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记得她小时候，她母亲虽然新派，却不许她说“碰”字，一定要说“遇见”某某人，不能说“碰见”。
“快活”也不能说，为了《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不知道有过多少麻烦。
她心里想，“快活林”为什么不叫“快活林”？
但是，不让说“快活”，她又不肯说”快乐“这两个字，因为感觉不自然，所以只好永远说“高兴”。
稍稍长大些后，她看了《水浒传》，才知道“快活”原来是性的代名词。
“干”字当然也忌。
此外还有“坏”字，有时候也忌。
这倒不光是二婶，姑姑也忌讳，不能说“气坏了”，“吓坏了”，也是多年后才猜到大概与处女“坏了身体”有关。
但是，她母亲一直这样要求别人，而她母亲自己，却一直游离在边缘之外。
莫非是以为她年纪小，什么都不懂，所以一直向她灌输这样的理论吗？
她现在已经大了，知道母亲并不是如她自己所标榜的那样的神圣了。
而且，因为那八百港元的奖学金，她已经对母亲几乎产生不了任何的好感了。
虽然石季婉用英文写作一路畅通，但是英文报纸杂志的读者比较是小众的群体，面向的是在上海的外国人和一些洋买办，发行量有限。
她现在已经不满足于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的文化了，她决定用中文开始写小说，成为一个像林语堂那样的作家。
她试着将自己在香港时同学讲的故事写成了两篇小说，并带着母亲的一个旧亲戚的介绍信，找到了当时的由著名的鸳鸯蝴蝶派之一的创办的杂志。
结果该杂志的主编，当时的著名作家雷成雨看后，大加欣赏，并亲自写了编者按，讲了石季婉去见他的经过经及他的读后感。
小说登载之后，加上雷成雨的名气和小说题材本身所具有的新颖别致性，让人耳目一新，一炮而红。
随之，各大报纸杂志的约稿也纷至沓来，石季婉正式迈入了当红作家的行列。
自一九四二年起，上海人在报刊上已经看不到巴金、茅盾、老舍等名家的作品了。
甚至一直在报上连载的张恨水，也失去了踪影。
他们不是自我封笔，就是被日本人和汪伪政府给封杀了。
当时蓬勃发展的新文学，被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府一刀切断，上海成了一座孤岛。
那时的文艺界，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
因为石季婉的作品不涉及政治，这就给石季婉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
她的小说中，大都是关于旧家族的沦落的。
男女间的情爱、婚变、道德的沦丧是永恒的主题，而这个话题，最迎合一般小市民的胃口。
一九四三年底，在石季婉回到上海两年后，她已经成了上海最红的女作家之一。
上海沦陷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名家滞留隐居在上海，他们同时也欣喜地注意到了石季婉。
著名的作家、收藏家郑振铎就隐性埋名，典衣节食，正致力于抢购国家的典籍，用个人有限的力量，挽救“史流他邦、文归海外“的大劫。
由于当时为石季婉卖力作宣传的，有一些背景不太干净的报纸杂志，和汪伪政府和日本人有牵连。
郑振铎就托人给石季婉捎信，劝说她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向她建议道，如果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书店付给稿费，等时局稳定了再行付印。
当时开明书店的负责人叶圣陶迁往重庆，但是店是还是留有一大批的文化名宿在那里韬光养晦。
但是此时的石季婉正红得发些，享受着名利双收所带来的愉悦，她哪里肯就此隐寂于江湖？
至于报纸杂志的背景，她不想去关心太多，只要不影响她写文章，她才懒得去管。
所以，她很明确地拒绝了郑振铎的要求，理由很简单，她想“趁热打铁”。
一九四四年九月，她把发表的小说结集出版，四天后便宣告脱销。
在小说集再版的序言中，她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大声地宣告着她此时的心情：
“啊，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因为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无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
石季婉此番感慨，还和她在香港时的一段生活经历有关。
在维多利亚大学时，她的许多同学多是阔小姐，常常挥金如土，社交活动多得如夜晚的繁星，又讲究吃又讲究穿的。
而她却为了节省开支，不敢参加任何的活动。
当她宿舍里有个女孩子，邀请大家去她父亲买的岛屿上去玩时，她为了省去租船的费用，向修道院的嬷嬷请求不去，并因此将家里的变故告诉了嬷嬷。
结果这件事情后来闹得众人皆知，大家议论纷纷，让她觉得很没面子。
当时上海有家杂志，在创刊三周年之际，举办了一个征文比赛。
石季婉看到启事之后，便写了一篇文章寄了过去。
不久，她便收到了杂志社的通知，说是她得了一等奖。
她简单不敢相信，觉得就像买彩票中了头奖一样。
宿舍的同学中，只有一个天津来的女生熟悉中文报刊。
石季婉拿给她看，然后大家都争相传阅。
可是，当最终的获奖名单在杂志上公布时，一等奖却换成了别人。
在得奖的十三个人中，石季婉被排在最后一位，仅仅获得了荣誉奖的第三名。
这给了她很大的打击。
本来想借此扬眉吐气，可以在同学中挽回一点面子的，但却闹了个大乌龙。
这件事从此成了石季婉心上的一块石头，压得她几乎抬不起头来。
后来，在石季婉成名之后，她辗转从别人那里听到，关于当年这个征文的解释是，原本确实是定好她是一等奖的。
可是后来杂志的创办人有个朋友听说了征文的事情，就写了篇悼念亡妻的文章寄过来。
这篇文章不仅是在截稿日期后寄来的，而且写的平平，无任何出彩之处。
但杂志的老板碍于情面，再加上这个朋友当时生活比较拮据，于是便把这个一等奖给了他的朋友，同时一等奖的奖金也给了他，以解他的燃眉之急。
而石季婉本来应得的荣誉，就只能让位给老板的这个朋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