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不幸的孩子
完了。
最后一朵光焰闪动了一下，很快就熄灭了。
这就是儿子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形态。六十五公斤，一米八七，有血有肉的儿子，已经化为一缕青烟，一撮白灰。经过几千万年进化才获得的生命，这么容易地就毁灭了，容易得让人不能相信。
从火葬场回家后，他本能地回忆起儿子的一生——把二十七个年头称为一生，似乎有些夸张。那么短暂，又那么匆忙——可又好像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他对儿子知道得太少了。
人们常说，男人之间不像女人之间那么容易披露心怀。难道只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像路人似的生活在一起？
可他算什么男人？他甚至没有恋爱过，没有充分享受过太阳的照耀。
他看着儿子留下的这些东西：一本“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安徒生童话》，一个破旧的铁皮铅笔盒，唯一一张一寸“免冠半身正面照”，一本卷了边儿的《珠算口诀》。
《安徒生童话》是他们家的忌讳，儿子一清二楚。可为什么他偏偏固执地留存下这本书？
当他被甩出正常的生活轨道时，儿子正是拿着玩具手枪，认准自己便是天下顶了不起的英雄豪杰的年龄。可这位英雄却不能明白因为什么，自己便成了顶低下、顶龌龊的东西。
要是有哪个父亲，明知自己便是那个砸碎亲生儿子的梦想的锤子，而又深深懂得无法逃脱命运的这种安排，他一定体会得到那种痛苦得无法呼吸，像在火里焚烧的滋味。
那时候，儿子还能睁着一双圆圆的饱含眼泪的眼睛问他：“爸爸，为什么小朋友都不和我玩了？”
他回答不出。他又怎能让儿子明白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的事情。
有好长一段时间，院子里那棵桃树下的蚂蚁窝，便是孤寂的儿子的寄托。儿子久久地蹲在那里，全神贯注地看着忙忙碌碌、来回奔波的蚂蚁。它们那充满生机的、单纯而友爱的生活，一定引他生出许多感触和渴慕。他问过：“爸爸，为什么蚂蚁老是大家一起玩，谁也不丢掉谁呢？”
“不知道。”
“您是大人，为什么不知道呢？”
儿子哪里知道，许多问题是大人也回答不了的。
一天，另外一个孩子走了过来，几脚就荡平了那个与人无争的蚂蚁王国。
不但他们不和儿子一起玩，甚至也不能容忍儿子和蚂蚁一起玩。他知道，小儿子有多么的寂寞，可是他不敢再给他一个弟弟或妹妹来陪伴他，因为，他没有能力去保护这些无辜的小心灵。
长大一些后，儿子似乎有些明白他的地位，便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他。仿佛他会传染一种疾病，凡是得了这种疾病的人，就会被生活抛弃，变成一个孤零零的人。
天真的儿子并不明白，其实他早已被传染上了这种“疾病”。
他永远不能忘记，儿子是带着怎样可望而不可即的神情，看着飘在别的孩子胸前的红领巾，如同一个沦落地狱的人，怀着超度来世的虔敬，巴望着天堂。
他曾听见儿子向妻子发问：“他究竟干了什么坏事？”
“谁？”
“他。”
“他是谁？”
“他——父亲。”
他感觉得到妻子十分困难地挑选着字眼，“因为他对一位领导，讲了一个安徒生的童话。”
“哪个？”
“《皇帝的新衣》。”
“瞎说，为什么没有人说安徒生是‘右派’？他讲了那么多童话。”
儿子，从那张“免冠半身正面照”里，带着可怜巴巴的神情瞧着他。要不是为了领工作证，儿子是绝对不拍照的。他想象得出儿子的心理，他一定觉得在他的生活里，没有哪一个瞬间值得留念。
他巴不得儿子像别的孩子一样，淘气、喧闹、撒野、打架……可是不，他总是显出这种可怜巴巴的样子。最使他揪心的是，儿子脸上，除了这种可怜巴巴的神情外，在和别人打交道的时候，不论对谁，都显出一副讨好的笑脸，就像一条摇尾乞怜的狗。这比啐他自己的脸，还让他难受。这种神情，早应该随着旧生活一同埋葬了。
七二年，儿子被分配到菜站卖肉。他本是个思想开化的人，从来没想到过以职位高低作为衡量人的价值尺度，也并不介意人们在社会分工上的差别，但是这个社会的常识告诉他，儿子之所以卖肉，当然是因为他的缘故。
从那以后，这本卷了边儿、磨损了书脊的《珠算口诀》和一把旧算盘，便是儿子业余时间的全部内容。他或是坐在那张既当餐桌又当书桌的小桌子前，翕动着嘴唇，不出声地背诵《珠算口诀》，或是噼里啪啦地敲打那个旧算盘。
而从楼上的窗口里，飘来邻家姑娘拉《赫曼练习曲》的提琴声……儿子这时便会让人听不出地轻叹一声，起身把家里的玻璃窗关好，也不管是不是三伏天……儿子的算盘早已打得相当出色，在加法和减法的运算上，几乎可以比肩计算机的准确。可一下班，他还是不停地背诵着、敲着，好像这一切已同吃饭、睡眠一样，成为儿子生理上的一种需要。
那些不知道儿子出身的顾客，都很喜欢他，赞赏地称他“一刀准”，他曾悄悄站在那个菜站附近，看儿子卖肉。他看得出来，儿子确实从称肉和算账那无尽的循环往复里，得到了工作的满足和享受。他那惨淡的面孔上，甚至泛起浅浅的红润，显出兴奋的神色。那时，他一定感到还有很多人需要他，而不是嫌弃他。
可是，只要一离开那个肉案子，他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1979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