军大衣的下摆旋出一个扇面，他面对着南昌，倒退着，大声背诵道：“但是这位将军弄错了，因为他居然想把他从波拿巴那里暂时领用的权力交付给国民议会去反对同一个波拿巴……”陈卓然的脸色在这夜的薄亮里显得很清澈，五官有一种线描的效果，眉可及鬓，明眸皓齿，身材颀长，玉树临风。他是一个漂亮的男人，南昌不由自惭形秽。他们两人的情绪发生了差异。关于尚加尔涅的撤职事件，很快就离开“叛徒”这一个主题，进入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陈卓然再将此引申到无产阶级担负起世界革命重任的理论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直保持着后退的步子，好像背后长眼，自动就沿了窄细弯曲的甬道走下去，没有一次失足。南昌看见他们投在地砖上的影子，自己的影子也是渺小的。他的心情更加沉郁，直到离开园林回到学校，也没有改善。后来，陈卓然也沉默了下来，最后的几步路两人没有说一句话。
就在第二天，大家聚在一起，讨论毛主席会不会继续接见检阅红卫兵。多数人说一定，红卫兵永远是革命的动力。陈卓然则有不同看法，他从上一次，即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的情形分析，文化大革命已经趋向遍地烽火。因为那一次接见，不仅有红卫兵的队伍，而且有工人、农民，包括北京市民的队伍，陈卓然以毛主席乘坐吉普车检阅的路线来证明这一论点。就在这时，南昌突然打断陈卓然的话，背诵了一段毛主席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他说：毛主席自戴上红卫兵的袖章起，就决定了谁是这场革命的主体。他又提到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高校里的第一张大字报，接着，六月十三日，《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这些都证明青年、学生、红卫兵，是革命依靠的力量。南昌被自己的言词激励了，他变得很雄辩，话锋一转，指向了法国大革命。他说：法国大革命是一场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本质截然不同，他们的经验完全不足以应用于今天的形势。这话很明显是针对陈卓然的，人们以为陈卓然一定会起来，并且只需三言两语便可驳倒南昌。可是，陈卓然并没有，他专注地听南昌演说，听他终于说完，举起手，击了几下掌。又过了一天，南昌就随外校的战友出发了。
南昌他们阴差阳错地来到长沙，经湘潭、衡阳，进广西，再向上过成都，在重庆乘船，走三峡到武汉，再继续顺长江到江西九江，又来到南昌，这个与自己同名的城市。他们这样的父母，常常用自己所经过的地名做孩子的名字，以此可见出他们流动性极强的生活，要是将他们这个阶层里的孩子的名字汇集起来，几乎看得见一幅中共政权蔓延全中国的路线图。南昌满意自己的名字，认为是与“南昌起义”联系在一起的。真来到此，只觉得这城市十分萧条，街巷两边的民居院落透露出的生活气息，甚至是贫瘠的。此时，他们外出已近两个月，他们早已经知道，毛主席并没有如传说的那样再次接见红卫兵，前一年十一月下旬的那一次接见，将成为历史上最后的一次。搭错车的遗憾一扫而净，他们挺高兴的。但是，南昌难免要想起临行前与陈卓然的争辩，就又沮丧起来。事情似乎总归是陈卓然对。在这人和事都陌生的地方，想起陈卓然，南昌有一种古怪的激动：他在哪里呢？
无论他们来到哪里，都可聆听北京的声音。在最背静的小城镇的街头，都看得见新鲜墨汁写就的最新消息：《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停止大串联的通知，等等。红卫兵也在行动，大字报、批斗会、派系斗争，一样不缺。当他们来到武汉的时候，方才发生过一场大规模武斗，停火之后的街市，呈现出特别肃穆的静寂。可是即便如此，也没有消除这些地方的偏僻之感，这种偏僻不仅在地理上，也在时间的概念上。火车站和饭馆里乞讨的人，大街上堂而皇之穿行的骡马，朝天门码头上扛包的苦力，喊着川江号子——就好像是在一个遥远的陈旧的时代里。他们想回家了。
待到离开南昌，南昌才意识到自己对这城市有一种隐匿的熟悉，那是来自于他们的口音。他父亲的普通话里，就带着类似的音腔呢！他只知道，父亲的籍贯是广东，他们也都在表格上填了“广东”。假期里，他们小孩子轮流去度假的江苏涟水，其实并不是老家，只是父亲母亲曾经在那里寄养过一个姐姐的老乡的家。父亲真正的出生地，却是南昌。父亲家是南昌城里一家有钱的大户，乡下有田产，城里有工厂和商铺，他自从参加革命就再没回过南昌，表示了一个革命者和有产阶级家庭决裂的决心。也不知什么心理作祟，是忽然涌起的乡愁，还是要纪念家中某一个变故，父亲将他的头生子取名为“南昌”。从这一点看，也可以辨别出他父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属性。待南昌回到家中，不必进门，糊了满墙的大字报就会告诉他这些。于是，这场革命将带给他极其具体的考验。父与子的冲突几乎是每一场革命必然发生的情节，它表面上是背叛，实质上却是一种承继。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情形同时发生在这个关系里，注定了它的悲剧性，几乎成为革命的命运之一。
南昌回到上海，已是春节以后，住在学校的战友告诉说，他姐姐来找过他，问他几时回来。南昌以为是要他回家过年的事，心想年都过去了，便没当回事。不料当日下午大姐又来了，而且神情严峻，让他回家，问有什么事却并不说。这个大姐比他年长五岁，和陈卓然一样，也是寄养在老乡家，进城之后才去领回。但大姐与陈卓然风格完全不同，她不像陈卓然那样迅速地融入他们的阶层，几乎没有一点儿时生活的遗痕，而是固执地保留了乡人的习惯。她朴素得就像是这家的保姆，长年蓝衣蓝裤，头发剪到齐耳，斜分开，发多的一边用钢丝发卡夹住。事实上，她也担负着一家人的家务。他们的母亲是不管家的，战争塑造了她这种特殊的性格，完全不明白和平日子里的人生义务。所以，她就把这个家全交给了大女儿。大姐管家的做派也颇似乡人，节约到了悭吝。她用碎布缝制了许多小口袋，上面写了电、水、煤气、粮、油、菜金的字样，非常严格地将父母每月的工资分配在各个口袋中，弟妹们要想从她这里得到一点零用钱很不容易。可是，也像是循着乡人的规矩，她对这一家的长子，也就是南昌，格外的宽容。其实呢，她多少有些看他们父亲的眼色，她看出父亲对南昌器重。像这样从小离家生长的孩子，总有一些世故的卑微。其实陈卓然也有，只是他的世界比较开阔，不必在小节上用心。尽管大姐对他优待，南昌却对大姐冷淡得很，觉着她俗气，也觉着自己的家庭成员性格古怪，与这个阶层不符。他不晓得，他们的阶层，成分最是杂糅，因为没有渊源，历史短，什么因素都可加入进来。本来南昌就和大姐不多话，她又执意不透露，南昌也就不问，让她先走，晚上再回去。他看一眼大姐走路的背影，有些像鸭子似的摇摆，心中就生出一股恹气。看起来，他不止是不满意他的父亲，还不满意他的其他家人。
吃过晚饭，他骑车往家去了。路灯下，看得见公寓楼门口的大字报，从门外到门里，再沿了楼梯边的墙壁上去。楼梯间昏暗的灯下，他的余光里满是颠倒过来、打了叉的父亲的名字，耳畔是鞋底踏在大理石梯阶上的啪啪声。他的许多战友都经历了这样的遭际，这使他对这场景竟有似曾相识之感。到了自家公寓，推门进去，兄弟姐妹都在，但不是在门厅，而是聚在父亲的书房，就像在开会，只等他一个人了。他走进去，在一张空椅子上坐下。母亲坐在父亲的书桌前，甚至，面前还放了几页发言稿。这时，他才发现，父亲不在。母亲抬头扫一眼，看见人都到齐，便戴上眼镜，开始读发言稿，是关于父亲的生平历史。南昌注意到，母亲直呼父亲名字，名字后面且没有“同志”二字。南昌又注意到，母亲也没有称父亲“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像大楼内外的大字报上写的，而是将父亲定位为旧民主主义思想者。母亲读到父亲在江西省师范读书时期，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这一方面使他认识到中国的现状急需改变，另一方面也妨碍他更进一步地了解中国社会的阶级性质。南昌惊异地发现母亲具有相当程度的理论水准，他不能完全听懂，但却意识到母亲在批判父亲的同时，很微妙地进行着辩护。显然，这种辩护是困难的，既要认可大字报上对父亲的判定，又要做出一种良性的解释，听起来就很绕。终于，母亲自己也绕得不耐烦了，她干脆放下事先准备的材料，摘下眼镜，说：我作为妻子，服从组织决议，站稳立场，绝不姑息，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以我的党性保证，此人对党绝没有离异之心。母亲表态的方式，是在逻辑上反其道而行之，更加强了立信度，而子女们一时都没反应过来。他们与母亲向来生分，他们的头脑和教育，以及年龄，远不够了解母亲，他们甚至不知道母亲的专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社科研究。倘不是这一个变故，他们可能永远不会有机会上这一课。他们都有些被镇住了。
母亲接着说：你们虽然是我们的孩子——南昌注意到母亲用了“我们”这个词，是将她与父亲归在一类的意思——你们是我们的孩子，但是，母亲说：你们还是共产党的儿女，你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道路，假如你们决定和我们划清界线——南昌又听到“我们”两个字——假如你们和我们划清界线，我们完全理解，并且支持。兄弟姐妹们都沉默着，这个向来关系涣散的家庭，此时忽然显现出内里的紧密性。母亲交给他们的权利，其实包含着一个二律背反。那就是说，如果选择背离家庭，他们不仅与犯下严重错误的父亲没了瓜葛，同时也与这个革命的家庭没了关系；倘若是选择不背离，他们就依然是革命的正传，但也是父亲的孩子。他们虽然还搞不清其中的逻辑，但共同地感受到一种危险，身份的危险。日光灯将人的脸都照成惨白，没有装窗帘，裸着的玻璃窗上，昏黄地糊着一片窗外的路灯。这时，南昌方才意识到这城市夜晚的寂静，简直就像宵禁似的。
母亲平静下来，手里的眼镜脚有节奏地磕着桌面，看上去，甚至是轻松的。南昌陡地生出反感，他觉出母亲的态度里有一种要挟的意思。他转过脸，直向母亲，说：你的立场呢？母亲嘴角扯出一个奇怪的笑容，她张开右手掌，以手腕做中轴，来回转了几个半周。这动作令人困惑，似乎是没法说，又似乎是不屑说。南昌停了一时，站起身，走出房间，又走出公寓。他听见在身后，相继响起离座时椅子在地板上拖动的声音，然后是鱼贯而来的脚步声。南昌头也不回地走下楼梯，走过满墙的大字报，上面的字模糊成一片，那已经与他两不相干了。
5.“星星之火”
和父亲，还包括和母亲决裂，使南昌在战友们中间的处境变得微妙。人们早已对南昌的父亲生疑，有着一些传说。照理，南昌的激进行为应该让大家放心了，但是，很奇怪的，人们反倒对他有了戒意。他们这一伙的父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从原先的领导位置上下来了，他们的身份还有信仰跟随着受到了贬抑，南昌这一行动，就无疑地有一种变节的含义。此时，人们亲历了政治的波折，对党内历次路线斗争开始重新审视，所以，像南昌父亲这样的人，谁知道呢，也许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革命者。再说，他们这些胜利者的后代，有着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他们当然属于一个特殊的阶层，无论内部有怎样的分歧，也是他们自己的事情，由不得别人来插嘴。这样的观念，其实是比前一种由信仰产生的理由更具有力量。这倒真有些像资产阶级兴起之时，那些面临没落的贵族的心理。这样，人们多少对南昌起了敌意。
只有陈卓然对他一如既往，可是，南昌非但没有感激，反而更加生恨。他觉得陈卓然是故作姿态，其实居高临下。并且，他还想到，这一切都是陈卓然蓄意策划的：他先是给南昌的父亲定性，然后暗示南昌起决裂之心，最后达到孤立南昌的目的。南昌这么想几乎是有些病态了，因为连他自己也想不明白，陈卓然为什么要孤立他。即便是在这偏执的状态里，他依然痛苦地羡慕着陈卓然，陈卓然可谓天之骄子，样样都比人优越，以至于不久后，陈卓然受到公安部门的拘禁，也使南昌嫉妒。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形象，陈卓然更完美了。南昌并不知道，倘若当时他搭上的车厢没有被摘下，而是一径去了北京，那么他完全有可能与陈卓然做“狱中难友”。可偏巧，弃北向南，他实在是逃过一劫，却也与陈卓然擦肩而过了。
这一段日子非常灰暗，他们的司令部基本解体，却有无数个司令部取而代之。战友们都四散了，南昌一个人坚守在空荡荡的司令部里，说实在的，也是没地方可去。要说，学校是比前一阵热闹了，因为派仗越演越烈，有几次还升级到了武斗。夜里，灯火通明，喧声四起，玻璃窗哗啦啦碎下来，不知怎么又拉了闸，刷一下沉入黑暗。为安全起见，南昌将门上的司令部字样撕下来，将两间打通的教室间的隔门重新关上，堆上桌椅，自己只占较小的一间。他很少出门，甚至人们都不怎么知道这里还住着一个人和一个司令部。有几次，新成立的战斗队找空房间，找到这里，敲开门看见有人，便又退出去。几次过后，南昌又在门上贴一张字条，上写“星星之火战斗队”，从此不再有人敲门。他在战友们弃下的物品中翻找到一些书籍，《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是陈卓然留下的。
有一天，不知是由什么驱使，他忽然打开笔记本，开始抄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觉得，抄写帮助他理解了这部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伟大文献。更重要的是，抄写缓解了他那种被遗弃的颓唐的心情。当他抄写到第五章，关于“十二月十日会”随波拿巴巡游时的一段：“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来历不明和生计可疑的破落放荡者之外，除了资产阶级可憎的败类中的冒险分子之外，还有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他不由得情绪激昂。
晚上，他怕械斗的人群袭击他的窗户，总是早早地熄了灯，身体靠在窗边的墙上，侧脸看窗外的情景。从他所在的四楼的高处望下去，操场上熙攘着的人真有些像蚁群呢！更多的时候，操场上寂静无人，他也不敢开灯。看久了，就会在操场的沙砾地上看见两条影子，一条长，一条略短，长的是陈卓然，短的是他。他禁不住想：陈卓然在做什么呢？监狱的生活总是严峻的，比起来，南昌算得上什么呢！有意无意，南昌将自己的生活压缩到最低限度。他两天去一次食堂，买来一堆淡馒头。淡馒头，还有开水，甚至连酱菜也没有，就是他全部的给养。开始，他不理发，从不知是谁留下的一面小镜子里，看见一张消瘦苍白的脸，长而乱的头发，尤其是唇上长出的硬起来的胡子，心里有一种酸楚，又有一种满足，他喜欢这个形象。后来，头发长得不成样子，他就到学校外面的剃头店里，干脆刮了个光头。这样，他看起来，就真的像一个“联动”，有着典型的抵抗社会的表情。他难得走出屋子，买馒头、打开水，或者上厕所，走在戴了各种袖章的嘈杂的人群里，难免有人会看他一眼。可是这一派以为他是那一派的人，那一派以为他是这一派的人，还有人以为他是一个随便闯入的人。谁都不知道他到底是谁，谁也都不追究他到底是谁。因此，他便在这复杂的局势中生存下来了。
这一天晚上，整幢楼的灯都亮着，操场上的灯也亮着，显然是将要有行动来临。可是却奇怪的寂静，人都不知道去哪里了。南昌从窗户往底下看，空无一人的操场忽然让他有些胆寒，他感觉到这一幢楼里其实只有他一个人。郊区的夜晚本来就是沉寂的，灯光将这沉寂照亮，照出它的空洞。他第一次感到了害怕，事实上，仅仅是拉错了电闸。这个错误不久就纠正了，校园又暗下来。随着灯灭，楼里反有了些声息。他听见楼上还是楼下，有人说话，走动，开门和关门。方才的一幕就像是梦魇，明亮的梦魇。南昌微微喘息着，在黑暗的房间里乱走一气，有几次，碰上桌椅，他不是让开，而是硬顶过去，将障碍物推到一边。膝盖处一定碰伤了，疼痛却让他安静下来。他渐渐放缓脚步，最终颓然坐在床边，又缩进被窝，睡着了。夜里，他被敲门声唤醒，他没动，任由敲去，以为同往常一样，敲不开门人自然会离去。可门外的人却很固执，也很耐心，叩几下，停一会儿，再叩几下。相持了一时，还是南昌妥协。这个晚上，他变得有点软弱。他跳下床，赤脚奔到门前。先还谨慎，只将门打开一条缝，却又急躁起来，哗地拉开了。门口站着大姐。
月光从他身后的窗户投进来，投向大姐，又被他的身体挡住，于是，只余下一道轮廓。他看不见大姐的表情，却看得见大姐嘴动，很奇怪的，他听不见大姐的声音，似乎是从大姐的嘴动，看出几个字：妈妈死了！就像是紧接着的，他已经骑在了自行车上，车后坐着大姐。街上没有一个人，两边的房屋都暗着灯。看不见月亮，月光却很亮堂。此时，南昌忽然拥有了一种超常的视能，他能够俯瞰街区，整个浸在月光里的沉睡的街区，连屋顶瓦棱里的茅草都历历可见。一盏，两盏，相距很远的路灯，在窄长的巷道里投下昏黄的光和暗。行道树已长出了嫩枝，枝条在街面编织了错落的图案的影。他甚至能看见自己，小小的，简直像一只蚂蚁，骑着一架米粒般的自行车，载着又一只蚂蚁。与其相比，街道、房屋、树，就都显得巨大了。这种俯瞰在猝然间结束，他的自行车一直骑上人行道，然后在一道台阶前歪倒，他和大姐和自行车一起摔在地上，原来到家了。他和大姐，还有那架车在地上纠缠了一时，方才挣脱开爬起，一阵寒战从脚底涌上。自此，他便一直处于激烈的寒战之中，膝盖碰膝盖，牙齿格格响着。有几回，他的脚还绊住自己的脚，摔倒在大理石的楼梯上。
兄弟姐妹都到齐了，是大姐一个一个找回来的。母亲在父亲被隔离审查，也就是召集他们开会之后不久，也被隔离了。今天早上，母亲单位里来通知，母亲于二日前死亡，是“畏罪自杀”。所以，尸体立即送去焚化，只交来一张骨灰领取单，还有一包母亲的衣物。距离上次开会仅他一个多月，情形却已大异，主持会议的不是母亲，而是大姐，地方也不在父亲的书房，而是在门厅。几扇房门都关着，这样，外面就看不见这里的灯亮。大姐将大家招拢，并不说什么，只是自己动手搬动几件家具。大家都怔着，不明白她要干什么。在这个没有老人，成员都是青壮年的家庭里，死亡的来临让所有人猝不及防。甚至，没有一个人哭泣。屋里静着，大姐手下的搬动偶尔发出一声响，有两个弟妹上去帮忙，因不知大姐的用意，反误了工夫。一时，方桌被推到两扇门之间的墙下，凳子椅子全倚墙靠着，让出一方空地。等大姐在桌上放下一张母亲的照片，她的意图便呈现雏形了。大姐是在为母亲设一个灵堂。桌上摆开四个碟子，盛了山楂片、瓜子、饼干，第四碟是半根剪碎的油条，又在正中燃了三支卫生香。最后，大姐将父亲藤椅上的棉垫放在方桌前的地上，扑通一声跪下，磕了三个头。二姐也跟着跪下磕三个头，应该轮到南昌了。南昌没有动，大姐伸手拉他，并没有触到他，却被他粗暴地挡开了。大姐有些变脸，可那一对双胞胎兄弟互递一个眼色，齐齐跪下磕了头，带着息事宁人的意思。底下几个也依次磕过。事情本来可以结束了，可大姐却不罢休。她又过来拉南昌。这一回，南昌的胳膊闪开了，却被大姐当胸抓住衣襟。他没料到大姐那么有腕力，牢牢地钳住他的前襟，将领口收紧，扼住了他的脖颈。他差一点被大姐拉倒，本能地去拖大姐的手。触到大姐的手，让他生出了恨意。他无比地讨厌面前这个人，讨厌她的一切，衣着、发型、姿态、长相、做事的方式。他也从面前这个人的脸上，看出她对自己的憎恨。她咬着牙，使得腮骨部分突出，她的手不肯松一点儿。于是，两人便扭在了一起。二姐拉住大姐，其余的弟妹一起拥住南昌，企图将他们拆开，可哪里拆得开！他们这一伙人，在狭小的门厅里来回碰撞，却没有人出一点声，一切都在静默中进行。无意间，撞开一扇房门，所有人都怔了一下，因已是一屋灰白的晨曦。一个夜晚过去了。就这一怔，大姐和南昌都松了手，大家乘机将他们分开，南昌到底没有磕头。可是，这一日，他没有回学校；下一日，也没有回；再下一日，依然不回。事实上，他就在家里住下了。
他依然不和大姐说话，虽然一日三餐都是由大姐烧给他吃。如今，全家的开销只凭每人十二元生活费，但也没能难倒大姐。她采用了一种伙食团的方法，不在家吃的人按天数发给伙食费，在家的人也是按天数收取伙食费。在家里，饭是任意吃，菜则每人一份。所以，南昌到吃饭时只需去厨房盛饭，取自己的一份菜，不必与大姐啰嗦什么，然后回到房间里一个人吃。回家后，他一直睡在父亲的书房，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窗前的梧桐树叶渐渐稠密起来，盛了一汪一汪的阳光，烁烁摇动。那只鹩哥不知是造反派收去了，还是送了人，抑或是死了，连鸟笼一并不见了。有时候，不自觉中，南昌发现自己在用口哨吹那一句单调的乐句，等意识到，便止住了，心里却是一股寂然。母亲的那包东西一直放在父亲的藤椅上，没有人去动。又有时候，南昌的眼睛会停留在上面。当他发现自己在打量那包裹时，也会将眼睛移开。弟弟妹妹们都是时而来，时而走，自那天晚上之后，再没有聚齐过。两个最小的妹妹，由大姐做主，已经送到乡下去了。家中常住的人，就只是他和大姐，还有二姐。二姐原先也是住在学校，跟一个文艺宣传队活动，这一段却搬回来了。不知是因为年龄增长，不喜欢集体生活了，还是和队友们发生了龃龉，总之是在外面过得不怎么样，却又似乎是不情愿回来的，脸色总是沉郁着。这一家里的人，多是沉郁的表情。二姐和大姐年龄接近，背景相同，又都是女孩，但因是两种不同的性格，就没什么话说。但她在家，对南昌却是好事，和大姐有些不可少的交道，就由二姐来传达了。所以，日子就这么过下来了。
没有人来找南昌，南昌也闭门不出。常常有游行队伍从窗下经过，锣鼓点疾风暴雨似的，流利之中带着油滑，显然出自老练娴熟的手。南昌顺着窗玻璃向下看，只见梧桐树叶间晃动着无数安全帽，是产业工人的标志。这些日子里，革命的进程经历了许多转折，离南昌越来越远了。他心里隔膜得很，前段时间的事情都有些想不起来了。他的东西都丢在学校，他的“星星之火战斗队”里，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只是一些书。他那时抄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现在差不多也忘了。他躺在父亲的狭窄的行军床上，看着房间另一角里父亲的书柜。父亲的书并不多，书柜是狭窄的一具，多是马恩列斯、毛泽东的著作，还有几本俄语书，再加上一本哲学辞典。他远远注视着父亲的书，没有去动一动。有几次，他发现自己靠近了书橱，陡地，又离开了。他好像骇怕走近并且了解父亲，还有母亲。这是一种何等奇异的心情！只会产生于至亲的人之间。有时候，至亲的人反倒是最不敢接近的人。可他又总是呆在这间房间里，像要和自己过不去似的，像要惩罚自己什么似的。
这一天，家里来了人。听见门响和脚步声，南昌并不动弹。家中来人都是由大姐和二姐应对，可是这一次他的房门却被推开了。南昌保持着两手枕在脑后的姿势，看着这人朝他走来，直到停在他的床边。来人是陈卓然。陈卓然白了，胖了，将他的轮廓略削平了，有些不像，可是眼睛依然是他的，有一股锐利的光，但对着他器重的人，就会含了笑意，于是又柔和下来。现在，他就是这样看着南昌。他们一上一下对视着，彼此都有点哽住。停了一会儿，南昌坐起来，陈卓然则在床沿坐下，互相移开眼睛，感到了害羞。又坐了一会儿，陈卓然说：出去走走！南昌就翻身下床，在床前摸索鞋子，穿上。当两人一同站起时，南昌发现自己的肩膀正抵陈卓然的肩膀，他差不多和陈卓然一般高了。他们一同走出房门，来到街上，太阳极好，已是五月天。向看公寓的老头借了打气筒，给自行车打上气，然后两人上车，沿了街，一路骑去。
近午的日头将他们的身形投在光影斑斓的街面，南昌感觉自己的额角、鼻梁、眼睫，都承着热和亮，似有无数的晶片在四周闪烁，心中的阴霾一扫而净。他随了陈卓然转过街角，并不知道他们将去什么地方。车轮流利地行驶在柏油路上，十分畅快。无轨电车行行地从他们身边开上来，偶尔叮的一声。两边的楼房也在流利地向后退。他们是在向西行驶，这个城市的西区比东区更为现代，有一种华丽的格调，光线都显得亮一些。陈卓然的车头一转，驶进一条宽阔的短弄，弄底一扇大门，门边的牌子使南昌车头一歪，这是他母亲的工作单位。陈卓然已经直入门内，南昌正正车把，努力一蹬，跟随而去。
陈卓然绕过一个水泥花坛，骑到一排石头墙基、红砖墙面、水泥券拱门檐的楼房跟前，下了车，推车走进门洞。眼前忽一暗，有一股森然之气涌来。南昌紧随陈卓然，穿出门洞，来到一个逼仄的后院，有米面的微酸的蒸汽传来，是食堂。紧挨食堂是水房，空地上堆着煤和碎木片。另一侧，兀自立了一幢青砖外墙的小楼。陈卓然将自行车靠墙停放好，头也不回地走进去。这楼房有年头了，楼板松动得厉害，走上去，空空的响。楼梯转角的窗口，透进几线模糊的光，里面有一些模糊的絮状物翻卷着。南昌看见楼板上自己的模糊的影。楼梯的边缘已经被鞋底踩得坍塌，天花板却还隐约可见旧时的雕饰，藤蔓花草的图案。上到三楼，本是到顶，却在墙边又斜上一架木扶梯，原来还有个阁楼。南昌腿一软，险些绊倒，陈卓然听见动静，回过身来伸手牵住他的手。他触到陈卓然的手，暖和和的。男生之间很少有身体的接触，要有，也都是冲撞和摔打的方式，像这样温和的触碰，会让他们难堪的。但是，现在南昌变得软弱了，而且，陈卓然又是这样一个男生。他不止是同学，还是一位兄长。牵着陈卓然的手上了阁楼，阁楼上空空的，什么都没有。陈卓然推开窗，扑棱棱惊起几只麻雀，它们正停在窗前瓦顶上啄食。越过瓦顶，可以看见对面的楼房，两栋楼房中间隔着一条后弄，从上往下看，就像一条隙谷。陈卓然停了停，说，你母亲，是在这里——
南昌茫然地向窗前走去。褪了漆色又朽烂了的窗框，外面是灰色的瓦片，错了排列，又碎了多少片的，长了几茎无名的草。隔一条后弄的黄色拉毛的楼房外墙，由于背阴，就有大片潮湿的霉迹，尤其水落管子边上，留下深黑的条条印痕。他听见底下的后弄里有人声传上来，嗡嗡的，就探出头往下看，看见了弄底的地面，清洁的水泥地上，布了网状的裂纹。他看见后弄和这边院落之间还有一道隔墙，墙头插了碎玻璃片，玻璃片里夹了杂草，太阳照过来，给那墙头镶了一道毛茸茸的光。他心里慢慢明白过来，明白这曾经是母亲视野里的景色，最后的景色。可他还是觉着隔膜，因为母亲于他，几乎是个陌生人。年少的他，缺乏想像力，去想像亲缘的关系。只是在这一刻，视野里的景象将他和母亲合二为一了。他没有觉得悲戚，他甚至是淡漠的，这一个印象不是以通常意义上的难过进入他心里的，却是一个实有的占位。一些细节，琐碎但是尖锐地凸出在视野里——对面楼顶晒台的水泥围栏，忽然蠕动起来，游走开了，原来是一只猫；就像要与这异常的柔软形态作对比，边上一条水管的阴影里，藏了一道极深的裂缝，似乎要将楼体一劈两半；瓦棱里的无名草上，顶了针尖大小的一朵紫花，竟有四瓣花瓣……目光渐渐收回来，收到窗框上，右边窗框上有细细的刀痕，刻下三角、梯形、圆、平行四边形，好像一个刚学习平面几何的中学生的作为。他听见陈卓然在身后的咳声，那不是真正的咳声，而是为了要掩饰窘态，咳出的几声。咳了几声，陈卓然说：有些事情必须要面对——当看见转过身来的南昌，眼睛是干的，便止住了。南昌说了声没什么，两人就都有一种释然。男生间的安慰与被安慰就是如此，有些尴尬，有些文不对题，其实是不言而喻。
6.户内
自此，陈卓然和南昌就又联系上了。总是陈卓然到南昌这里来，来了就不出去，关了门说话。现在，多半是陈卓然躺在床上，南昌坐在书桌后面的藤椅上。椅上那个包袱，母亲的遗物，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被谁收起了。就好像是不约而同的，大家都开始，如陈卓然的说法，开始“面对”某些事情。一旦“面对”，事情便自然而然地结束了。陈卓然躺在南昌父亲的，现在是南昌的行军床上，伸出穿了鞋的脚，仰着头，眼睛忽然定住在某个点上，就一动不动了。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话多，各自都怀揣了一些经验，几近隐私的性质，并不是有意不交流，而是自己都不能完全理解，无从讲起。于是，便常常沉默着，倒也不觉得窘，相反挺自在。有时候，陈卓然会提出一些问题，与南昌讨论——比如，红卫兵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开局战，自己的前途又在哪里？比如，文化大革命的用意究竟是什么？还比如，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模式应当如何？可见陈卓然一直没有停止思考，而且，思考的问题更加切合中国的实际。他不像过去那么热衷于雄辩，措词也要温和得多，南昌难免会觉得锐度不够，但因是陈卓然，他宁愿相信这是一种深沉。但是有一个问题，使陈卓然激动起来，那就是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从行军床上欠起身子，然后渐渐坐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谈起，分析全世界几大阵营的力量抗衡。其实——他站到地上——毛主席早就在准备，准备调整力量，进行第三次划分。他从万隆会议，谈到亚非拉会议，说，这就是毛泽东式的战略战术，农村包围城市，弱势包围强势。中国革命怎么胜利的？他问南昌。南昌也兴奋起来，好像回到了那个如火如荼的日子里。那时候，礼堂里通夜亮着灯，挤满了人，辩论着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青年运动的方向……那个停电的夜晚，黑压压的人头上摇曳着点点烛光，多么激动人心啊！现在，这里只有他和他，可是，他们依然谈论着国家大事，全人类的事业。陈卓然站在房间中央，因南昌是坐着，就有了俯视的意思。南昌毫不觉得屈抑，相反，他喜欢这样，怎么说呢，这样指引和被指引。他很高兴，那个倨傲的领袖式的陈卓然又回来了。这段日子，陈卓然多少是低沉了。
中国革命是怎么胜利的？南昌按捺着兴奋的心情，轻声问道。陈卓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出两个字：延安。南昌不由也站了起来，两人面对着面。偏僻、荒凉、贫瘠、遍地饥民，可这是中国的腹地，这就是中国，潜伏着革命的力量，镰刀、斧头、老镢头。听说过那句名言吗？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可是——南昌打断了陈卓然，陈卓然没有一丝愠怒，反而极有兴趣地等他说下去。南昌又一次看见那个熟悉的陈卓然，总是鼓励他发表他的幼稚的见解。可是——南昌接着说，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是工人阶级，农民拥有部分的生产资料，比如耕地、农具、牲畜、粮种，严格来说，不能称做无产者。陈卓然的笑容更加绚烂，他说：是的，你对马克思阶级的观点已经掌握得很好，但你对中国的现实却不够了解，难免就理论和实际脱离。其实，无论是陈独秀的右倾，还是李立三的左倾，根本原因都是教条主义。你的这种观点，很容易会倾向这两极，不是我吓唬你，有一点托派的气味呢！“托派”这个词照理会引起一些波澜，可此时他们都那么兴奋着，就忽略过去了。南昌红着脸争辩：我不同意，只有彻底的无产者才能真正革命，农民对生产资料的拥有或部分拥有，使他们多少染有私有制的习俗，法国大革命中，核心力量就是工人阶级，还有青年知识分子。陈卓然收起笑容，变得严肃了：你还是说“法国”，我们却是在“中国”。什么是“中国”的国情？我们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工业革命，没有壮大的资产阶级，所以便不可能诞生它的掘墓人——成熟的无产阶级，这就是我们的革命的现实。但是我们不能就此等待着，按部就班地走过每一个社会发展步骤，等待着条件成熟，这是因为——第一，马克思的理论已经进入中国，它催生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使我们具备了思想的条件，产生革命的愿望和指导的力量；第二，形势不等人，我们要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待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你看，我们就要涉及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题目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步与倒退的力量分布暂时处于平衡，紧张的平衡，其实是一种危险的僵持，需要有再一次分配调整。所以，时不我待，我们必须在事态爆发之前，积攒起进步的因素——陈卓然的演说被南昌二姐的叫门声打断：开饭了！
自从陈卓然上门，南昌姐弟吃饭的形式也有所改变，变成围桌而坐。虽然生活费有限，但大姐总是要留饭，并且尽力地改善些伙食。这个七零八落的家，有了客人陈卓然的到来，稍许凝聚起来了些。在饭桌上，南昌和大姐虽然还是不说话，可南昌的朋友和大姐说了话，也就和南昌自己和大姐说了话差不多。所以，那种对峙多少和缓了下来。二姐呢，话就格外的多了。他们这一家，自己人之间总是很闷的，话都是对外人说，热情也是对着外人来。听起来不近情理，可是，难道不是吗？家里人就好像不由分说硬被安排在一起，并没有征求过本人的意见，而外人，是经过选择的。南昌内心并不喜欢和两个姐姐一桌吃饭，他嫌姐姐们，尤其是二姐，太聒噪了。而且，他也不太愿意让她们来分享他的朋友。他从来都没有正眼看过他的姐姐，和大姐是有积怨了，和二姐没有积怨，却更生分。但是，他也看出，陈卓然并不讨厌与她们说话，甚至还有些兴趣。在南昌看来，二姐的说话相对比较接近陈卓然的口味，比如她提出青年运动与工人运动的性质同与不同，还提出剩余价值的计算方法问题。陈卓然耐心地倾听，尽可能地做出答复，有时也提出商榷性意见。但是，他却似乎更愿意和大姐聊天。聊什么呢？聊副食品配给和供应，籼米和大米的出饭率，如何用黄豆孵豆芽——这是大姐从小寄养的苏北乡下的养母教她的，她和那里一直保持往来。于是，关于那里的收成与播种，也是陈卓然热衷听的。南昌自然是要嫌大姐琐碎，但陈卓然在他眼里，则很像一个俄国民粹派青年，对民生民计抱着人道的关怀。对陈卓然的崇拜，又回来了，他需要崇拜一个人，这有效地消除了他成长中的孤寂。因为他这样看陈卓然，所以就容忍了大姐的啰嗦，耐心地听，也能生出一些兴味。有一次，他们两人听大姐说底下看门人的女人从乡下上来，住在看门人的小屋——楼梯边木板隔出的一间里，女人用三块砖支了个灶，燃旧报纸烧火做饭，差一点火蚀。大姐正说得起劲，忽然二姐噗的笑出一声，三个人都回头看她，以为她有什么观点要发表，她却什么也没说，冷着脸兀自吃饭。这一餐饭她从头至尾都保持着沉默，可下一餐饭，她又恢复了先前的聒噪，大姐几乎插不进嘴去。南昌觉着饭桌上的气氛很古怪，但陈卓然不讨厌，他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题正式展开。陈卓然认为中国是世界无产阶级的腹地，他从地理上分析——东欧社会主义处在了资本主义包围圈中；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和朝鲜，都是分裂为两种体制和制度，力量削减一半；苏联地跨欧陆和东亚，国土广博，列宁、斯大林，不仅直接继承马克思主义，而且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体，为全世界无产者做了实验，也做出榜样，本来它是最有条件率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但是，不幸出现了修正主义——这就要谈到思想状况了，欧洲的思想来源基本是同一宗教，属唯心主义世界观，意识形态跟随体制分野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但是在文化根源上，依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实，第三国际就有这个问题，这使得欧洲的无产阶级无论是政党还是成员，都潜伏着变质的危险。陈卓然说：我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仅意在中国，更是面向世界——
晨曦一点一点染白玻璃窗，将屋内的电灯光映暗，然后有金线样的光穿透窗户，进入室内。不知不觉中，一个夜晚在畅谈中过去，而他们没有一点倦意。推开窗户，清晨的光和气息扑面而来，他们的脸一下子浸在了金汤里。梧桐叶上盛着一碗碗的金汤，摇摇晃晃，溢出来，由下面的叶接着。他们情不自禁地微笑着，一些清冷的市声掠过耳畔，自行车的辐条转动声，电车的行行、早起人的脚步。这个城市，你可以说它萧条，可是，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洁净，欲望平息下去，取而代之的是激情，就像他们方才度过的那一个夜晚一样。你知道这清寂的早晨，是从多少心潮澎湃的夜晚过来的？多少年轻的思想通宵达旦地活跃着，在暗夜里飞行，飞到极远极广阔的天地。他们向往世界，不是想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而是想知道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不知道世界应该是怎么样的，甚至不知道世界不应该是怎么样的，只知道世界应该好，好，好上加好！
他们的胸襟如此之广大，所以，并不感到他们整天是在一个封闭的小房间里。季节在窗外已经从春到夏，屋里也有了不同的温凉，光照的角度变化着。他们都注意不到这些，是谈话使他们身上发热，他们一件一件除去身上的衣服，最后只余下衬衫和单裤，就这样，合上了季候的节拍。他们忘记了时间，忘记了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如火如荼的生活。革命还在继续，但表情性格都大变了。原先那狂飙式的运动中的青春、反抗、狂热，还有盲目，消失了，显得冷静和有计划，似乎呈现出一种潜在的理性。革命换上了成人的面孔，不是因为他们成长了，而是更替了角色。他们还处在漫长的青春期，以空谈取代实践。你不知道他们的思想有多么远大和高亢，而言词何其华丽与光芒四射。马克思著作的译文句式，比如，“宪法、国民议会、保皇党派、蓝色的和红色的共和党人、非洲的英雄、讲坛的雷鸣声、报刊的闪电、整个著作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名誉、民法和刑法、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一八五二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比如，“如果你负有债务，你就及时用宪法规定给你的六十万法郎的薪俸一律偿清，不然你就不免要在美丽的五月的第二个星期一进入克利希”；再比如，“一八四八年的宪法就是这样。它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不是被人头撞倒，而只是被一顶帽子碰倒了；诚然，这顶帽子是拿破仑的三角帽”——翻开书来，闭着眼睛一指，就是这样繁密的排比、从句、俏皮的隐喻，好像魔术师，一下子抖落出袖子里的宝贝——真理。他们被这欧式的修辞法迷住了，沉醉在说话里。他们从语文课上学习来的现代汉语，多是杨朔式的散文，或是郭沫若的“杨树和柳树”，以抒情婉约的笔调，人与物性质的转换替代，陈述人生与社会的哲理，有些书生气和文艺腔。也有鲁迅的文章，可鲁迅的简练对于少年人来说，似乎过于“瘦”了，不够丰腴，少年人又总是口重的。而译文却如一江春水，直泻千里，真是畅快呀！它将谨严的汉语变得汪洋恣肆。
谈话按时被姐姐的敲门声暂时叫停，吃饭了！他们脸上还留着兴奋的红晕，尤其是南昌，他吃着饭，不自觉地会微笑、蹙眉，甚至自语，喃喃的，不知道在说什么，等意识过来，脸就更红了。他注意不到陈卓然在与姐姐说什么，也注意不到饭桌上正发生什么。有一日，离开饭桌，回到房间，陈卓然没有接着先前的话题，而是颇为突兀地说了一句：你大姐是和我大姑同样命运的。南昌的思想还在宏观的世界里，猛一听陈卓然提到某人的命运，有点回不来，虽然这人是身边的至亲，但因是至亲，就不会想到“命运”这个词。陈卓然又说了一句：你大姐的将来就是我大姑的现在。接着，便向南昌介绍起他的大姑，终身未嫁，在他们家操持家务，抚育侄儿侄女，最后总结道：这是一类女性的命运。南昌明白他的意思了，只是不明白他怎么想起说这个。此时，陈卓然沉浸在某一种思绪中，这种思绪似乎离他们的话题很远，是南昌无法介入的。于是，两人都静默着。可静默并不使他们难堪，只有至交才可能静默相守的。之后，南昌才发现陈卓然与大姐聊天，并不完全出于民粹派式的社会责任心，而是有一点兄弟姐妹式的亲近。算起来，大姐应该是和陈卓然同岁，可看起来大姐更年长。南昌对此感觉不怎么舒服，他对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概无兴趣，觉得他们是天下最乏味的人，尤其是大姐，他想不出陈卓然与她有什么可说的。他当然体验不到，陈卓然七八岁才进入家庭，和家人始终是隔膜的，别看他生活得挺活跃，内心其实很寂寞。大姐也是差不多的情形，但因是女性，又是陈卓然所说的那种类型的女性，富有忍耐的精神，便在家庭中担起了负责的角色。看起来弟妹甚至父母都听她调派，事实上呢，她并没有一个知心的人。这种孤独的处境，在二姐，则是以凶悍表现出来，她特别能敏感到不公平，在这个作风粗疏的家庭中，常会有不经意间发生的摩擦冲撞。于是，她就变得极具进攻性，是最不好惹的一个。这类孩子都是有童年的隐痛的，只是不自察罢了。南昌只是迷恋陈卓然的思想，却不了解那思想是陈卓然最外壳的一层，是书本上的知识织成的，多少带有教条的成分，而那外壳底下，才是由生活与经验培养的实质。也就是说，陈卓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南昌极少了解。即便是对他南昌自己，南昌又了解多少呢？年轻人都是教条的，因为阅历没有纸上文章精彩，跟不上思想的需要。
这样，南昌不由就对大姐生妒。但他不能驳陈卓然的兴致，只得沉默着陪坐。现在，吃完饭后，他们四人还会围着饭桌坐一时。要是晚饭，大姐便收去碗筷，放上一碟自炒的瓜子，好像准备长谈的样子。然后，南昌就发现，桌上除他以外，还有一个人也沉默着，就是二姐。所以，事实上，只是陈卓然和大姐二人说话。二姐的沉默，比南昌的，更具压迫感。她不像南昌那样一副不耐烦又无奈何的样子，而是——有意为之。有时候，她会忽地抬起眼睛，迅速看陈卓然一眼，再看大姐一眼，又埋下头吃饭。还有时候，她整整一顿饭不看他俩任何人一眼，而是诡秘地看南昌一眼。对这个二姐，南昌向来心底有几分打怵，和其他弟妹一样，避让着她，怕她生事。但因晓得她是行为乖张的人，也就不以为意。有一日，南昌和陈卓然正坐在父亲的书房里说话，不料，二姐推门进来，当她有什么事要说，她却不说，往床沿一坐，就不走了。两人说不下去了，停一时，一起看她，她也看他们。彼此看了一会儿，她就冷笑，说：我一来就不说了？陈卓然当然说不是。试着再与南昌说下去，却忘了在说什么，就又停下，只得笑了。二姐也笑了，立起来，说：保密啊！如同来时那么突兀的，又走了出去，将门砰一声摔上。南昌气得脸通红，险些儿要骂出来，他向陈卓然建议出去走走，陈卓然表示不必。此时他又接上方才的话题，继续下去了。
事情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了。有一次，到了吃饭时间，没有人来敲门。他们自己推门出去，见两个姐姐已经面对面在桌上吃饭。又有一次，饭桌上缺了二姐，下一次则是大姐不出场。现在，连大姐都变得乖戾起来，她不再与陈卓然说话。二姐呢，也不说。大姐和二姐之间，更不说了，反而要南昌从中传话，他与大姐的芥蒂不知不觉中倒消除了。当然，他们依然是不亲近的，南昌对大姐依然没有什么好感。只是，似乎有一场更为严重的感情事故正在来临，其余的，就显得不重要了。即便是像南昌这样生活在教条的世界里的人，都感到不安了。终于有一日，吃饭的时候，两个姐姐谁也没到桌上来，余下他们这两个，面对面吃着。南昌看陈卓然，希望能找到答案。虽然是他的姐妹，可这一阵过下来，他觉得陈卓然对她们更了解似的。可是陈卓然不看他，不给他答案。吃完这顿饭，陈卓然提出：出去走走吧！南昌自然同意。走到门口，刚要拉门，二姐忽然出现了，把两人都吓了一跳。南昌恼怒地说：你干什么？二姐不理他，对了陈卓然说：我要与你谈一谈。有一霎，陈卓然显出手足无措的样子，他甚至看了南昌一眼，好像是向他求助，可是很快的，他镇定下来，说了一声“好啊”，转身随二姐走去。这时，南昌看见了大姐，站在厨房门口，煞白着脸，看着陈卓然和二姐的背影消失在一扇房门后面。南昌禁不住发火道：你们搞什么鬼！在他眼里，大姐和二姐是一伙的。大姐却没接南昌的话，说：你二姐要丢人了！血液涌到头上，南昌感到无比的愤怒，他想的是——他的家人替他丢人了！他就是这么想：我的家人替我丢人了！此一时，他与他的姐妹们才有了些痛痒相关的心情。他和大姐看着那扇紧闭的房门，不晓得门后面正发生着什么。南昌泄气地想，他的家人如此令他沮丧！
7.走向户外
关于那天的事情，南昌与陈卓然没有交换过一个字。那天他们走出公寓，骑车在正午时分的马路上，感觉到了阳光的热烈。他们骑出一长段路，方才说话。他们讨论去什么地方，陈卓然就提到海鸥这个人。
海鸥是陈卓然继父的病友。陈卓然去医院探望继父，继父的单人病房里坐着一个人，看他头上的白发，陈卓然险些叫出“叔叔”，转过脸，却是个孩子。这孩子的嘴是俗话说的“地包天”，笑起来，两排雪白的牙齿并齐了，下巴往前抄，又像老人了。眼睛呢，亮亮的，是姑娘的眼睛。白皙的皮肤，腮上的红晕，也像姑娘。等到他告辞要回南楼的普通病房，从沙发上站起来，又回到孩子的形状了，大约一米五十七八的身高，有一些鸡胸，但并不萎缩，相反，还挺神气，一种顽童的神气。陈卓然觉得有照顾他的义务，送他去楼梯口。经过走廊上的一扇窗，他站住脚，伸出手，像要接住什么，然后握起来，收回到脸前，摊开掌，嗅了嗅，说：春天来了！再一撒手，放走了。陈卓然看着他，就像在看魔术师变戏法，而且，这个戏法和这个魔术师风格挺谐调。在这一扇朝西的窗户前，从窗外投进来的酱黄色夕阳里，他娇嫩的脸，佝偻病的身体和顶上的白发，就像是那种童话，比如《白雪公主》，那七个小矮人里的一个小矮人。陈卓然觉着他很可爱，不禁笑起来。他却严正道：是春天的气味，油菜花粉漫天漫地。陈卓然又有些悚然。接下来的一段路程，他们是沉默着走完的。他和陈卓然靠得很近，他的肩膀贴着陈卓然的前胸。这样的高度和贴近有一种依恋，像小孩子依恋大人，使陈卓然受了感动。后来，继父出院了，陈卓然还专门去看了他一次。南楼的病房是四个人一间，探视的时间里，人来人往便很杂沓，幸好有一个阔大的联通的阳台，两人就拉了椅子在阳台上坐。陈卓然不觉又一次发现这奇怪的小矮人的魔法。本来司空见惯的东西，经他一点，就变成一桩新事物。倒也不是化腐朽为神奇，而是显得诡异起来。
他指着相邻楼房山墙上的藤萝，问：这叫什么草？陈卓然回答：爬山虎。小矮人进一步问：它怎么能爬这么高不垂落？陈卓然答不上来了。他告诉他说：在它的须上，有吸盘，植物其实是动物的一种，动物呢，也是植物的一种。陈卓然问：此话怎讲？他说：有一个谜语，只一个字，“草”，谜底是什么？萤火虫。“草”字头底下一个“早”，晚上的萤火虫，天明就成了草。那么人呢？陈卓然问：人是植物中的动物，还是动物中的植物？他当然能听出陈卓然调侃的意思，并不以为意，而是正色答道：人是菌类，从动植物的尸体攫取养分。陈卓然又感到森然，止住了话题。天已向晚，天边有了晚霞，光里面有一种红，慢慢洇染开来。小矮人伸出舌头，像要接住什么，收回来，品尝一下，说：晚饭花开了。陈卓然说：你对植物有研究？小矮人笑起来，说：植物带有一种经院的空气，黑衣黑袍的僧侣在园子里，摆弄奇花异草，里面含有一种静思，就是修行的意思了。
小矮人出院以后，给陈卓然写过一封信。从信封上的地址看，他所住的公寓，和陈卓然家只隔两条横马路，临同一条繁华大街。他在信上写了些生病和养病的情形，陈卓然才知道，原来他比自己还年长一岁，本来应该上大学了，但从小体弱，患的是肺部的病，不停地休学，续学，再休学，再续学，勉强延续到高中毕业，便中止了学业。他邀请陈卓然去玩，信尾处还提到他在盆里栽的一棵忍冬，开出了淡紫色的小花，所以，夏天来了。从签名，陈卓然知道他的名字叫“海鸥”。没等陈卓然登门拜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说起来，认识海鸥已是上一年的事了。
海鸥所住的公寓大楼，是一座环形的建筑，占了一整个街区，于是，就有四排面向不同街道的公寓。他家的公寓正是面向大马路，又是在最高层的七楼，可以说是这一带的制高点。像他这样，大部分时间在病榻上度过的人，临热闹街市居住有一番好处，就是有看头。楼高风大，他不能到阳台坐，就在落地窗后放把圈椅，铺了毛毯，做他的观景台。从这角度望出去，望不到街底，却可望到对面大片的屋顶，从屋顶上的晒台，老虎天窗，可以窥见人家和生活。他看得很有兴味呢！但是，切莫以为他的生活是冷清的，他有朋友。等朋友来到，他的圈椅掉个头，就好像镜头拉近焦距，将远远的小小的人和物一下子拉到近处，面对面了。而他的观景台则成了客厅里的上座。陈卓然和南昌进到他房间的时候，他正是面向室内的状态，屋里有客人，各坐在椅子和床沿。
见他们进来，主人很高兴，说：欢迎，欢迎，也不做介绍，只让他们随便坐。陈卓然坐了屋里仅余的一把空椅子，南昌环顾一下，见床沿坐的是两个女生，便不想与她们去挤，在角落里一张小沙发坐下，一坐几乎就坐到了地上。那沙发早已松了弹簧，所以人都不去坐。没有人注意南昌的窘相，都在热烈地说话，南昌一时没听进去，只听到许多个声音在房间这里那里响。他看看周围，看出家具摆设都很讲究，却也都陈旧了。床架呈弧形，茶几面呈弧形，五斗橱的边缘和镜子也呈弧形，但漆面则是斑驳的。装饰橱里放着玉雕、玉器，橱玻璃的裂纹用胶布巴着。窗帘是有流苏的，平绒磨秃了，露出织线的经纬，也看不出原先的颜色，还藏着灰尘，略一动它，便扬起来，在日光里飞舞。南昌家也是灰暗的，是简陋的灰暗，这里呢，却有一种华丽，一种褪色的、败损的华丽，似乎更加触目惊心。因为他坐得低，又是在角落里，看不见主人，主人被坐在床沿上的女客人挡住，他眼前是那两个女客人的侧影。
从侧影看，她们似乎要比南昌年长，事实上呢，很可能是一样的，只是她们更成熟。南昌还不懂得欣赏女性，只觉得这两个女生的脸特别的白皙，就像上了釉的瓷器，有一层特别细腻的光亮。南昌周围的女生，风格多是比较简朴的，先是求学，后是革命，这两种生涯都容易减损女性的特质。此时，这完全不同的两个女生占满南昌的视野，令他感到不安。他看见她们都穿朝阳格衬衫，一个是粉红，一个是蓝，头发梳成短辫，辫梢和额发鬈曲着，更显得头发漆黑，脸雪白。而后，南昌又发现，在座的几位男生，竟也都有着白皙的肤色。他们身上的白衬衫也格外的白，军裤洗得格外清洁——他们都穿军裤，宽大的裤口扁扁地盖在鞋面上。不用说，这是一种身份的标志，但是，还有另一种意思，那就是，当下的时髦。当然，这两样完全可能合而为一，如今，这城市的摩登，就是由他们来担纲的了。他们都说普通话，这也标明了身份。以北方语为基础的普通话由他们说出来，有着特殊的风格。他们比这江南城市的普通市民发声标准，用语熟练、流利得多，但南方语音的洇染又使他们的话明显区别于北方话。他们发音靠前，有更多的齿前音，因此也就比较轻盈，语速快捷。这种普通话，是这城市的干部子弟的语言，一听就听出了来历。南昌渐渐分辨出主人的声音，它音量不大，甚至有些轻，但却是那种具有穿透力的音质，发声松弛，可送到各个角落，使人们不由止了声，被吸引了注意力。他的普通话更为标准，几乎像是受过训练，但也不是北方的口音，北方的口音多少是浑重了。他遣词造句多来自书面，但并不显得咬文嚼字，而是很自然。他念屈原《离骚》的一句“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然后解释古时的计量单位，一“畹”等于三十亩，而“九”和“百”，在中国语中又都是概数，意思是无限多，所以——你们想像，遍地兰蕙，何其壮观！南昌在语文课上也学过《离骚》，那些字词在他读来都很拗口，意境也是抽象的，可此时，他却像看见了似的。
床沿上坐的女生略移开身体，落地窗前的光流淌过来，那是极充盈的光。光里面是一张细洁的孩子脸，在宽大平整的衬衫里面，是孩子的身体。衬衫的布质在光里起了一层绒头，看上去，又硬挺又松软，似乎闻得见肥皂的清香。这房间的景象很怪异，旧成色的家具，亮白的男女的脸，流利的普通话，一个小孩子形状的大人，念着屈原的《离骚》……外面正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这里，怎么说，多少是有些颓靡。那“小孩子”向落地窗侧过脸，举起手，奇怪地向了阳光照了照，就好像对着光看照片的底片。而他的小手，也是清洁的，粉红的颜色。然后他说：血管就像草叶的茎脉，但人有太多的蛋白质，蛋白质使人腐烂，人其实是处在慢性腐烂之中，人是一种菌类。他的话，南昌都听不怎么明白，只觉着无比怪异，而且，外面正是大革命的天下。草是洁净的——“小孩子”继续说：读过《红楼梦》没有？林黛玉前世是绛珠草，书中有一句话，说她自打下地，就是药比饭吃得多，那时的药都是草药，潇湘馆里，成日价熬着一个药罐子。而且，林黛玉何其短寿，这也是草的性质，不是有俗语：人活一世，草活一秋？此时，就有一个男生质疑：您不是说人是在腐烂中吗？南昌注意到他用了一个“您”字，这个尊敬的字眼一下子让这“小孩子”变老了，南昌发现这其实是个小老人。“小老人”回答说：正是腐烂，才使其长寿，短命是洁净的代价，昂贵的代价。听到这个残酷的原则，房间里的人却都笑起来。
陈卓然坐在落地窗边的书桌前，手里握着一个球形玻璃镇纸，表面之下是无数菱形，每一转动，便有光反射过来，他也笑着。南昌觉得，在这房间里，陈卓然也变了，变得，怎么说，变得轻松。关于草的讨论暂时结束了，“小老人”转向陈卓然，说些他们之间的话题，其他人纷纷离座，在房间里走动。那两个女生脚下踩着一种什么舞步，跟随节拍，嘴里哼唱歌曲。最后，她们停在那一具玻璃装饰橱前，看里面的摆设。她们站立成那样一种姿势，一个搭着另一个的肩膀，被搭肩膀的那个抬起腿，伸直了搁在椅背上，就像一个舞蹈演员在压腿，宽大的裤角滑下来些，裸出蒙了白袜子的脚踝。南昌的眼睛不自主地落在这个脚踝上，由于脚踝的主人不时地绷直脚背，于是牵动了踝骨。似乎藏了一个极其精密又巧妙的机械装置，每一牵拉，就引起一系列的运动，多少可爱的小零件上下左右错落开，再又回复成原样。不知多少循环往复，那脚踝陡地收起，落下地，南昌一惊，醒来了。他们几个告辞走了，只留下陈卓然和南昌，房间顿时显得很空旷。现在，陈卓然才将南昌介绍给主人。南昌从沙发上爬起来，站到藤椅跟前，藤椅里的人几乎仰极头才能与南昌对视。南昌看见了他的眼睛，无比的清澈。这时，他又成了小孩子。他们握了手，南昌感觉到自己手的粗糙。那只小手贴住手掌时，有一种依赖的感情。他们三个人一同对了落地窗外望了一会儿，转眸间南昌看见这“小老人”的颈窝，在宽大的衣领里，颈子显得很纤细，上面有淡淡的蓝色的筋脉，“小老人”就像是个瓷做的精致的玩意儿。这里的一切都是精致的，可是，都是旧的。这个“小老人”，是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来的呢？
他们看了会儿窗外，将目光收回来，也像方才的客人那样，在房间里四处走走，看看。在那具玻璃橱里，铺着无数指头大的玉雕：猫，狗，牛，羊，鼠，兔，各色瓜果蔬菜作物。以翠绿为主，也有淡紫，淡黄，赭红，光润可爱，但因其太小，又多，看上去不免是琐碎的。主人从藤椅上站起身，走到他们身旁，告诉说，这大多是缅玉。他拉开橱门，用手指拨弄一下，说：一对小象没了。陈卓然和南昌都一惊，他却笑了：又是小兔子的手笔！原来它们曾经失踪过一回，后来，“小老人”到小兔子家去玩，在他家的书橱里看见它们，没有告知，悄悄地拿回来了。今天，是第二个回合开始。陈卓然和南昌都笑了。“小老人”说：如果你们哪一位看见我的小象，请带它们回家。他说得这么有趣，他们两个又笑了。南昌感觉到这小人儿身上诡异的吸引力。他看看陈卓然，陈卓然也正看他，好像说：你看，这可不是个宝贝！
从这天起，南昌就成了小老大——后来，他知道，朋友们都这么叫他，这诨名于他挺合的，他的大名，海鸥，倒是无人提起——的座上客，认识了小老大客厅里往来的人。陈卓然自己呢，就像把南昌托付给了小老大，不再出现，他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南昌的生活里消失。小老大客厅里的人多是和南昌差不多年龄的中学生，曾经在运动初期参加红卫兵，随红卫兵潮落而退隐成为逍遥派。他们彼此间迅速地相熟起来，甚至超过了与小老大的相熟程度。在那样的年龄段里，相差几岁就像隔了一代，何况小老大身体孱弱，而年轻人都是好动的，之间难免就有了距离。可是，也很奇怪的，小老大总归是他们的中心，起着一种引导的作用。小老大的客厅也是他们聚会的中心，他们时不时地来到这里领受一些教导。有时候，在别的地方玩疯了，有一段日子没去小老大家，猛然想起，便急急地赶去，好像怕错过什么似的。推门进去，小老大还是坐在老地方，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同时呢，多少也有些闷，仿佛时光停滞的样子。
后来，南昌和小兔子做了朋友，也去了小兔子的家。如今，这些家庭都是小孩子的天下，父母大多关在“牛棚”，即便不在“牛棚”，也无力管理和教育，由孩子们去罢了。这样的好处是，小孩子可以自由发展天性，并且，广泛地交友，生活倒比正常时更加活跃。南昌在小兔子家里，果然看见一对小象，不是缅玉，而是象牙，白蜡蜡的立在台灯的绿玻璃罩底下，好像这就是它们的家。他不声不响地揣进口袋，下一回带去给小老大，小老大一看就乐得不行。他们穿梭着玩这个游戏，乐此不疲。有时候，他们会将这个游戏玩到街上去，就是将某件东西顺手牵羊，并不是因为喜欢这东西，只是喜欢这游戏。他们最热衷牵走的一件东西是什么？是自行车的铃铛。他们神情坦然地挤进一排自行车行列中，回头对着看自行车的老头或者女人笑笑，一只手握住铃盖，掩住了螺丝刀的工作，不一时，一只铃铛旋下来了。他们再对看自行车的人笑笑，扬长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