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史研究面临的头一个问题是资料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在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裹挟之下，因无文字或少文字而导致的历史书写困难被看作是非洲落后的一个标志，其中自不乏外界对非洲的歧视和贬低，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存在的问题。在1948年，尼日利亚的肯尼斯·戴克开始在尼日利亚收集口述资料用于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这可以说是非洲民族主义史家开始对非洲史进行研究的标志。
二、考古资料与非洲史研究
非洲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可以分成如下几类：人类起源与发展考古、史前文明考古、北非文明考古、东北非文明考古、西非文明考古、赤道地区文明考古、东非海岸文明考古、东南非石建文明考古、南部非洲近世人群活动遗迹遗存考古。西非文明考古、赤道地区文明考古和东南非石建文明考古或许更能代表真正的非洲。在东南非，则有以大津巴布韦为代表的一系列石建遗址。大津巴布韦遗址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冷静的专业研究者认为仍不能妄下定论的问题，而这一遗址恰恰是最为世人所知的、不容否定的非洲文明象征之一。围绕这些石建遗址的考古和研究工作，深受殖民主义、种族主义、非洲民族主义等因素的交织影响。
围绕大津巴布韦遗址的考古和研究比较充分地呈现了非洲考古和相应的历史研究的问题：考古本身存在不足、考古能呈现的资料比较单薄、以单薄的考古资料“以点带面”和“以小见大”的说服力不够。
三、口述资料与非洲史研究
在文字资料和考古资料缺失或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口述资料一度被当作非洲史研究的突破口。
在以口述资料写非洲史并探索相关理论方面，让·范西纳作出的贡献最为突出。范西纳对口述资料本身和将口述资料运用于非洲史研究进行阐述。范西纳最终完成的论文题为《口述资料的历史价值：库巴史的应用》，这一论文以口述资料为基础来写库巴人地区在殖民时代之前的历史。他对作为信息的口述资料的生成和传播进行了论述，强调将口述资料与其所在的社会相联系，结合起来互证分析。除从理论上进行阐释外，范西纳还对口述资料进行具体运用，其主要著作都不同程度地利用了口述资料。
范西纳强调非洲口述资料的宝贵性，并坚持非洲史研究中利用口述资料的必要性。在范西纳开辟以口述资料研究非洲史的路径之后，一些非洲研究学者进行了进一步的尝试和探索，非洲的学者更是如获至宝，因为他们觉得发现了一套为非洲“量身定制”的理论和方法。非洲的学者开始提出，非洲史研究没有口述资料不行，这既是说非洲史研究对口述资料有依赖，也是说非洲史研究必须使用口述资料——即便其他资料充分地存在。
四、语言资料与非洲史研究
语言学可以通过对某些语言进行比较研究，寻找操相关语言的族群之间的关系，从而了解特定地区的人口流动、族群间互动，特别是通过对某些表示作物、牲畜、商品、人物头衔、宗教性活动等的词汇进行分析，可以认识特定人群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通过语言来重构中南部非洲的历史成为非洲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在以语言资料研究非洲史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也是范西纳。从可靠性方面来说，语言资料要比口述资料高，但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关于非洲语言的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仍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利用其开展历史研究也是在不断尝试的过程中。
五、人类学资料与非洲史研究
人类学资料是民族调研工作者和人类学家对当时当地的记录，这些对“当时”的记录可以用来模拟或辅证“当时”之前的过往；而对于后世来说，“当时”的记录也就是关于“当时”的历史。
在对非洲进行人类学调查和研究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的罗得斯利文斯顿研究所。并说明研究所的主要工作是进行考古学、地质学以及人类学方面的研究。从现在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些人类学成果记录的仍是一些在相对长时间内呈现稳定的情况。但殖民统治确立后，越来越多的非洲人族群被卷入殖民统治框架下的经济和政治变迁，交通和通信等方面技术的发达也造成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的冲击，这种背景之下获得的人类学调查研究成果恐怕已无法再有效地为非洲历史研究提供服务了。
六、外部文字资料与非洲史研究
即便是在非洲人倚重的口述资料、语言学资料和人类学资料方面，作出关键贡献的也并非非洲人自身。15世纪之前，欧洲对非洲的了解仍主要集中于北非以及西北非和东北非的沿海地区。在19世纪及其前后的百余年时间里，外界特别是欧洲关于非洲的记录迅速积累起来，这些记录里面包含了丰富的可供非洲史研究利用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