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基督教教会还是个很简单的组织。当教徒们发现，世界末日暂时还不会降临，耶稣死后，最终的审判也没有到来，教徒们可以在忏悔的泪水中继续苟活一段时间。于是乎，在教派内确立某种管理机构便成了当务之急。
最开始，教徒们在犹太教堂里集会（因为所有教徒都是犹太人），当然后来发展了不少非犹太人教徒。当二者之间出现矛盾之后，非犹太人教徒便到某人家中集会，如果虔诚的人太多（还有很多好奇的人），造成房子装不下时，他们就在露天或者废弃的采石场里集会。
他们集会的时间开始是在安息日（即星期六），但犹太基督徒和非犹太人教徒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后者便放弃了安息日的习惯，选择在周日集会，也就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天。
但是，这些庄重的庆典也包含了大众化和情绪化的因素。庆典中没有固定的演讲和布道，更没有固定的人说教，任何人，无论男女，只要受神圣之火感染，随时都可以站起来表明自己的信仰。如果按照保罗的说法，这些虔诚的教友们的“直抒胸臆”，让这位伟大的使徒对未来忧心忡忡。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没读过多少书，从不怀疑别人即兴发挥的劝诫是否真诚，而且往往他们的情绪会异常激动，像疯子一样失控地喊叫。虽然教会可以抵御迫害，但对外界的冷嘲热讽却无能为力。于是，保罗和彼得以及他们的继任者们便开始着手制定一些类似于规定之类的东西，来控制这些人精神上的宣泄和对上帝的狂热之情。
起初，这些规定未见成效，人们发现，固定的模式与基督教信仰的民主本质格格不入。但是最后，更实际的考虑占了上风，集会就开始按照某种固定仪式进行了。
他们先朗诵一首圣诗（以抚慰可能在场的犹太基督徒），接着，他们会齐声高唱一曲为罗马和希腊信徒新近谱写的赞美颂。
唯一事先预定好的讲演是一篇包含了耶稣一生的哲学智慧的著名祷文。而几百年来，布道都是完全自发的，谁有话要说便可以自行发表演说。
但随着这样的集会越来越多，警察开始注意他们了，因为这些秘密组织总是警察严防死守的对象。这时，他们觉得需要选出一位代表，处理基督教的对外事务。圣徒保罗早就强调过领导天赋的重要性。他曾去过许多亚洲和希腊的小教会，他将它们比作无数在大海的波涛中漂泊的小船，如果想要在这无情的浪潮中生存下来，就必须找到精明能干的掌舵手。
于是，他们又一次聚到了一起，选出了男女执事。执事由虔诚的教徒担任，他们在教会中被称作“仆人”，负责照看病患和穷苦人家（这也是早期教会最关心的事情），并负责保管教会财产，处理日常事务。
随着教会人数逐渐增加，日常管理工作越来越复杂，业余的执事显得力不从心。于是，一批“长者”受到任用。希腊人管他们叫“长老”，而我们则叫做“教士”。
又过了几年，每座城市，每座村庄都拥有了自己的基督教堂。这时，人们觉得需要施行某种普遍的政策了。于是，他们又选出了“监督者”（或主教），来管理整个教区并与罗马政府周旋。
很快，罗马帝国的每一个主要的城镇都有了主教。而安提阿[1]、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罗马、亚历山大和雅典的主教则由受到人们的广泛尊崇、有权势的人士担任，他们的地位甚至不亚于各省的行政和军队长官。
开始时，主教们管理着耶稣曾生活、受难，直至死去的地方，理所应当受到人们的尊敬。但随着耶路撒冷被摧毁，那些期待着世界末日到来、天国降临的一代人也跟着从地球上消失了，年老体衰的主教独自坐在教堂的废墟中，巴巴地想着江河日下的处境，暗自神伤。
而他对教徒们的领导地位自然而然地被罗马主教取代了，因为这里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是西方伟大的圣徒保罗和彼得殉道的地方。
和别的主教一样，他也被称作“圣父”，这是人们出于对神职人员的敬爱而使用的通用称呼。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圣父（papa）”这个头衔在人们心目中逐渐成了指代统领罗马教区的那一位“神父”的专用名词。当人们说到“圣父”或“主教”时，他们指的绝不是君士坦丁或是迦太基的主教，仅指代罗马主教。其实，这再正常不过了。就如我们今天在报纸上看到“总统”这个词时，不用加上“美国的”来修饰，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指代美国的国家总统，而不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总裁、哈佛大学校长或国际联盟主席。
“教皇”这个词第一次正式出现在文件中，是在公元258年。当时的罗马还是强盛帝国的都城，罗马主教的权利也完全受制于罗马皇帝。在接下来的三百年里，由于国内动乱和国外侵略不断来袭，恺撒的继任者们不得不开始寻找另一个能让他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后来，他们在罗马帝国的另一端看中了一座城市，这便是拜占庭。拜占庭的名字源于神话人物拜扎斯，相传在特洛伊战争之后不久他曾在这里登陆。拜占庭地跨欧亚，博斯普鲁斯海峡[2]将城市一分为二，是黑海与地中海之间贸易往来的必经之地，而且掌控几种垄断行业，商业地位无可比拟，很久之前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就曾为争夺这块肥肉而兵戎相见。
这里曾一度保持着独立，直到亚历山大大帝将它征服。之后又屈服于马其顿的铁蹄之下，但没过多久，它又最终并入了罗马帝国的版图。
经过了一千年的持续繁荣后，拜占庭的金角湾[3]停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这里即将成为帝国的中心。
此时的罗马人只能任凭蛮族蹂躏，比如西哥特人、汪达尔人，眼看昔日的宫殿繁华不再，政府部门一个个搬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滨，而帝国首都的臣民却要听从千里之外的人发号施令，他们觉得，罗马就要完了。
但纵观历史，我们发现，任何事都是有两面性的。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罗马皇帝走了，主教成了罗马城中最显赫的人物，皇权实际的继任者。
他们抓住了这个大好机会，并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是精明的政治家，他们利用自己职位的影响和声望，吸引了全意大利最顶尖的人才。他们觉得他们已然能够代表某些永恒的思想。因此，他们处变不惊，可以审时度势，深思熟虑。不像别人，因为害怕错失良机而仓惶行事，最后一败涂地。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都是目的明确的人，孜孜不倦、坚持不懈地朝着一个目标奋斗，他们所做、所说、所想都是为了要将上帝的荣耀发扬光大，加强代表上帝旨意的尘世机构的力量和权力。
他们的努力取得了怎样的成果，接下来一千年的历史将会告诉我们。
蛮族入侵，欧洲大地海内鼎沸，罗马帝国的高墙坍塌崩溃，只剩残垣断壁，无数古老的文明体系土崩瓦解，如同秋风扫落叶般被扫净，它们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巴比伦时期。只有基督教会屹立不倒，坚若磐石，在中世纪尤为显著。
但是，虽然教会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他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基督教是从马厩里诞生的，但后来却终结于富丽堂皇的宫殿。它最初仅仅作为对抗统治阶级的力量出现，自诩为向人类传达上帝旨意的使者，但要求凡夫俗子绝对遵从，容不得半点质疑。这个革命团体不断发展壮大，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就发展成为一个超级神权政体。而古老的犹太王国，与它相比，倒成了自由宽大的共和国，公民们过着既轻松又快乐的生活。
不过，这也是合情合理、无法避免的事情。接下来，我将告诉你，它是怎样做到的。
大多数去过罗马的人都要去竞技场看一看，就像朝圣一样，走进那早已风化的墙垣内，我们似乎还能看到无数基督教徒受到罗马的专横统治迫害，在这块场地上死于非命。
尽管基督教也对新教教徒有过几次迫害，但都是纯粹的政治迫害，与宗教不宽容关系不大。
基督教作为众多教派中的一员，其教徒享有很大程度上的自由。
但如果哪个基督教徒胆敢声称自己出于良心，公然提出异议，即便是在国家受到外族侵略时还大肆鼓吹反战主义，还不分场合地公开藐视国家法律的话，他便会被视为社会公敌，受到应有的惩罚。
基督徒的所作所为都是受神圣信念驱使的，但普通的罗马治安官完全理解不了。即使他解释了一大通自己的顾虑，罗马的治安官还是听得一头雾水。
罗马的治安官毕竟只是凡人。当他们发现他们审讯的犯人所关心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时，他们也不知如何是好了。长期的经验告诉他们，最好不要掺和进神学的是非之中。而且，帝国的法律也提醒他们，和这个新教派打交道，必须使用一些“伎俩”。于是，这些公仆们照做了，与对方争论不休。但当整个辩论归结到原则性问题时，逻辑手段就显得毫无用武之地了。
因此，摆在长官们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一、放弃法律的尊严；二、即使国家的最高权力还有待界定，也必须坚持执行。显然，蹲监狱和受大刑对于基督徒来说简直微不足道，因为他们坚信，死亡才是生命的真正开端，一想到可以离开这黑暗的人间，享受天堂的欢乐，便兴奋不已。
于是，当局和基督教徒之间漫长而又艰辛的拉锯战就此展开。在这场斗争中受害的基督教徒的具体人数是多少，我们无从考证。公元三世纪著名的神父奥利金，在亚历山大城所遭受的一次迫害中，失去了几位亲人，他说：“为信仰而献身的真正基督教徒是很容易列举出来的。”
另一方面，当仔细回忆一下早期基督教圣人的生平轶事，我们便会想起那持续不断的血腥历史。于是，我们不禁疑惑起来，这样一个屡遭残忍迫害的宗教，最终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
无论我给出怎样的数据，都会有人说我是带偏见的撒谎者。因此我在这里保留我的意见，让读者自己去得出结论。你们读一读德西乌斯[4]皇帝和瓦莱里安[5]皇帝的生平，就会对迫害最严重的时期里，罗马专制的真实情况有一个清楚的概念。
如果你们还记得，即使是马可·奥勒留[6]这样睿智而开明的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没有很好地处理与基督教众的关系，你们就能够理解偏居于帝国一角的无名小吏们的两难境地了。他们虽然尽职尽责，但必须做出选择，要么违背就职誓言，要么处决几位自己的亲戚或邻里，因为这些人不能，又或许是不愿遵守帝国赖以自保的几条简单的法令。
但与此同时，基督教徒并没有因为异教徒的虚情假意而故步自封，他们还在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
终于，在四世纪末，由于罗马元老院里的基督徒议员抱怨在异教神像的阴影下集会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于是格拉提安[7]皇帝便下令，将胜利女神像从元老院里移走，这座神像是当年恺撒大帝修建的，在元老院已经矗立了四百多年。曾有几位议员表示强烈反对，但无济于事，还造成了他们其中一些人被流放他乡。
当时有位怀有强烈个人情感的爱国者，名叫昆塔斯·奥勒利乌斯·西马库思，他曾写过一封著名的信件，在信中，他提出了妥协的建议。
“为什么异教徒不能与基督教徒和平相处呢？我们抬头仰望同一片星空，我们同是这片土地上的过客，居住在同一片蓝天之下。我们殊途同归，何必在意每个人的选择？生命的奥秘太过玄妙，通往真理的道路不应只有一条！”
提出类似建议的还大有人在，也不止他一个人预见到罗马传统的开明宗教政策的危害。而几乎在胜利女神像被移除的同时，罗马城爆发了一场言辞激烈的论战，论战的双方是在拜占庭找到庇护所的两群对立的基督徒。这场争论引发了迄今为止听到的关于宽容问题的最明智的理论。哲学家泰米斯提厄斯是发起人，他信奉的是祖辈的神。但当瓦林斯[8]皇帝在正统臣民和非正统基督教子民之间偏袒一方时，泰米斯提厄斯觉得有必要提醒他要注意履行自己真正的职责了。
“有那么一块领域，任何统治者都不能肆意干涉。这便是道德领域，特别是个人的宗教信仰领域。任何强制别人信仰的行为，都可能导致伪善，即使人们改变了原先的信仰，那也是建立在欺骗基础上的皈依。因此，统治者最好还是容忍各种信仰，也只有这样，百姓之间的争端才会消除。况且，宽容也是神的法则。上帝自己也明确地表达过让各种宗教百家争鸣的愿望。人类大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神的奥秘，至于用什么方式，就交由上帝来裁决吧！上帝不拘泥人们对他效忠的方式，他喜欢基督徒的方式，同样也会接纳希腊人和埃及人的方式。”
这话说得不错，可惜，他这是白费口舌。
旧世界，连同旧思想和旧理想一起，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任何阻止历史发展的努力都注定失败。然而，生命需要进步，进步却要以苦难为代价。旧世界的秩序正在迅速解体，罗马的军队全是外国雇佣军组成的乌合之众，边境地区已经公开叛乱，英格兰等偏远地区则早已落入蛮族之手。
当最后的灾难降临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担任国家公职的青年才俊们猛然发现，所有的晋升机会都没有了，留给他们的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在教会里供职。西班牙的大主教可以像以前的地方行政官一样，权倾一方。基督教作家只要致力于神学主题，就可以拥有大批读者。基督教外交官只要愿意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里代表罗马主教，或是冒点风险去高卢或是斯堪的纳维亚腹地，与蛮族首领搞好关系，也可以很快得到晋升。而基督教的财政官，只要管理好不断扩大的地产，就可以迅速积累财富，拉特兰大教堂[9]的主人就是靠这些地产成了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当时最富有的人。
就是到了最近五年，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类似的事情发生。直到1914年，许多欧洲有抱负的青年如果不愿依靠体力劳动吃饭，几乎都步入了仕途。他们有的成了帝国或皇家军队的军官，有的当了法律系统的高官，有的主管财政，还有的选择到殖民地当几年总督或军队司令。他们不指望靠职位发大财，但这已足以给他们带来很高的社会地位，只要在岗位上再聪明一点、勤奋一点、实诚一点，日子还是会很不错的，安享晚年不成问题。
但好景不长，战争的到来，扫除了旧社会的封建残余，下层群众控制了政权。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官员们有的年事已高，已无法改变生活习惯了。于是，他们典当了自己的勋章和勋位，悲凉地死去，但他们中大多数还是屈服于大势。他们从小受的教育让他们觉得，经商的人总是低人一等，上不了台面。没错！经商的确低人一等，但他们必须得在办公室和收容所中选一个。为了信念宁可不吃饭的人毕竟是少数，于是，在大战结束几年后，我们发现许多当年的政府官员和小职员们操起了他们十年前碰都不会碰的活儿，还干得乐此不疲。另外，由于他们大多出身于世代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家庭，与人打起交道来驾轻就熟。于是慢慢地，他们发现自己在新领域里混得如鱼得水，如今日子过得既富足又美满，大大超乎之前的预想。
今天的生意场就相当于一千六百多年前的基督教会。
对于具有赫拉克勒斯、罗穆卢斯[10]或是具有特洛伊英雄血统的年轻人来说，听从具有奴隶血统的牧师的命令，似乎有点困难。但如果这位牧师的训导正是年轻人需要的，甚至是迫切需要的，那就另当别论了。因而，如果双方都是聪明人（事实上他们确实是），便会相互虚心求教、取长补短、和睦相处了。这便是另一条奇特的历史法则：表面上越是变幻莫测，实则越是一成不变。
逃离罪恶的世界
自开天辟地以来，似乎历朝历代总有那么一小拨人，自恃聪敏过人，掌握着别人的生杀大权，而剩下那些“不太聪明的人”只能承受着任人宰割的命运，这一规律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两大集团所扮演的角色在各个历史时期会有所不同，但无非是代表着“强势”和“领导”的一方，以及代表“弱势”和“服从”的一方。他们曾被称作“帝国”、“教会”和“骑士”，以及“王权”、“民主”、“奴隶制”、“农奴制”和“无产阶级”。这个神奇的法则掌控着人类的发展进程，不受时间和地点的约束，无论是在莫斯科、伦敦、马德里，还是在华盛顿，都一样起作用。但它常遮遮掩掩，不以本来面目出现。它曾多次乔装打扮，伪装成一副热爱人类、效忠上帝的谦卑模样，希望能给人民大众带去福祉。但撕去那伪善的面具，我们会发现它狰狞的面目，那就是人类最原始的法则——生存至上。那些不愿承认自己出生于哺乳动物世界的人会对这样的说法感到愤恨。他们会把我们称为“唯物主义者”、“犬儒主义者”或其他叫法。他们总是把历史看作赏心悦目的童话，当他们发现历史其实是一门科学，也必须顺应宇宙万物都得遵从的铁律时，不知会有多震惊。他们还不如去和平行线法则或乘法口诀表较劲呢。
这条法则不可避免，因此我个人还是建议他们接受这个事实。
因为在那时，也只有在那时，历史才能成为对人类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而不再是某些人的帮凶和同盟了，帮助他们专门从种族歧视、部落专制以及利用大多数人的愚昧无知中获益。
如果有人不相信我的话，那就请看看前面几页里我写的编年史吧，从那里你会找到证据的！
读一读一到四世纪大主教们的生平吧！
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从原先的异教徒社会中来，从小受古希腊哲学的熏陶，当他们不得不选择今后的职业时，才进入了基督教教会。当然，他们中的确有人深受新思想的吸引，五体投地信服耶稣的箴言。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之所以由效忠世俗的主人转变为效忠基督教的上帝，原因仅在于这样做晋升的机会比前者大得多。
教会出于自身考虑，总是表现得非常通情达理，不去探究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让大批新教徒突然投身于基督教的怀抱，而且还格外小心，努力做到对每个人一视同仁。有些人觉得自己对世俗的、实际的东西感兴趣，就被安排从事政治、经济相关的工作。有些人则不同，他们将信仰看得很感性，于是，一有机会教会就让他们逃离闹市，使他们能够安静地沉思现世的邪恶，这样他们便可获得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神圣感，而这对实现他们灵魂的永恒幸福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想要过这样一种思考与奉献的生活，一开始并不难。
在最初的几百年里，教会只是一个松散的精神纽带，它将与权力和富贵不沾边的劳苦大众凝聚起来。但后来，教会继承了罗马帝国的世界主宰地位，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在意大利、法国和非洲拥有了大片房地产，这时，过隐居生活的机会便越来越少了。许多善男信女想起过去整日忙于慈善和奉献，就越发怀念那些“美好的往事”。如果他们能人为地再现那个时代发展的必经阶段，他们还可以再次体会那种幸福的。
他们发起的追求隐居生活方式的运动给后来一千多年的政治、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同时，也为基督教教会招纳了一大批忠实的突击部队，他们在教会与东方异教徒和异端分子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一点都不奇怪。
毗邻地中海东岸的几个国家拥有非常、非常古老的文明，那里的人们对朝代的更替已经精疲力竭了。单说埃及，自从第一个来到尼罗河谷的人开始，已有十种不同的文明时期在这里周而复始地兴盛与衰亡。在富饶的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也向我们展现了同样的历史过程。生命的虚无与人类的徒劳结局在上千座宫殿庙宇的废墟间随处可见。欧洲这个年轻的民族精力充沛、满腔热忱，欣然接受了基督教，将它当做对生命的迫切希望。但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对宗教的感受又是另一种心境了。
对他们来说，宗教意味着解脱的希望，可以逃离生命的苦海。他们期待死亡瞬间的愉悦，这样他们便可以躲避记忆的集中营，奔向大漠，那里只有他们的忧愁、他们的上帝，无须再看现实的人生一眼。
有趣的是，军人似乎总是对改革很感兴趣，他们比其他任何人都要了解人类文明的残忍和恐怖。而且，他们还清楚地懂得，没有纪律将一事无成。为基督教而战的近代最伟大的勇士，曾是查理五世皇帝军队里的上尉。而第一个将一群精神上的离散之人聚集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组织的人，原是君士坦丁大帝手下的一名列兵。他的名字叫帕科缪，来自埃及。他服完兵役后，就加入了一小群隐士组成的团体，为首的是同样来自埃及的，名叫安东尼的人。他们远离城市的喧嚣，来到荒野，与豺狗为伴，过起了平静安宁的生活。但是，孤独的生活似乎给人带来了诸多思想上的折磨，造成某些过分虔诚的表现，比如有人整日待在古老的石柱上，还有人躺进废弃的墓穴里（这徒增异教徒的笑料，也使教徒们更加悲伤起来），这实在令人可惜。于是，帕科缪决定将他们的生活变得务实一点，这样，他建立了第一个宗教制度。从那一天起（四世纪中期的某一天），住在一起的隐士们要听命于一个总指挥，即“修道会总会长”，由他来任命院长，负责各个修道院，这些修道院就是上帝在人间的各处要塞。
帕科缪死于公元346年。在他死之前，他的修道院思想就已经由亚历山大城的主教亚大纳西从埃及传到了罗马，成千上万的人利用这个机会，逃避世界，逃避世间的邪恶，当然，也有人用以逃避不屈不挠的债主。
但是在欧洲，那里的气候和欧洲人的习性使帕科缪的初衷发生略微变化。不像在尼罗河谷地，欧洲的气候阴冷潮湿，饥寒交迫的滋味儿可不容易忍受。况且，西方人的思想比较实际，他们非但没有被神圣的东方理想中蓬头垢面的形象所启迪，反倒觉得恶心。
于是，意大利人和法国人自问道：“早期的基督教教会如此重视的工作，到底取得了怎样骄人的成绩？一群住在人迹罕至的潮湿阴暗的山洞里苦心修行，弄得憔悴不堪的热血教徒，真的能帮助寡妇、孤儿和病患吗？”
进而，西方人坚持换种更合理的方式修行，这次改革，要归功于一个在亚平宁山地区的努尔西亚生活的人，他的名字叫本笃，人们总是称他为“圣本笃[11]”。小时候，父母将他送到罗马去读书，但罗马这座城市让他的基督教灵魂充满了恐惧。于是，他逃到阿布鲁齐山区的苏比克村庄，那里有一片曾经属于尼禄皇帝的废弃行宫的遗址。
在那里，他度过了三年与世隔绝的生活。但之后，他声名鹊起，许多人慕名而来，多得可以组建十几座功能完备的修道院。
于是，他从那地牢般的行宫里出来，开始制定欧洲的修道院制度。他首先起草了一部基本章程，其中的每一个条款都显示出本笃的罗马人本性：僧人一旦宣誓遵守章程，就不可能指望游手好闲、坐享其成地生活。在祈祷和沉思之余，他们必须到田间干活。如果年纪太大，干不了农活，就被安排去教年轻的教徒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基督徒，如何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们干得很出色，以至于本笃会修道院垄断教会的教育工作长达一千年之久。同时，几乎整个中世纪里，他们也承担着训练具有杰出才能的年轻人的重任。
作为回报，他们得以衣食无忧，同时，还可以得到一张床，每天在祈祷和工作都结束后还可以睡上两三个小时。
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那些僧人不再只是逃避世间的种种磨难和义务，为自己的灵魂做来世准备的普通信徒了，他们成了上帝的仆人。他们得经历长时间的痛苦和考验，来证明自己配得上新的荣誉，这样才可以在传播上帝的美德和力量的时候发挥直接和积极的作用。
在欧洲异教徒中的初步传教工作已经完成了，但为了避免信徒们的成果化为乌有，他们的传教工作还必须得到当地百姓和政府一致而长久的支持。于是，僧人们扛着铁锹，拿着斧子，带上经书，来到德国、斯堪的纳维亚、俄国和冰岛的荒郊野地里。他们春播秋收，自力更生，布道传教，授业解惑，给遥远的蛮荒之地第一次带来了人们之前还是仅有所耳闻的文明之光。
像这样，基督教教会的最高领袖——教皇充分利用了各种人的精神力量。
在教会里，头脑实际的人有机会让自己出人头地，同样，梦想家也有机会在静谧的丛林中寻觅快乐。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没有白白浪费的。最后，教会的权力和影响力与日俱增，以至于任何一个皇帝或国王都不敢无视臣民中自称是基督教徒的那些人的意愿而随心所欲地统治国家了。
基督教取得最终胜利的方式很有意思。它的成功不是（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一群人一时兴起，突然爆发出来的宗教热情所导致的，而是有现实原因的。
对基督教徒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迫害发生在戴克里先[12]皇帝统治时期。
有趣的是，在被禁卫军拥立登基统治欧洲的皇帝中，他并不是最差的一个，但他却有个统治者常犯的毛病——对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一窍不通。
他发现帝国正处于迅速四分五裂的状态，多年的从军经历让他相信，罗马帝国的软肋就出在军事体制的组织工作上，边防重任被委派给了当地驻兵，而这些士兵早已渐渐丧失斗志，沦为与世无争的粗鄙菜农，他们理应将野蛮人阻挡在远离边境线的安全范围之外，但现在却和这些野蛮人做起了买卖大白菜、胡萝卜的生意。
戴克里先不可能扭转军队里这套古老的组织体制，于是，他把目光转向建立一支新型野战军，由身手敏捷的年轻人组成，可以在短短数星期内将部队开到罗马帝国的任何一片疆土，威慑蛮族侵略。
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但和其他所有军事上的好主意一样，都必须面对同样的问题——那就是高昂的开销问题。而这些钱又不得不以税收的形式落到了国民的头上。不出所料，很快引起了一片强烈抗议声，民众们纷纷声称，再交钱就没法过日子了。但皇帝则说是他们自己的错，继续一意孤行，还赋予了税收官只有刽子手才有的生杀大权。但这都是徒劳无功，农民辛辛苦苦忙活一年，一分钱没留下，反过来还倒贴钱。于是大批农民纷纷抛家舍业，拥进城内沦为流浪汉。鉴于此，皇帝陛下可不想半途而废，于是他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来摆脱困境，古老的罗马共和国就此沦为了东方的独裁专制国家。他大笔一挥，命令所有政府机构、手工业、工商业实行世袭制。这就是说，官员的子女不管愿不愿意，都要继续当官。面包工人的子女即使有音乐或是典当业的天赋，也必须当面包工人。船员的子女即使航行到台伯河就会晕船，也注定要在甲板上度日。而长工，虽然他们理论上是自由人，但他们的一生都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由生到死，与奴隶无异。
他对自己的统治才能无比自信，想一想，他能或者愿意容忍一小撮按照自己的意愿只接受他一部分律令的人吗？荒唐！但我们在评价戴克里先粗暴对待基督教徒时，也应当清楚，他当时也是走投无路，身不由己。他的措施让数百万人受益，但这些人却拒绝履行自己分内的责任和义务，这让戴克里先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们的忠诚。
我们知道，早期的基督教并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载，他们认为世界末日随时都可能到来。因此，为什么要白费时间和金钱在文字工作上，不到十年的时间火球就会从天而降，到时什么都不会留下。然而新的天国一直没有到来，而耶稣的生平（经过人们一百年来的耐心等待）开始被人添油加醋地传来传去，到最后，就连真正的信徒也难辨真伪了。于是，人们渐渐觉得有必要出版一本书，对这一问题作权威的解释，并附上有关耶稣的几篇简短传记和留存至今的门徒的亲笔书信，这本书合起来便是《新约》。
这本书里有一章叫做《启示录》，里面提到了若干次关于建造在“七山”上的一座城市，还对它的命运作了预言。实际上，早在罗慕路斯时代开始，人们就已经知道罗马城建造于七座山之上。这一章的作者没有署名，即使他小心翼翼地用自己憎恶的巴比伦来指代这座城市，但对于帝国官员来说，无须敏锐的洞察力也能明白其中的真正含义。书中将罗马比作“娼妓之母”、“世间的罪恶”、“圣人和殉道者在这里血流成河”、“这座城市注定要成为魔鬼的栖身之所，恶灵之家，肮脏幽怨之鸟的牢笼”，还有许多诸如此类大不敬的话语。
这些话可以解释为某个可怜的宗教狂热之徒的胡言乱语，因为他想起了许多朋友在过去的五十年里相继被杀害的往事，一时精神受了刺激，被怜悯和愤怒冲昏了头脑而导致。但这些话却是基督教举行的庄严仪式中的一部分，他们每周聚在一起，都要重复这些话语，无怪乎外人很自然地认为这是他们对台伯河上这座强大的城市真情实感的流露。我并不是说基督徒没有充足的理由去这么想，但我们也不能因为戴克里先没有和基督教徒感同身受而怪罪于他。
“七山”上的罪孽之城
但事情还没完。
罗马人对一个从前闻所未闻的词渐渐熟悉起来，那就是“异教徒”。“异教徒”的称呼最初是用来指代那些选择信奉某种教义，或是某种“教派”的人。但后来它的意思逐渐缩小到那些不信奉教会权威所承认的“正确的”、“合理的”、“真正的”或“正统的”教义的人，也就是使徒眼中的“异端的”、“虚伪的”、“荒谬的”、“大错特错的”人。
从名义上来讲，那些仍然坚持古罗马信仰的少数人是不会被认定为异端分子的，因为他们游离在基督教教会之外，进而从严格意义上讲，也就无须解释自己的个人见解。尽管如此，《新约》中有些描述的确有损帝国威严，让这位骄傲的君主大为震怒。比如“异教如同通奸、不洁、淫乱、邪神崇拜、巫术、易怒、不和、谋杀、暴乱、酗酒一样罪恶可怕”，还有其他一些我不便在这里重复的不雅字眼。
于是，这便引发了二者间的误解和摩擦，而误解和摩擦又引发了新一轮的迫害。罗马的监狱再一次塞满了基督教囚犯，罗马的刽子手使殉道的人越来越多，血流成河，整座城充斥着血腥的味道，却仍然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最后，戴克里先在万般无奈之下，自动退位，回到了他的家乡——达尔马提亚海边的撒罗尼，在自家后院种起了大白菜，以此消磨时光，乐此不疲。
君士坦丁大帝
他的继任者放弃了继续实行压制政策，相反，既然不能以武力铲除邪恶的基督教徒，那就跟他们做笔生意，在最烂的牌局上打出最好的牌来，通过给他们点恩惠来换取他们的好感。
公元313年，基督教首次得到了官方的承认，这得归功于君士坦丁大帝。
或许哪天我们应该成立个“国际历史修正委员会”，凡是在自己名号前加了“大”字的皇帝、国王、主教、总统和市长，都得证明自己如何胜任这个称号。在这些选手中，有一位候选人需要我们特别注意，他就是之前提到的君士坦丁大帝。
这位粗鲁的塞尔维亚人曾策马扬鞭，从英格兰的约克镇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庭，欧洲的每一块战场都留下他挥舞长矛的身影，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小舅子和侄子（年仅七岁的小孩），还有其他几个地位卑微的亲属。尽管如此，当他的军队遇到劲敌马克森提乌斯时，惊恐万分之际向基督教求援，竟然获得了“摩西第二”的美名，后来还在亚美尼亚和俄国教会晋升至圣人的行列。他表面上接受了基督教，但他从生到死都是个野蛮人，甚至在临死之前还掏出蒸熟了的祭羊的内脏来占卜未来。但这些都被世人很体谅地忽略了，因为他颁布了著名的《米兰赦令》，保证了他心爱的基督徒臣民们“自由表达意见”和“自由集会，不受干扰”的权利。
我之前已经反复说过，四世纪上半叶的基督教领导人都是些头脑实际的政治家，当他们最后迫使皇帝签署了这部永远值得纪念的法令时，基督教的地位也就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教派荣升为了国教。但是，他们清楚这是怎样做到的，君士坦丁的继任者们当然也清楚，就算他们用华丽辞藻极力掩盖，但仍然遮掩不了这项交易最初的本质。
内斯特主教大声呼号道：“拯救我吧！伟大的君主！帮我从敌人手中解救出来，我会给予你天堂！站在我这边，消灭违背我们教义的敌人，我将站在你那边，消灭你的敌人作为回报！”
两千年来，历史上的交易屡见不鲜。
但像基督教这样厚颜无耻夺权的交易还是屈指可数的。
注释：
[1]古叙利亚首都，现为土耳其南部一城市，土耳其人称安塔基亚。
[2]在亚洲小亚细亚半岛和欧洲巴尔干半岛之间。
[3]博斯普鲁斯海峡南口西岸土耳其欧洲部分的细长海湾，构成伊斯坦布尔港口的一部分。
[4]罗马皇帝，249—251年在位，曾任元老院议员、执政官及多瑙河地区驻军长官，由部下拥立称帝。
[5]罗马皇帝，253—260年在位，迫害基督徒，处决教皇西克斯图斯二世（258），迎击入侵的波斯人，被俘（260），遭囚禁致死。
[6]罗马皇帝，161—180年在位，代表作《沉思录》。
[7]西罗马皇帝，367—383年在位，信奉基督教，执政末期沉溺狩猎，被暗杀。
[8]东罗马帝国皇帝，364—378年在位，击败西哥特人。对波斯人作战，与波斯人订立和约，在镇压西哥特人反叛时战败阵亡。
[9]罗马天主教教堂。
[10]战神马尔斯之子，罗马城的创建者，“王政时代”的第一个国王。
[11]亦译圣本尼狄克，意大利人，天主教隐修制度和本笃会创始人。
[12]罗马皇帝（284—305），由禁卫军部属拥戴登基，开创四帝分治局面，迫害基督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