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胡耀邦
我这一生在共青团系统工作的时间最长，共二十三年，从大学、区、市、省团委到团中央，可算是科班出身。胡耀邦同志从1953年到团中央任书记（后任第一书记），我与他当然有所接触，并从他那儿获得很多教益。
一
第一次看见耀邦同志是在1955年春。
当时我在青年团重庆市委任少年儿童部部长，到北京去参加全国第三次少年儿童工作会议。前两次会议确定了总的目标：把少年儿童培养成为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但执行起来，普遍存在对少年儿童过多强调老实听话，循规蹈矩的情况；掌握入队条件既高又严，还要“长期考验”，以致引起逆反的效果。这次会议强调了要培养少年儿童勇敢活泼的性格，正确掌握加入少先队（当时叫少儿队）的条件。
耀邦同志为这次会议做了总结报告。
耀邦同志显然经过认真思考，但讲的时候又是很随意的。他没有讲话稿，像与到会的人谈心似的，声音洪亮，加之以手势，极受欢迎。
他说：
说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表示我们对少年儿童的爱护。但他们长大了要担负建设新中国的任务，花朵经得起风吹雨打吗？光要少年儿童老实听话，当乖娃娃、小老头？当小绵羊、小兔子？不行！要把少年儿童培养成小狮子、小老虎。彭真同志、贺龙同志多次就这个问题提醒过我。
加入少先队的条件怎样掌握，听说大家讨论得热烈。有些地方，入队比入党还困难。我看这是对少先队这个组织的性质和目的是什么没有搞清楚。少先队是少年儿童的群众性组织，它的任务是把少年儿童组织起来进行教育。是组织小部分少年儿童还是组织大部分少年儿童？我看越多越好，把所有少年儿童组织起来最好。不要搞关门主义嘛！把入队条件掌握得那么严，一年发展几个人，将来要变成“零光蛋主义”。当然，入队过程就要进行教育，但更重要的是把少年儿童组织起来教育！
这次会议怎样传达？大张旗鼓，不要小手小脚。这几天气温下降，西伯利亚来了寒流，刮六级大风。我们传达，就刮它个五级、六级大风。做工作，只要看准了，就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像农村过年，杀大猪，过大年。
这次讲话距今已有四十二年，能回忆起这些要点，足见给我的印象之深。其中还有些生动的细节。例如讲到对少年儿童的要求，耀邦同志主张要搞得简单明了，让少年儿童能记住。如果太多，记不住就没有用了。他问：“《小学生守则》有多少条？”下面回答二十一条。他笑着说：“二十一条，这么多，记得住吗？不要说少年儿童记不住，恐怕教师、辅导员也记不住。这叫繁琐哲学。”他还风趣地说，“二十一条，袁世凯也有个二十一条。”可惜事后这句话引起了误会，听说有关部门的同志有意见，认为不该把《小学生守则》的二十一条与袁世凯的二十一条相提并论。其实，耀邦同志虽相提却没有“并论”。
耀邦同志如此熟悉少年儿童工作，简直是“行家里手”，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以后才知道，耀邦同志参加革命早，十六岁即担任苏区湘赣省委儿童局书记，以后还担任过苏区少共总书记。
二
1964年春，我调到共青团中央工作，在《辅导员》杂志社任总编辑。有一次耀邦同志邀团中央所属报刊和出版社的总编辑座谈，他在会上即席讲了很多话，至今我还记得一些。
在谈到少年儿童工作时，耀邦同志鼓励从事少年儿童工作的同志，在实践中研究理论问题。他说，马、恩主要是剖析资本主义社会，顾不上研究少年儿童工作；列宁夺取政权以后，不久即逝世；毛主席一生搞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也不可能有时间去研究少年儿童工作的理论。耀邦同志指着大家说，你们不要妄自菲薄，你们整天搞少年儿童工作，实践出真知，关键是你们不要只顾实际工作，要把实际工作上升为理论。
耀邦同志十分强调报纸、刊物和出版工作要抓重点。他说，每期报纸和刊物都要有一两篇重头文章。这些文章应该是青少年最关心的问题，写得要好，群众才有兴趣。不要脱离实际，不要不抓重点，不要怕花大力气。一个季度，总要丢几个“石头”引起波澜。半年或一年，一定要丢几个“大石头”，引起轩然大波，才会有影响。四平八稳，平均使用力量，隔靴搔痒，谁会注意你这张报纸、这个刊物、这家出版社？
无论报刊和书籍，都不要离开青少年的实际，这也是耀邦同志强调的。他笑眯眯地对一家报纸的总编辑说：“你们有一篇短文章，叫少年儿童不要喝生水。心是好的，注意卫生嘛！但办得到吗？绝大多数儿童在农村，有多少家庭烧开水给他们喝？农村的小孩，劳动累了，回家就用瓢从水缸盛满水，‘咕、咕、咕’几下就喝了。”耀邦同志望着在座的同志说，对青少年提要求，一定要符合实际才办得到。
耀邦同志这一次讲话（特别是讲工作方法的部分），对我的影响很大。粉碎“四人帮”以后，无论我在哪儿工作都很注意这一点。
三
1964年举行了共青团全国第九次代表大会。耀邦同志再次当选为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但不久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以后又因病回北京疗养。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北京的大中学校首先乱起来。按照党中央的意图，团中央派了大批领导和干部以工作组的名义进驻北京市的中学。可是《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一出，全国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许多中学生冲向团中央机关，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四处揪斗工作组成员。团中央机关干部也建立了“红卫兵”和各种战斗组织，揪斗各类“牛鬼蛇神”。我期待着上面表态，没想到上面竟下令“改组团中央书记处”。
几个月时间内，团中央机关成了北京市的批斗重点之一。机关内外，贴满揭发“三胡一王”（即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和王伟）的大字报。耀邦同志本来在生病，可以不管团中央的工作，但他看到团中央的领导遇到困难，便主动站出来，表示要与书记处同舟共济。江青趁机抓住耀邦同志不放，说：“这个‘红小鬼’是自己跳出来的。”每天有数千人最多上万人（主要是“大串联”的学生）来参观，挤得大院水泄不通。只要大院站满人，就有人高呼：“把胡耀邦揪出来示众！”于是由看管“三胡一王”的人把他们从机关大楼二层会议室的窗户揪出来，让他们站在一个类似阳台的地方，向“革命群众”认罪。从胡耀邦起，自报家门和交代“罪行”。最多的一天，被揪出来示众九次之多。可贵的是，耀邦同志承认自己学习不够，工作上有许多错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但从没有承认过是“三反分子”。
我那时早被机关群众揪出。虽没有被看管，但行动已受限制。
白天除劳动外，必须在办公室写检查。同在一栋大楼，对耀邦等被揪出的情景，听得见，看得到。当时，我已在共青团系统工作了十七年，耀邦同志在我心中有很高的威望。我和耀邦同志直接接触不多，但在干部中流传着的关于他的美谈，深深地印在我心里。几乎所有的团干部都说他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博览群书，知识面广；领会中央的精神快，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经常有独到和精辟的见解；做报告生动活泼，很少套话，极受欢迎。特别是耀邦同志平等待人讲民主，能听取不同的意见，不少干部敢于和他讨论问题，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不但不算“犯上”，还会得到他的赞扬。对某些政治运动中蒙受冤屈的同志，耀邦同志好打抱不平，他曾代表书记处向这些同志公开道歉，脱帽鞠躬。这样一个好的领导同志怎么会一下变成“三反分子”，受到这种侮辱？公道和天理到哪里去了！我想起国外的一些政变和反革命事件，既胆战心惊，又十分不平。
有一天中午我回家吃饭，刚下楼就看见耀邦同志被人从窗口揪出来，头被按得低低的。我不忍心看，匆忙走回家，坐在饭桌前。用手蒙住眼睛，眼泪一大串一大串地从指缝中流下来。
我爱人问我怎么了，我说：“不该这样整耀邦！”
不用说，我没有任何勇气出来表示不同的意见。“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改组团中央书记处是中央决定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我入党二十年，从要求“民主、自由”到信仰马列主义，再到迷信伟大领袖，愿做“驯服工具”，已经不敢独立思考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这个“指示”既搞乱了我的思想，又为自己找到某种“解脱”的借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要当天不斗争我，我做完劳动（无论扫厕所或蹬三轮），就下班回家，尽量不去考虑第二天的事。
我相信有不少干部和群众尊重和同情耀邦同志，只是我处于被审查的地位，没有人和我交换意见。但有一件事能说明问题：有一天“造反派”头头突然宣布要抓“叛徒”。原来耀邦同志在他的日记中记叙了一位群众对他的关心，问他每顿吃几两饭，身体好不好，令他感动。当时，我觉得耀邦同志太天真！已经被隔离审查，竟不知世事险恶，还写什么劳什子日记。
“大串联”停止后，对耀邦等同志的示众也取消了，改为大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大会不计其数。我不知听到多少揭发出来的耀邦同志的“罪行”。有人揭发他反对毛主席，证据是他说过“太阳也有黑点”。有人揭发他反对“林副主席”，证据是他反对无论什么事都要突出政治，说“游泳时要突出鼻子，不然就要呛水”。有人揭发他反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证据是他说过“康生这个人一贯‘左’”。有人揭发他反对“又红又专”，证据是他演讲时，讲“红”是假的，讲“专”才是真的。有人揭发他“生活特殊化”，证据是他有一次回家乡，想起小时候抓黄鳝，居然夜间打起火把去抓鳝鱼……不过，我听来听去也听不出耀邦同志有多大的“罪行”，大概我真是“修正主义的苗子”，物以类聚，嗅觉早不灵了。
在大批判的高潮中，我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耀邦同志“反对毛泽东思想”。依据是1964年耀邦同志给有关报刊总编辑的讲话，说毛主席既搞革命又搞建设，“不可能有时间研究少年儿童工作”。这种胡乱上纲的大字报，既是我“思想混乱”的表现，也是我人品污点的暴露。我没有顶住当时的压力，想借此划清界限，保自己。我对不起耀邦同志，尽管多次自责、忏悔，都无济于事。
四
“造反派”打内战的时候，两派都揪斗耀邦同志。1968年初，军代表进驻机关，美其名曰要把“牛鬼蛇神”集中起来学习，实际上是关押起来，实行所谓“群众专政”。
关押的地点是机关南院（后被称为“牛棚”）的一栋西式平房。门前有两棵大洋槐树。进门的一间系“专政小组”的办公室，里面的三四间房子一共关押大约二十多个“牛鬼”。
我有幸和耀邦同志关在一间屋子。同室还有四人，一共六人。大家睡在靠南墙的地铺上。屋子中间，有三张小桌子和六把椅子，供学习和写交代材料用。
南院有一个《专政条例》，主要是限制人身自由，不许外出（上厕所都必须得到批准），被关押的人不能互相交谈，等等。耀邦同志是团中央“最大的走资派”，几乎所有被关押的人都要和他划清界限，生怕和他沾边。
在南院的几个月里，找耀邦同志外调的人很多，似乎他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写材料。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天三顿饭，大家排队去食堂，饭后又排队回来。“专政小组”还故意找碴儿，在南院安排了两三次批斗耀邦同志的会。尽管人人都是“牛鬼”，是批斗的对象，但斗起耀邦同志来，总有些人不甘落后。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动机，也可能迫于压力讲的是违心之言，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
耀邦同志患有痔疮，每天早晚都要用药水洗。这样，早上他得先半小时起来，而且免不了有些声音。有人心理负担重，晚上睡不好觉，被耀邦同志惊醒后，多次指责他。有一天早上我先醒来，看到耀邦同志起身，轻手轻脚，十分小心。但可能他太紧张了，一不小心把铜盆摔在地上，所有的人都被惊醒。有人破口大骂：“胡耀邦，你这个人就是自私自利！你每晚上吃了安眠药倒床就打呼噜。我们好不容易睡了一会儿，你起来就把大家闹醒。光这一点就该斗争你！”
耀邦同志站在那儿，既委屈又尴尬。
有一次要到西郊劳动。前一天下午做语录牌，每人一个，用来挂在背包上。因为在劳动，看管松动一些。耀邦站在旁边，看人做语录牌。他忍不住评论：“你这个做得太花哨了。”
“胡耀邦！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做语录牌是政治任务，什么花哨不花哨？你对毛主席是什么感情？你以为自己还是第一书记，仍在指手画脚？”
耀邦同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但他解释不清。
一次我上厕所，亲耳听见有人向“造反派”头头告耀邦同志的状。
有一天我在看《北京日报》，第一版上横排着一篇社论，标题是“打倒谭震林！”耀邦同志看见了，来向我借报纸。我当然不敢借给他，摆了摆手，又用手指了一指“专政小组”办公室。他显得很失望。
耀邦同志的个子比较矮，我只比他高一点儿。凡排队，我们总在最后面，吃饭也常在一桌。因为我过去和耀邦同志少有接触，无嫌疑可避。有一次分配我们两人一起劳动，是在机关浴室附近一间房屋的墙壁上端，打通一个缺口。我记不清站在什么地方，反正容不下两人同时劳动。工具是一把锤子、一根短钢钎。耀邦同志说：“我们一人打几锤，一人劳动时，另一人就喘口气。”尽管没有谈别的事，但我们靠得很近，有一种亲切感。
一天下午，“造反派”的一个头头和一位解放军到南院，叫耀邦同志跟他们走。我以为是又有人找他外调了。过去每遇这种情况，耀邦同志总是立即收拾一下桌子，拿着《毛主席语录》就往外走，一般在吃晚饭前回来。这次也一样，只是把衣服的扣子扣错了。解放军提醒他，他才把扣子扣好。与以往不同的是他没有回来吃晚饭，不知为什么。晚上洗脚的时候，一位担任过耀邦秘书的同志悄悄问我：“耀邦为什么没有回来？”
当晚我已睡着了，大约近十二时，被两位解放军战士叫醒：“胡耀邦的被子在哪儿，把它卷起来。”
我听从命令，卷起耀邦同志的被子。他们抱起被子，把桌上耀邦同志的书籍和所写材料统统带走。我躺在地铺上，想不出耀邦同志被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耀邦同志从此离开了南院。看得出来，其他“牛鬼”也感到奇怪。不久，报纸刊登了中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消息。我恍然大悟，耀邦同志大概出席了这次会议。以后果然被证实了。据说因许多中央委员都被打倒，为凑足法定人数，耀邦同志被指定出席。既然出席了会议，当然也就“解放”了。
我在1969年3月才离开南院，还没“解放”。被关在南院的人大多数是团中央的部处级以上干部。回忆这个过程，深感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不仅思想被搞乱，人性也被扭曲了。
五
1969年4月，团中央干部被“一锅端”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五七干校”。耀邦同志参加了党的“九大”，稍后也到干校来劳动。
许多人为耀邦同志参加“九大”感到高兴。“造反派”头头却大肆宣传，要大家不要以为参加了“九大”的人就没有问题，还指手画脚地传达“九大”的小组会上对朱德、陈毅等同志的围攻。我听了心里很难受。
“不要以为胡耀邦参加‘九大’就没有问题了。他没有被选成中央委员。”为了进一步“消毒”，这个头头广为宣传：“我们问胡耀邦看见毛主席有什么想法？他居然说过去开会离毛主席很近，这一次离毛主席很远，没有看清楚。大家看胡耀邦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一种什么感情？”
我和耀邦同志不在一个连，基本上没有接触。按军代表的安排，耀邦同志到各连劳动和征求意见。我在二八连，曾看见耀邦同志，并向他问好。有天晚上他在我们连听取“走资派”对他的意见，我因临时被派工，没有参加。据参加了会议的“走资派”讲，耀邦同志一开始就说：“是我不好，我连累了你们，对不起你们。”我听了颇为感动。
有关耀邦同志的情况经常在干校中流传：耀邦同志在校部大会上做的检查很感人，好些同志当场就流了泪；耀邦同志劳动积极，插秧一天能插六分地，能扛很重的粮食麻袋往仓库送，还到几十里路以外去拉石头；耀邦同志的学习抓得紧，夏日高温，蚊子又多，晚上多数人在室外乘凉，他却在蚊帐里读《资本论》；耀邦同志与群众打成一片，一些小青年（印刷学校学生和干部子女）经常和他打打闹闹，叫他“老胡”，要他拿钱买糖请客；耀邦同志被评为“五好战士”；等等。这些正是耀邦同志的本色，是谁也抹不黑的。
以后，耀邦同志因健康状况不佳，回到北京。召开党的“十大”时，上面指定团中央只选一名年轻干部，没有耀邦同志。耀邦同志在北京闲居，读了大量的书。偶尔见报，也多是参加一些老同志的追悼会，而且排在最后：“还有生前友好胡耀邦。”
“文革”进行了四五年，许多人远不像初期那样狂热，不少人开始想问题。耀邦同志再次受到团中央干部的爱戴。1972年春他回北京探亲，不少人去看望他，我也是其中之一。耀邦同志的客厅很简单，一套旧沙发。客人来请喝茶，过年时有点水果糖和大花生，但很少有人动它们。倒是耀邦同志偶尔要剥花生吃。
一位同志重新分配工作，临行前去向耀邦同志告别，约我陪他去。耀邦同志得知他将回四川工作，显得高兴，讲了许多鼓励的话。他强调干部既然出来工作，群众就对你有期望，你就要敢于大胆工作。有的干部出来工作后，缩手缩脚，使群众失望。他问：“有些干部很消沉。消沉有什么用？沉到嘉陵江，沉到长江，再沉到太平洋？……”
当我提到耀邦同志解放初在川北行署工作时，引起了他的回忆。他眼里闪着光辉，不断用手摸着自己的头，兴奋地说：
“那时刚解放，很多人没有工作，土匪闹得很凶，老百姓拥护共产党，又害怕共产党待不长。怎么办？当时我就在行署所在地南充，大修房子，修百货大楼，修新华书店，既稳定了人心，又解决了部分失业问题。”
耀邦同志身处逆境，仍然十分关心国家的命运，我们深受鼓舞。不过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大形势没有变，耀邦同志的期望难以完全实现。
“耀邦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耀邦的精神的确很可贵！”
这是我们跨出耀邦同志家门后的对话。
我开始考虑自己今后的工作问题。估计军代表不会让我留在北京工作，能争取回四川最好。何况调我到北京工作时，我就向省委组织部表示将来在共青团工作“毕业”后，要回四川。有一次去胡克实同志家，遇见他在晋绥工作时的老战友苗前明同志（原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当时他已出来工作。我一说出自己的愿望，苗前明同志立即表示支持。这样，我给军代表写了报告，较快地得到批准。1973年6月，我从干校回到北京，并到耀邦同志家里去向他告别。
“您过去说，要把在共青团工作当成‘大学’来读。我在共青团工作了十七年，的确受到了很多教育。”那天我的心情很激动，几次哽咽得说不下去。“像朝气蓬勃，努力学习，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联系群众……都是在共青团工作中学到的。”耀邦同志说：“这都是我们党的好传统。”
这次谈话只有我们两人。耀邦同志主动对我说：“经过林彪事件，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党内的路线斗争很复杂，要独立思考，不要随风倒。没有认识清楚之前，可以思考，暂不表态。千万不要头脑发热、随风倒，更不能盲目地吹喇叭、抬轿子。”
“中央文革”曾指责团中央“修透了”，但我和许多同志并不这样看。我把耀邦同志这一次谈话当成在我共青团“大学”毕业“典礼”上校长的讲话。
我调回四川以后，没有机会和耀邦同志联系。我为他复出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感到高兴，又为他再一次被打倒感到难受。担任过耀邦同志秘书的戴云同志，当时在四机部工作，多次出差成都。我与他是“牛棚”中的患难之交，从他那儿能听到一些耀邦同志的消息。我曾经希望戴云劝劝耀邦同志，有些事少管、少表态。戴云不赞成我的意见，他说：“这也不管，那也不表态，胡耀邦就不是胡耀邦了！”
我放弃了自己的建议，从心底愿意耀邦同志永远保持他的本色。
六
粉碎“四人帮”以后，耀邦同志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中组部和中宣部工作。他组织和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是人所皆知的事。
我当时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出版社的同志解放思想，采取“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陆续出版了一些好书。我知道耀邦同志喜欢读书，不时选寄几本给他。不久得到他的秘书梁金泉同志给我写的回信：
你两次给耀邦同志寄的书都收到了。耀邦同志让我给你写一封信，向你表示感谢。如来京办事，欢迎来家说话。
既然欢迎“来家说话”，以后我到北京总想去看望耀邦同志。017有时约戴云一起去，有时单独去。不过我的心情很矛盾，既想去又怕打扰他。好在如果他有空，他就把我当成“送货上门”的调查研究对象。问工农业生产情况，了解某个人表现，征询某些问题的意见。既接见了我，又不浪费时间。他的问题，有的我能够回答，有的无法回答（如工农业生产情况），因此我也不敢多去看他，怕“考不及格”。
有一次我去看望耀邦同志，他问到老团干部廖伯康的情况。我说：“政策没有完全落实，但他工作的干劲一直很大。”
“这就好嘛！”耀邦同志赞许地说，“干部就是要干，不好好干算什么干部？”接着又问我，“你认为现在干部中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仅按自己平常的感觉回答：“前一段主要在落实干部政策，使大批蒙受冤屈的干部出来工作，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有些干部出来工作以后，想自己的问题（如职务、住房、子女安排等）过多，缺少干劲和奉献精神。”
“你说得对，有这个问题！”耀邦同志说。
另一次，我和戴云、丁磐石（原《中国青年》杂志社副总编）一起去看耀邦同志。那时他已到中组部工作，很忙。我们按时（大约在晚上八时半）到耀邦同志家，耀邦同志正在审批文件。稍等了一会儿，耀邦同志放下笔，兴致勃勃地和我们握手，并问：“今天谈点什么？”
谁也没有回答，耀邦同志自己讲起来。主要是说我们党成立以后面临两大任务：一是推翻三座大山，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二是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任务完成得很好，第二个任务却受到许多的干扰，特别是“十年浩劫”。这是很大的教训。现在思想明确了，得好好地干几十年。
“我是看不到那一天了。”耀邦同志说，不无遗憾。他望了望我们三人，对戴云和磐石说，“你们两人也可能看不见了。”然后对着我说，“李致，你年轻一点，有可能看得见。”其实我们三人的年纪差不多，不知哪一点使他产生了错觉。
“现在要抓紧时间好好干。”耀邦同志说，“我到中组部以后，连桥牌都没有打过了。”我们都知道耀邦同志过去爱打桥牌。
直到耀邦同志的秘书来提醒，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去。写到这里，我不禁怀念起戴云，他不幸在1980年逝世，年仅五十三岁。
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时，耀邦同志已到中宣部工作。闭幕式结束那天晚上，耀邦同志在中宣部、文化部联合举行的茶话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代表们纷纷去向他敬酒，我也是其中之一。当他发现我的时候，对我讲了一句话：“你们不要搞‘宫廷文学’。”
我完全不知道耀邦同志所说的意思，但当时人多，不便交谈。茶话会结束后，立即赶到耀邦同志家里。他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我说没有理解他刚才说的话。
“有关四川的古诗词，你们自己出版好了，”耀邦同志说，“何必一定要出毛主席圈阅的？”
原来是我们出版了《诗词若干首》，内容系1958年成都会议时毛主席所选出的咏四川的诗词，印发给参加会议同志阅读的。我向耀邦同志说明：“出版这本书的时候，还不许出版古诗词。我们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冲破这个禁区的。”
“总理的诗是他年轻时写的，用得着出那么多吗？”耀邦同志又问。
我回答说：“群众太尊敬和热爱总理了。有关总理的书都畅销，这是人心所向。”
耀邦同志没有坚持他的意见。经过交谈，互相理解。我免去了思想负担，但也受到提醒，更感激他对我们出版社的关怀。
四川出版了《在彭总身边》。这是彭总的警卫参谋景希珍口述，作家丁隆炎执笔的。这本书记叙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前后的一些感人事迹，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1979年9月，北京的几位朋友写信告诉我，耀邦同志最近在中宣部的一次会上说：“昨晚我躺在床上，一口气读完《在彭总身边》，写得很好，很感人。”可能与耀邦同志的讲话有关，许多报纸转载、许多电台广播了《在彭总身边》。
丁隆炎接着写了《最后的年月》。这本书忠实地记叙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彭德怀的残酷迫害，展现了彭总的高贵品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铁证。编辑流着眼泪审稿，工人流着眼泪排字，九天印出了四十万册。刚一发行，即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引起轰动。可是却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指责作者，以致暂停发行。出版社一再向上申诉，均无效果。没有办法，我只得去找耀邦同志。
耀邦同志听了我的陈述，显得有些犹豫。这是因为有不同意见，他感到难处。但我知道耀邦同志的为人，便据理力争。我说：“您叫我们出好书。现在好书出来了，又不许发行，而不准发行的理由又站不住脚。”
我望着耀邦同志。他终于表态了：“你们可以——”同时两只手各向左右摆动。但我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自己发嘛！”他说。
一股暖流传遍我的全身。我说不出任何感谢的话，尽管眼睛已经湿润。带着耀邦同志的意见回到成都，经过一年多的奋斗，主管部门最终准予内部发行。
不久，耀邦同志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从此我再没有去打扰他。
1997年8月6日
“不要叫首长，叫同志”
——怀念贺龙
成都解放四十周年了。
解放前，我只知道贺龙同志是一位身材魁伟的将军，被人称为中国的“夏伯阳”。我第一次看见贺龙同志，是在解放军与地下党会师的大会上。会师的地点在商业街国民党的励志社，即现在省委机关的东一楼。贺龙同志披着一件呢大衣走到台上，微笑着环顾到会的同志，他是那样的亲切随和，没有一点大首长的架子。他第一个讲话，欢庆成都的解放，肯定地下党同志为迎接解放所做的贡献，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建设新中国。他说，南下的解放军不熟悉情况，要向当地人民学习。并举例说，行军到四川，有的战士不知道吃橘子要剥皮，连橘皮一口咬下。这时，会场的人都哈哈大笑。
几天后，解放军和“地下社”社员会师，我又一次看见贺龙同志。地点在东胜街沙利文礼堂，即现在成都市政协礼堂。“地下社”是解放前地下党直接领导的青年秘密组织，相当于现在的共青团。那一天，会议议程用纸写好，贴在后面的墙壁上。我担任“司仪”，一项一项地宣布议程。当我正要宣布“请首长讲话”的时候，贺龙同志突然说：
“不要叫首长，叫同志！”
我一下不知所措了。直望着青年团市工委的书记史立言，用眼光征询他怎么办。
“当然是请首长讲话！”
台下的同志听见台上的讲话，都用关注的眼光望着我们。
在这两难的情况下，我“兼而有之”地宣布：
“请首长同志讲话！”
贺龙同志笑着站起来讲话，把我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没想到贺龙同志竟从“首长”的问题讲了下去。
“什么‘手掌’‘脚掌’啊！”
我已经记不清楚贺龙同志的原话。大意是说，共产党和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无论担任什么职务，大家都是同志，一律平等。对人民群众，他只是同志，不是什么首长。所以一进城，他首先接见工人和农民代表。他还说，至于某些国民党将领要求见他，他倒要摆个“架势”出来，像个“首长”，表示劳动人民当家做主。
这真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讲话。我在旧社会生活了二十年，看见过许多国民党的军、警、宪横行霸道，欺压人民。至于那些达官贵人，更是威风凛凛，不可一世。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国民党省教育厅厅长到学校训话，只因为学生没有记笔记，便把大家臭骂了一顿。在高中的最后一期，因为反对内战，我被学校暗中开除。到了重庆，又因身份不明，被宪兵抓去关了几天。现在解放了，赫赫有名的贺龙将军，竟和我们这些普通的青年人推心置腹地讲这些既是最珍贵又是极普通的道理。这些话，像一股股热流温暖了我的心。
这两次会师都是我带领喊口号，我高声地、发自内心地喊出了自己的感情：
“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贺龙同志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党的高级领导人，他的讲话是我在新中国成立后所接受的第一次党课。党和人民群众应该有血肉的联系，这是贺龙同志教给我的，这也是我几十年来喜欢称同志的原因。“文革”初期，江青一伙被人称为“首长”而不脸红；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贺龙同志却被诬蔑为“大土匪”。仅这一点就引起了我对“文革”的怀疑。我无论怎样也想不通！
经过四十年的沧桑，我也年近花甲。无论过去或现在，只要我一想起贺龙同志的讲话，都会不可遏制地激动。贺龙同志去世了，我再也不能聆听他讲话了。
我只有在心里对他说：“贺龙同志！我会永远记住你的话！”
1989年11月6日
总司令慈祥地挥手
1963年春，共青团四川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成都召开。在安排全体代表合影那一天，我们得到通知：朱德同志要来接见所有代表，并与代表们合影。这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朱德同志是大家敬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我小时候就知道有“朱、毛”。1949年冬，我们组织群众欢迎解放军入城，部队高举着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同志的形象经常出现在新闻电影上，但我一直没有机会看见他。50年代，朱总司令视察重庆第二钢铁厂，我爱人在该厂工作，并有幸参加与总司令合影。我非常羡慕她有此幸运。
我是这次代表大会的副秘书长，并负责组织这一次合影活动。当时，全体代表都遵守规定，有秩序地站在半圆形的站台上。仅前排留下总司令与省委领导同志的座位。大家都精神抖擞地期待着。
我作为指挥，站在汽车必经之路上。
总司令按预定时间到达。他身材魁伟，面带慈祥的笑容，一下车就向大家挥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立即走过去迎接，一双巨大温暖的手紧握着我的手，我感到幸福极了。当然我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协助团省委书记李培根，把总司令及省委领导引向他们的座位。
所有代表长时间鼓掌向总司令致敬。
我立即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等待摄影。摄影机从左向右开始转动，全场鸦雀无声。本来几分钟即可完成，但摄影机转动了一半突然不动了。
只见几位摄影师忙着检查，但机子就是不动。我跑过去询问，果然是机子出问题了，我立即把这个情况向培根同志报告。培根与省委领导商量，决定请总司令先到会议室休息，所有代表则原地等候。
几位摄影师急得满头大汗，但问题的所在却没有找到。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过去了，没有结果。与秘书长易难、副秘书长彭宗萍商量，都认为不能无限制地等下去，我向培根同志请示怎么办。
培根同志如实向总司令和省委领导报告，我听他带着歉意检讨说：“没有查出原因，机子一下修不好！”
朱总司令笑着说：“过几天修好了再来照吧！”
省委领导和培根陪同总司令离开会场。所有代表仍站在原地，再一次热烈鼓掌欢送。总司令慈祥地向大家挥手告别。
谁也没有料到机子会临时出问题。培根同志和我们这个秘书班子都感到工作没有做好，让总司令白跑一趟。培根总结经验：“为什么不准备两部摄影机呢？这样即使出了问题，还有后备。”是呀，这个意见太好了，以后一定要有两手准备。可是当时我们都很年轻，谁也没有这种经历。后来摄影师找到了问题所在，原来摄影机被一个螺丝钉卡住了。
当时，解放军宣传的几个先进人物，都有一条：“甘当螺丝钉”。这一次，问题正好出在螺丝钉上。培根同志讲话一贯善于运用典型事例。从此，我经常听他在讲“螺丝钉精神”时，列举这次照相的事例。
几天后，总司令再次来和所有代表一起照相。我一直担心机子出问题，没有心思再去争取握手。这一次很顺利，几分钟即照好了。代表们因多一次机会见到总司令，不停地热烈鼓掌，总司令慈祥地挥手向大家致意。
与总司令合影的照片，我一直珍藏着。“文革”时我在团中央工作，造反派抄家把照片拿走，然后石沉大海。可是，总司令与我们合影的故事以及他慈祥地挥手的样子，却深深印在我脑海里，永不消失。
1998年8月16日
岚山周恩来诗碑
日本京都风景区岚山，有一座周恩来诗碑。
诗碑上刻着周恩来所写的《雨中岚山》。全文是：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愈觉姣妍。
1917年9月至1919年4月，周恩来留学日本，最后半年时间在京都生活。周恩来原打算在京都大学学习河上肇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向学校提出了申请。但当他看到祖国正面临存亡的关头，在“五四运动”前夕毅然回国。回国前，他来到岚山，写下这首诗。后刊于《觉悟》创刊号。
周恩来战斗的一生和高尚的人品，受到世人的敬爱。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人民群众冲破“四人帮”的禁锢，自发地表达了各种哀悼。“京城处处皆白花/风吹热泪洒万家/从今岁岁断肠日/定是年年1月八”。《天安门诗抄》中的这首诗，表达了众多人的心情。我至今仍保存着总理逝世当天的日历，保存着哀悼总理的黑袖纱，保存着看总理逝世影片的入场券。“四人帮”被粉碎后，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总理诗十七首》（发行上百万册），其中收录了《雨中岚山》。1979年4月得知，刻有《雨中岚山》的诗碑在岚山举行了揭碑仪式。
1985年，我随四川出版代表团访问日本。行程中安排有京都。4月22日下午，我们到了岚山公园。这个公园很大，我们首先来到周恩来诗碑前。诗碑是一块深褐色的天然巨石，这是京都名石“鞍马石”。诗碑矗立在天然石块镶砌成的碑座上。碑身、碑座与周围的树木融为一体，仿若天成。读着周总理在年轻时代“为生民立命”的诗句，我想起当年举行的周总理追悼会，仿佛听见群众发自内心的哭声。也想起为出版《周总理诗十七首》，同事们所做的各种努力，以及读者购书的热情。碑前有一束鲜花，我后悔没带鲜花来。不过，我的心是赤诚的。
近来，翻看当天日记，有这样几句话：“我真舍不得离开这里。我希望还有机会来，全家人来，至少待上一天。但不知这个愿望何年何月才能实现？……”
无论时间怎样流逝，都冲不淡人们热爱周总理的深情！
2008年1月3日，周总理逝世纪念日前五天
杨尚昆同志二三事
——纪念尚昆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我是通过张爱萍同志认识尚昆同志的。
尚昆同志和张爱萍同志都是老一辈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但由于他们平易近人和我们这一代人的习惯，我长期称他们为同志。直到后期才改称张爱萍同志为张老。
我和尚昆同志接触的次数不多，但有几件事印象很深。
支持我们当出版家
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川版书曾有过一段“辉煌”时期，在全国颇有影响。1986年，在参加全国书展期间，我们在北京举办了川版书书展。尚昆同志和张爱萍同志参观了书展并参加了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我代表四川出版总社做了汇报。其中谈到我们的指导思想：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也不做出版官。这是著名诗人冯至对四川人民出版社称赞的话，我们接过这个话，把它作为出版社的座右铭。当时，颇有一些非议，认为我们思想保守，不敢言“商”，落后于时代。其实，我们并不忽视经济效益，而且还总结了几句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方。该赚就赚，该赔就赔。赚，是薄利多销，不是越多越好。赔，是能不赔就不赔，能少赔就不多赔。统一核算，以赢补亏。按这个原则，我们不仅出了许多好书，修了职工宿舍，还盖了十二层高的办公大楼，这在当时的出版界是少有的。
尚昆同志在座谈会上讲了话。他充分肯定了我们要“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也不做出版官”的奋斗目标。他说，书籍不同于一般商品，它既有商品的属性在市场流通，又有意识形态的属性能影响人的思想，不能因单纯追求利润而出坏书。
听了尚昆同志的讲话，出版社的同志坚定了信心。当时，在全国出版界，有的主张“既当出版商又当出版家”，有的主张“先当出版商后当出版家”。为避免无谓的争论，不搞文字游戏，我们强调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力求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事实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
主张演川剧折子戏《滚灯》
尚昆同志和张爱萍同志都关心川剧的振兴。
无论是川剧团到北京演出，还是尚昆同志和张爱萍同志到成都、重庆视察，他们都爱看川剧。
1985年，川剧晋京演出，尚昆同志和张爱萍同志看了《巴山秀才》《绣襦记》《〈丑公公〉和〈八郎回营〉》三场演出。在会见十三位川剧老艺人时，尚昆同志问川剧名丑陈全波：“你还演《滚灯》吗？”
陈全波答：“年纪大了，体力不行。”
尚昆同志说：“可以教学生嘛！”
“文革”期间，所有戏曲的传统剧目被定为“封”（即封建主义）遭禁演。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小平同志在成都看了川剧的传统折子戏，新华社向全国发了消息，这才解冻。但思想解放有个过程，有时心有余悸。文化部门有位同志趁机问：“有人担心这个戏的内容……”
尚昆同志笑了，他说：“旧社会的公子哥儿，吃喝嫖赌的不少。老婆反对，给予处罚，有什么不可以？”
这以后，《滚灯》上演，在国内外大受欢迎。
懂不懂“吃雷”？
“三三一”惨案，是1927年地方军阀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镇压人民群众反对英帝国主义炮轰南京而制造的血案。1987年，重庆举行“三三一”惨案六十周年纪念会，我知道尚昆同志将出席这次会议。
我也去重庆出席这次会议。途经大足县，我们参观了著名的大足石刻。郭县长为我们做了解说，并托我把新出版的画册《大足石刻》送给尚昆同志。
在重庆，我陪尚昆同志看了川剧。
我对尚昆同志说：“大足县的郭县长托我送一本《大足石刻》画册给您。”
尚昆同志说：“我已经有了，你留着吧！”
“不行，”我赶紧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不交给您，人家会说我‘吃雷’了。”
一听家乡土话“吃雷”，尚昆同志哈哈大笑。
“我很久没有听见‘吃雷’这个话了。”尚昆同志说，并问他身边从北京来的同志：“你们知道什么叫‘吃雷’吗？”
身边的同志没有人知道。
尚昆同志说：“这是我们家乡的话，它是说这个人胆子大，大得连‘雷’都敢吃！”他又爽朗地笑了。
我虽是四川人，过去只知道“吃雷”是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即四川话“打来吃起”。尚昆同志的解释，让我知道了它更准确、更风趣的含义。
2007年4月2日
我所知道的张爱萍[2]
张爱萍是老一辈革命家。无论在战争年代、建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中，张老都有许多传奇的故事。这几年先后出版的《张爱萍在1975年》和《张爱萍传》记录了张老光辉的一生。我与张老接触有二十年，对他的为人有所感受。
既是将军，又是诗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常在报纸上读到张老的诗词。当时我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正计划出老一辈革命家的诗集。在出版《罗瑞卿诗选》时，我们也准备出版张老的诗选。
第一次与张老接触，是在北京张老家。因为没有电话号码，无法事先约定时间。我只好凭共青团干部的那股劲儿，直接闯到张老的家去了。这是一个普通独院，朴实清洁，毫不起眼，反映了主人人民公仆的本色。张老正要出门开会，汽车停在他身边。我立即自报家门，说明来意。
“你们要出我的诗集？”张老穿一身灰色的军便装，笑着用纯正的四川话说，“我那个算什么诗？豆豉、萝卜丝……”
我缠住张老不放，张老只得把我介绍给他的夫人李又兰大姐。又兰大姐既文雅又坚定，一口咬定说张老的诗大多即兴而作，还得修改，现在不能出集子。我当然毫不松口。最后达成“一年后再说”的协议。有这个协议就不错了：放长线钓“大鱼”嘛！
1983年夏，张老到成都，我去金牛宾馆看望他，一起在室外散步。张老拄一手杖——“文革”中长达五年多的“牛棚”生活，张老备受摧残，摔在水泥地上，以致股骨颈骨折。当谈到诗集时，张老告诉我他的好些诗词是在“牛棚”即兴吟哦而成。或用撕下的报纸，或用抚平的香烟盒，很快地记下来，藏在床垫下，趁换季时塞进衣服，悄悄带给又兰大姐的。如此来之不易，使我更为珍惜，下决心一定要出版张老的诗集。
缠了几年，1986年，四川终于出版了张老的诗集《纪事篇》。张老和大姐一再说，这些谈不上是诗词，不过是纪事而已。集子共收诗词一百六十多首，为1928年夏至1986年8月间所作。出版前，张老要我写序，我不敢承担这个重任，只写了《出版前言》说明出书的一些过程。又兰大姐在《后记》里说：“经原四川人民出版社李致同志再三鼓励、催促才得以问世。”后来张老的诗词、书法、摄影选集《神剑之歌》出版，还重刊了《纪事篇》的《后记》，这使我深感不安。
对川剧艺术的深厚之情
我在1982年底调省委宣传部，重点参与了振兴川剧的工作。
张老对川剧艺术有极其深厚的感情。他每次到四川视察工作，都要看川剧。不仅看省、市川剧团的演出，还要看区、县川剧团的演出。看了老艺人的表演，又看中青年演员的表演，还看娃娃班的表演。除了在正规剧场看，也爱听演员即兴清唱。不仅在四川看，川剧团上北京演出也每请必到。又兰大姐虽不是四川人，但因文化修养高，对川剧有同样浓厚的兴趣。
1983年第一次振兴川剧会演，正值张老来成都视察工作。他兴致勃勃地填词一首，送给大会：
乡音喜闻乐见
古曲今开新面
群星汇蓉城
百花齐放艺湛
堪羡堪羡
天府新秀千万
张老非常关心振兴川剧之举。他赞同“抢救、继承、改革、发展”的方针，强调这八个字是统一的整体。张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强调戏曲要加快节奏，减少不必要的过场戏，不宜唱了又帮，帮了又唱。张老支持在创新上做探索。《芙蓉花仙》初演，非议不少。我们陪张老看后，张老基本肯定，并要他们在大胆改革时注意川剧特点，万变不离其宗。魏明伦笔下的潘金莲，曾受到一些指责。张老则认为魏明伦写出了潘金莲的变化过程，加以肯定。张老还十分关心现代戏的创作。
川剧界常出现一些矛盾。张老多次强调团结的重要性。他说，要改变旧的行会风气，变文人相轻为文人相亲。张老为省川剧院两位著名旦角张巧凤与左清飞书写了“双凤齐飞”四字，对她们起了很好的激励作用。张老广交朋友，无论剧作家、导演，还是老中青三代演员，都乐意与张老接触，为张老演出或清唱，听取张老的教诲，从张老的言行中汲取营养。张老对广大川剧工作者，既有言教，又有身教。
支持建立“文革”博物馆
1983年张老来成都，恰逢《巴金选集》（十卷本）在四川出版。我代表出版社送给张老和又兰大姐一套《巴金选集》。张老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读巴金的书。
1986年，巴老通过他的《随想录》，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巴老说：“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历史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说：“只有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巴老的建议代表了人民的心愿，得到许多人的拥护。
当年我去北京时，张老特意对我说：“请你转告巴老，我非常赞成他的建议，成立‘文革’博物馆。否则若干年后，年轻人对什么叫‘文化大革命’都不知道了。”
张老是国务院副总理（后为国务委员），他的赞同有特殊的含义。它充分说明了张老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我听了很感动。这件事加深了我对张老的理解，更增加了我对张老的敬意。
我很快把张老的意见转达给巴老。在我的记忆中，张老以后又有三次重申了赞成巴老关于成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
1987年金秋10月，巴老回到他阔别了十七年的故乡成都，住在金牛宾馆。几天后，张老来成都视察工作，也住在金牛宾馆。我去看望张老和又兰大姐，向他们报告巴老也住在这里。张老和又兰大姐听了很高兴，立即表示并坚持第二天上午要去看望巴老。
第二天上午九时半，张老和又兰大姐来到巴老住处。他们亲切地握手问好。在场的还有沙汀老人，巴老的女儿和女婿。张老再一次表示年轻时就喜欢读巴老的小说，巴老则说自己当时是“乱写”的。张老还谈到50年代参观过巴老在正通顺街的旧居，对后来拆掉旧居表示遗憾。巴老则说拆掉就算了，不值得花国家的钱来重建。……这是一次难得的相会，我为他们的谈话录了音，可惜“觉悟”得晚了一点，刚开始的谈话没录下来。
张老是戏曲界的老朋友。他和又兰大姐每次来成都，川剧界和曲艺界的朋友总要来看望他们。我当时在省委宣传部分管文艺工作，趁此机会组织联欢。张老知道我们的安排后，邀请巴老参加，巴老欣然应邀。
几天内，张老和巴老连续三次看了川剧和曲艺。巴老喜爱乡音，认为是难得的机会，一直坚持看到底。张老怕巴老坐得太久，多次请巴老根据身体情况灵活自便。
以后，尽管张老和巴老没有机会再见面，但张老一直关心巴老的健康。有一次张老对我说：“巴老在国内外都有影响，现在年事已高。他说的每一句话，你们都要把它记录下来。”我深切地感到，这既是张老对巴老的尊重，也是张老对整个知识分子的关怀。
不要把人格变成商品
张老是长辈，在他面前我没有顾虑，想不明白的事情或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向张老和又兰大姐请教。
有段时间出现“经商热”，似乎以“下海”为荣。一些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也办起公司，大做生意，甚至赔掉了一些国家拨款或基金。上班时也不乏有人三五成堆研究股市升降情况，心不在工作上面。电视上还出现过大学教授上街去卖袜子的节目，引起不少人的反感。80年代末，一次在北京见到张老，我忍不住谈到这些问题。
张老的态度十分鲜明，反对党政机关和部队经商。他说早在1985年，他就写信给国防科工委党委，提出过这个问题，反对部队经商，几年后又把这封信送到中顾委。张老一时没找到这封信，但我回成都不久就收到张老寄来的这信的复印件。
张老在信里提出：“有些人要去搞企业、公司、经商，就让他们离开军队或政府去搞好了。这种官商或军商，实不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干的，只有军阀国民党可以。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在谈到国防科工委机关时，张老说：“不去向科学技术高峰攀登，而热衷于赚钱，实在可悲！”还说，“尽管技术作为商品，从个人品德修养来说，也应培养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应有高尚的品德情操，不要把自己个人的人格也变成商品。”我自己长期以来，有句警醒自己的话：“勿以名利自蒙耻”，不知以为然否？
在复印件上，张老还写了一句话：“李致同志：你要这份文件，现送上，请提意见。张”望着张老的字，我极为感动。张老要我提意见，我还有什么意见？我举双手拥护张老的主张，并深受教育。“不要把自己的人格变成商品”“勿以名利自蒙耻”，这两句话成为我的座右铭。
关心人，平易近人
我今年七十有二，参加革命五十五年。在中央机关或省委部门，与大大小小的领导接触也不算少。有的人官大架子大。或是本来还不错，但“一阔脸就变”；或是区别对象，对上毕恭毕敬，对下净打官腔。而与张老接触二十年，深感到他老人家始终如一地关心人，平易近人。
张秀熟老人，曾经是张（爱萍）老的老师。张老对秀老的尊敬，始终如一。当秀老近百岁时，张老曾要我陪他去拜望秀老。两位老人坐在一起，张老问寒问暖，体贴入微。秀老行动不便，靠轮椅行动。张老去摸摸轮椅，发现靠背和坐垫比较硬，便向有关部门建议为秀老做一个沙发式的轮椅。张老怕没落实，离开成都时要我半月后去秀老家看看轮椅做好没有。直到半月后我去秀老家看见了新轮椅，打电话向张老报告，张老才放心。
张老是将军，却乐意与文化人交朋友。省诗书画院，是张老和启龙、杨超等老同志倡导建立的。张老凡来成都，总与画家交往，并帮助成都市画院解决一些困难。有一次帮市画院要了一些维修费，怕不落实，也要我到时去院长朱佩君那儿问问，并向他报告。川剧演员更不用说了。有一次名丑笑非得脑溢血，影响到腿发麻。笑非的两个儿子写信向张老反映情况，张老立即批给许川和我，要我们关心。幸好我们早去看过笑非，建议他做脑部CT，并帮助他转到省医院治疗。
我个人的感受更深。张老来成都会打电话找我，我到北京必向他和大姐报到。对我来说，张老既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长辈和朋友。我在张老和大姐面前能敞开心扉，敢于直言。张老和大姐对我的关心，延伸到我的家人。大姐曾邀我的老伴一起去德阳看划龙舟。我女儿多次随我去看望张老和李阿姨。我儿子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时，张老把他女儿小艾的地址给我，以便我儿子和小艾联系，而且说：“这样，我们以后就能成为世交了。”以后我的女儿、女婿和儿子，都先后去北京看望过张老和李阿姨。当张老和大姐知道我的外孙在北京读大学时，也叫我把外孙带去玩。大姐很喜爱我外孙，慈爱地摸摸他健壮的身体，让他带一大包橘子和花生回学校去吃。
我每次去看张老和大姐都有很多话要说，但又怕占用二老过多的时间，话总是没有说完。1999年4月我去北京开会时去看张老，因时间不长，临走时张老要我第二天下午再去，可我却安排不过来。张老在室外拉着我的手不放。天有一点冷，但一股股热流，通过张老的手温暖了我全身。又兰大姐来解了围，我才得以上车。坐在车上看见张老和大姐仍站在室外挥手，真令我终生难忘。
2001年1月15日
附记
张老逝世，我和家人极感悲痛。我儿子和女婿代表全家到张老灵堂悼念。不久收到又兰大姐的答谢卡，卡里的纸片上印着这样的话：“在送别爱萍远行的日子里，感谢您对他的情谊和对我们全家的关爱。”封面是张老的遗像：绿竹丛中，张老像平日那样穿着浅灰色的军便装，没有系纽扣，拄着手杖，慈祥地微笑着。我真想伸出手去，紧紧地握住张老的手。这一次，是我不再松开了……
2004年2月24日晨
探又兰大姐
汽车在北京北五环路上向西山奔驰。
我们一行是去看望张爱萍将军的夫人李又兰大姐的。上世纪70年代，我在出版社工作，因向爱萍同志约稿而认识他们。二十多年来，张老和又兰大姐既我的长辈，又是我的朋友。我从他们两位身上，获得不少教益。
几年前，为倾诉自己的感情，我写了一篇散文叫《我所知道的张爱萍》。文章结尾写到1999年4月的一天，与张老分别时他拉着我的手不放，要我答应第二天再去他家。室外天寒，我怕张老受凉，不知如何作答。又兰大姐来解围，说我第二年张老九十寿辰时一定会来，张老才松手。没想到这次分手，竟成了我和张老的诀别。
我早从北京的友人那里听到张老生病住院的消息。为避免干扰，我没有打电话去询问，感情上也不愿这个消息得到证实。直到去年巴老九十九岁华诞，又兰大姐代表张老打电话来祝贺，我才忍不住问了张老的情况，大姐说：“也是靠药物和医疗器械维持生命。”
张老于2003年7月5日逝世。我很痛苦，也能想象又兰大姐的心情。除了通知当时在北京的儿子和女婿去灵堂吊唁，我给又兰大姐写了一封短信：“张老逝世，我们全家悲痛。一下找不出适当的话来安慰您。请您和子女节哀，保重身体。人们不会忘记张老，将永远学习他高尚的人品。”尽管如此，我仍思念着大姐。
不久，我收到一封张爱萍治丧委员会的信。信封的字是又兰大姐写的。里面有一张纪念卡，印着张老的彩色相片：张老微笑着，穿着浅灰色的军便装，没有系纽扣，右手拄着手杖，身后是翠绿的竹叶。这正是向张老遗体告别时灵堂所悬挂的那张遗像。卡内一张纸印有：“在送别爱萍远行的日子里，感谢您对他的情谊和对我们全家的关爱。”简短的两句话，深情和感激跃然纸上。
汽车到达西山又兰大姐的住处。
进入客厅，又兰大姐拥抱了我，又拥抱了我女儿，并与同去看望她的人——我女婿、女婿的母亲、我妻子的堂妹一一握手。大姐的精神不错，仍然是那样文雅谦和。
客厅墙壁上挂着张老的相片，就是我前面所描述的那一张。我既感到亲切，又感到难受。我想起张老历次热情地欢迎我，更忘不了最后一次他在室外拉着我的手不放……我的眼睛润湿了，喉咙也像哽着什么，说不出话。
好在又兰大姐询问我的妻子、儿子和外孙的情况，才打破僵局。又兰大姐又问到巴老的情况。过去我每一次来，她和张老都会问巴老的情况。
我概述了巴老的近况：靠药物和医疗器械维持生命，心脑血管没问题，病情相对稳定。并说我们即将去上海，庆贺巴老百岁生日。
大姐提到“文革”博物馆仍未建立。
巴老在1986年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张老和又兰大姐极为支持。张老多次要我转告巴老：他支持建立“文革”博物馆，让子孙后代永不忘记这场历史灾难和教训。以后，征得张老同意，我把张老的支持，写入我的散文《我所知道的张爱萍》，公之于世。
“不应该忘却这段历史。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巴老进入百岁。‘文革’博物馆没建立，可能是他最大的遗憾。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不建立‘文革’博物馆。”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了’。”
大家议论纷纷。这时，又兰大姐的二儿子和儿媳到来。他说起现在有个“文革”的网站，参与讨论的网民中，还有人认为只有“文革”这种“大民主”，才能反对腐败，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现象表明了许多年轻人不了解“文革”。反腐倡廉，克服官僚主义，并没有错。但能用“文革”这种“大民主”来解决么？十年浩劫，“造反有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四人帮”争权夺利，践踏人权，毁灭文化，生产停滞，经济濒于崩溃。……还能让它重演吗？
又兰大姐说：“还得建立‘文革’博物馆，牢记这段历史。”
我们刚来的时候，又兰大姐的小儿媳一直在照顾她。后来二儿子夫妇回家，我们才意识到今天是休息日。又兰大姐说其他子女和孙辈也要回来。为了不影响大姐的家庭团聚，我提出让又兰大姐休息了。按照惯例，临别前合影留念。大家站在张老的照片前，就像过去围在张老的身边。由于我们都喜欢墙上这张张老的照片，又兰大姐请她的小儿媳妇拿出几张送给我们。这张相片是小艾设计的。小艾是张老和又兰大姐的女儿，搞艺术的，曾在美国留学。张老和又兰大姐都喜欢她，我还记得张老在一首《惜别》的词中写道：“人未走，已盼归。”
又兰大姐把我们送到室外，一再嘱咐我争取机会再来北京。她再次拥抱了我女儿。我们则请她保重身体。我们上了车，大姐仍在挥手。
汽车在北五环路上向市区奔去。
我们仍在回忆又兰大姐，都为她精神好、身体健康而感到高兴。我女婿的母亲第一次与又兰大姐会面，对大姐的平易近人感受很深。会见时谈到她擅长国画，大姐特意为此与她交谈，并希望能得到她的一幅画。我说，尽管又兰大姐和我最熟，但若有他人在场，她都会与每一个人说上几句话，不让任何人感到冷落。过去，无论见面、写信或通电话，她会一一问到我家里的每一个成员。谈到川剧和绘画，她也会询问有关艺术家的情况。不过，无论当年请她同意出版张老的诗集，还是现在求大姐的墨宝，都非常困难。大姐非常尊重人，自己却很谦逊，这是她人格魅力的体现。言犹未尽，直到回到住处，我还沉浸在与大姐会面的气氛里。
这天，是2003年10月19日。
2004年初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