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君士坦丁堡，父亲是宫里的翻译，同时经营着一家卖香料和丝绸的店铺，因此收入颇为丰厚。他让我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一方面亲自教我，一方面还请一位老师给我授课。开始时他打算让我接管他的商店，可后来我表现出了出乎他意料的才能，他接受亲友们的劝告，便改变初衷，决定培养我成为一名医生。因为只需比那些卖嘴皮子的走方郎中稍微多一点真才实学，在君士坦丁堡做大夫就可以发迹。当时有许多法兰克人在我家进出，其中一个就劝我父亲送我去他的国家，送我去巴黎城学习医术，说在那儿上这种学不但免费，而且效果也最好。他并且愿意顺便带我走，不需要任何报酬。父亲年轻时也曾远游，很快便把事情定了下来，法兰克人告诉我可以用三个月时间做准备。能够去外国看看，我高兴得要死。
法兰克人终于办完了他的事，做好了旅行准备。在动身的前一天晚上，父亲把我领进他的小卧室。只见在室内的桌子上，摆着一些漂亮的衣服和武器。但最吸引我目光的，却是一大堆金币，要知道我有生以来还从未见过这么多钱集中在一起啊。父亲拥抱了我，然后说：
“瞧，孩子，我为你备办了旅途穿的衣服。那些武器也归你，它们可是我当年出国远游时，你祖父亲自给我挂在腰间的呵。我知道你会使，可是除非遭到进攻，千万别在任何时候动用它们，要是非用不可，就用出个样子。我的财产不多；你瞧，我把它分成了三份，一份归你，一份留给我维持生活和应急，而还有一份对于我来说就神圣不可侵犯，那是在你危难之时救你急的！”我的老父亲这么说着说着，泪水已经盈满眼眶，也许是预感到了我再也见不着他老人家了吧。
一路顺风，我们很快到了法兰克人的国度，随后又走了六天，便抵达了大都市巴黎。在城里一位法兰克朋友租给我一间房子，并且建议我小心使用我带来的钱，它们总共是两千金币。我在巴黎生活了三年，学到了一个能干的医生必须通晓的一切。可是，如果我说我喜欢在那儿的生活，那我必定是在撒谎，因为我看不惯那里的民风，再说好朋友也很少，虽然它们都是些高尚的年轻人。
我心中的思乡之情终于变得十分强烈，整整三年我一点也没有父亲的消息，于是抓住一个有利的机会便踏上了归途。
这机会就是法兰克王国准备向土耳其宫中派遣使节。我应征当上了随使的外科医生，幸运地回到了君士坦丁堡。然而我发现父亲的房子上了锁，邻里们看见我都很惊讶，告诉我父亲在两个月前去世了。那位小时候教过我的老师给我送来钥匙，我形单影只地走进冷清的家中。一切的摆设仍像我父亲在世时一个样，只是父亲答应留给我的那笔钱没有了。我问老师是怎么回事，这老头鞠了一躬，回答说：
“令尊死时成了一位圣人，因为他把自己的钱捐了出来。”
这事我当时不理解，始终不理解，然而不理解又能怎样？我没有任何可以对付他的证词，只得庆幸他还没有把我父亲的住宅和商店也视为给他的合法遗产。
这是我遭遇的第一桩不幸。从此以后便打击接着打击。由于我不像江湖郎中那样卖嘴皮子，我作为医生的名声一直传播不开。父亲不在了，没谁去向那些最有钱和最高贵的人引荐我，他们现在再也想不到可怜的扎罗科斯啦。还有父亲的货物也没了销路，他死后原来的买主跑散了，新的买主迟迟难得上门。在一筹莫展地考虑着自己的处境之时，我突然想起在法兰克王国经常看见一些土耳其老乡，他们在那个国家串来串去，在各处的市集上摆摊卖货，我回忆起法兰克人很喜欢买他们的商品，因为他们是外国来的，而靠这种买卖挣的钱肯定要多一百倍。于是我也很快下定决心，变卖了父亲的住宅，把所得的钱交了一部分给一位经过考验的朋友保管，其余的全用来备办在法兰克王国稀罕的商品，诸如纱巾、丝绸制品、香膏、油脂等，然后在一条船上租了舱位，第二次踏上了前往法兰克王国的旅程。
似乎我一把那些苏丹的宫室抛在身后，命运之神又重新对我好起来了。我们的航程短而顺畅。我穿行于法兰克王国的大小城镇，到处都碰着好买主。我的朋友从君士坦丁堡源源不断发来新货，我一天一天变得更加富有。终于，我积累了足够的资金，相信是干更大事业的时候了，便带着货物前往意大利。可我还必须承认一件事，虽然我挣了不少钱，我并未荒废我的医术。我每到一座城市都散发传单，说是有一位希腊大夫来啦，他已经治好了众多的患者。真的，我的油膏和我的药丸、药粉确实给我赚到了不少金币。
就这样，最后我来到意大利的城市佛罗伦萨。我决定在这座城市多待些时候，一来因为我喜欢它，再有也想解除解除长期往来奔波的疲劳。在城里的圣克罗斯区，我租了一间铺面，在离铺子不远的一家旅社里包了几间朝着阳台的舒适房间。与此同时，我的传单也已散发到各处，传单上宣称我是一位大夫兼商人。我的铺子刚开张，顾客便源源不断，尽管我要的价钱比较高，脱手的货却比别人的多，原因是我对自己的顾客殷勤又和气。在佛罗伦萨，我已开开心心地度过了四天。一天傍晚，我关了铺门，正按老习惯准备再看看油罐里还有多少存货，突然在一只小罐子内发现了一张想不起是什么时候塞进去的小字条。我展开字条，发现是一个邀请，有人要我当晚十二时到当地人称作“老桥”的桥上去一下。我想了很久，这位邀请我去那儿的人到底是什么人呢？要知道我在佛罗伦萨一个熟人也没有啊。我琢磨，也许他要领我秘密去看一个病人吧，这种事情在我身上可是已发生过多次。我决定应邀前往，不过为小心起见，我仍随身带上了父亲赠送的那把长刀。
时近午夜，我动身上路，很快就到了那座老桥。我发现桥上空荡清寂，决定等上一等，相信那邀请我的人终会出现。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月色青白，我俯视桥下流过的阿尔诺河，只见河水在月光下一闪一闪。这当儿，城市教堂的座座钟楼同时敲响十二点；我挺了挺身子，突然面前站着个高大的男子，整个身体都裹在一件红色斗篷中，还扯起斗篷的一角来遮挡住了脸。
一开始我有点害怕，因为他是冷不丁儿地突然站在我身后，然而，我很快便镇定下来，问道：
“要是您邀请我来这儿的，那就请讲有何指教吧。”
红斗篷转过身去，慢慢说：“跟上我！”
单独跟着这个陌生人走，我心中颇不是滋味；我停住脚，告诉他：“这可不行，亲爱的先生，您得先讲清楚上哪儿，并且露出一点您的面孔，让我瞧瞧您对我是否怀着好意。”
红斗篷似乎不理这一套。“你要是不乐意，扎罗科斯，那就请留步！”他一边回答，一边往前赶。
我突然怒火中烧，厉声叫道：“您难道以为，像我这样的汉子可以任随哪个傻瓜戏弄不成？未必在这样的寒夜我愿白白地来这里等候么？”我三脚两步就追上了他，一手拽住他的斗篷，一手捏着刀柄，越叫越厉害。然而只是斗篷留在我的手里，陌生人却转过一个街角就不见了。我的怒气渐渐平息下来，好歹还有一件斗篷嘛，我要让它成为我开启这奇异经历之门的钥匙。
我把斗篷披在肩上，继续往住所走去。还没走出一百步远，一个黑影和我擦身而过，同时用法兰克语悄声说：
“留点神，伯爵，今晚上没戏！”
不等我扭过头去，这家伙已走远了，我只见着一道黑影贴着房屋晃过去了。刚才的话是对红斗篷，而不是对我讲的，我心里明白，但它并未使事情清楚半点。第二天早晨，我考虑该怎么办。一开始我打算装作斗篷是捡来的，公开进行招领。可那样一来，陌生人能通过第三者将它领走，我仍旧弄不清事情的真相。我一边这么想着，一边仔细观察斗篷。它的质地是热那亚产的厚天鹅绒，紫红颜色，用阿斯特拉罕产的毛皮绲了边，用金丝线绣着繁复的花饰。斗篷的华贵外观使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我决定马上实行。
我把它带进铺子，陈列起来出卖，但却标了一个很高很高的价格，断定绝不可能有真正的买主。我这么做的目的是观察、牢牢盯住每一个来打听斗篷的人，要知道那陌生人在失去斗篷后虽然只匆匆露了一面，但却足够真切，我相信从一千个人里也能认出他来。斗篷异常华贵，它的外观令所有人注目，有意的买主也不少；只是没有一个哪怕勉勉强强像那个陌生人，也没有一个舍得出多达两百金币的高价。其间引起我注意的是，当我问在佛罗伦萨可还有一件相同的斗篷时，所有人的回答都说“没有”，并且保证从来不曾见过做工如此精致、如此高雅的斗篷。
天快要黑了，最后终于出现一个青年。这小伙子经常光顾我的商店，今天也来给斗篷出过几次价，现在把一只装满金币的钱袋往柜上一丢，高声说：
“看在上帝分上！扎罗科斯，我非要你这斗篷不可，哪怕为此沦为乞丐！”说着就开始数起自己的钱来。我尴尬极了，我挂出斗篷来只是为了吸引那陌生男子的目光，现在硬是来了一个年轻傻瓜，愿意出高得出奇的价格。然而我还有什么法子呢？我只得让步，加之转念一想，昨天夜里的冒险总算有了可观的补偿，心中也蛮受用。小伙子穿上斗篷走了，可到了门口却转回身来，把一张固定在斗篷上的纸条取下来扔给我，说：“这儿别着什么，扎罗科斯，它显然不属于这件斗篷。”
我漫不经心地接过纸条，一看，谁知上面却写着：今晚按我们知道的时间把斗篷送到老桥，在那儿你将得到四百金币。
我站在店里呆若木鸡。就这样，我不只轻率地放走了自己的幸运，也完全违背了自己既定的目的！不过呢，我稍一考虑，立刻凑足二百金币，飞跑出店门，赶上了那个买斗篷的年轻人，对他说：“请收回您的两百金币，好朋友，把斗篷还给我，我不能卖掉它。”他一开始当我是开玩笑，可马上发现我是当真的，对我的要求就火冒三丈，骂我是个傻瓜，临了儿我们终于动起手来。然而幸运的是，在争执中，我从他手里夺回了斗篷，拿着就想跑回去，而他却叫来警察帮助，把我送进了法院。法官对年轻人的指控非常惊讶，把斗篷断给了他。我呢，答应在他付的两百金币之外，再加二十、五十、八十直至一百金币，只要他肯把斗篷还给我。我用恳求达不到的目的，用金钱却达到了。他拿走了我的宝贝金币，我也带着斗篷胜利而归，但不得不心甘情愿地让佛罗伦萨全城的人都把我当成是个疯子。别人怎么看我无所谓，只有我比他们清楚，我做的仍是有利可图的买卖。
我焦急地等待夜晚的到来。和昨天同一时刻，我携着斗篷，走上了老桥。午夜十二点的钟声刚敲完最后一下，从夜幕中便向我走来一个人。毫无疑问就是昨天夜里那个男子。
“斗篷带来了吗？”他问我。
“是的，先生。”我回答，“不过它花去了我一百个响当当的金币。”
“这我知道，”他说，“瞧这儿，整四百呐。”他和我走近宽宽的桥栏杆，把金币数在上面。确实是四百金币，在月光下闪耀着迷人的光辉，令我心花怒放。可是，唉！我的心哪里知道，这是它最后一次感到欣喜。
我把钱放进口袋，然后想好好观察一下这位大度的陌生人，谁知他却戴着假面具，只看得见两只黑眼睛冲着我可怕地一闪一闪。
“先生，我感谢您的慷慨，”我对他说，“请问现在可还有吩咐？只不过我预先声明，任何违法的事我都是不干的。”
“多余的担心，”他一边回答，一边披上斗篷，“我需要的是您作为大夫的帮助；不过不是为一位活人，而是为一位死者。”
“这怎么可能？”我愕然叫道。
“我和我的妹妹来自遥远的异国，”他讲，同时示意我跟上他，“我们客居在本城的一位朋友家中。昨天我妹妹突然患急病死了，亲友们打算明天就将她下葬。可是根据家族的一个古老风俗，所有亡故的人都必须合葬在祖传的公墓里；有的尽管死在异国他乡，尸体也得涂上香膏运回去安葬。就算眼下能把她的躯干留给此地的亲友，我却至少必须把妹妹的头颅带回去给父亲再看上一眼呀。”——这个砍下自己亲人头颅的风俗，尽管叫我觉得有些可怕，但却不敢提出任何看法，担心的是会开罪陌生人。我于是回答他，为尸体涂抹香膏我肯定可以，并请他带我去死者那里。只是我仍忍不住问，为什么这一切都要搞得如此神秘，而且总是在深更半夜？他回答，他的亲友们认为他的做法太残忍，在白天一定会来阻止；可只要头颅一经割下，他们也就没有多少话好说。虽然他也可以把妹妹的头割下来送到我那儿去，但一种自然的亲情却叫他自己下不了手。
说话间，我们已走到一座高大豪华的邸宅前。我的向导告诉我，我们匆匆夜行的目的地到了。我们绕过邸宅的大门，跨进一道小门，陌生人随即小心翼翼地把门掩好，领着我登上了黑暗中的一道旋梯。旋梯口接着一条灯光昏暗的走廊，经过走廊我们进入一间房间；房内只有一盏从天花板上吊下来的灯照明。
房间里摆着一张床，床上躺着尸体。陌生人背过了脸，像是不愿让我看见他在流泪。他指了指床，吩咐我把事情办快办好，说完退到门外去了。
我取出作为医生随时带在身边的手术刀，走到床前。只看得见死者的头颅；可她是那样的美，我不禁产生了深深的怜悯。乌黑的秀发编成大辫子垂在肩上，脸色苍白，双唇紧闭。按照医生在截肢时通常的程序，我先在她皮肤表面划了一道口子。随后我取出更锋利的刀来，一下割断她的咽喉。我的天啊！死者突然睁开眼睛，可马上又闭上了，随着一口深深的叹息，看样子现在才真正断了气。与此同时，从伤口中向我喷出一股热血。我由此断定，是我杀死了可怜的姑娘。因为现在她肯定死了，那样的创伤是根本没法挽救的。我被发生的事情吓呆了，一动不动地站了足有好几分钟。是红斗篷蓄意欺骗我，或者他妹妹也许只是假死？后一种推测在我看来更有可能。但是我不能告诉死者的兄长，我只要下手稍微慢一些，没准儿就还能救醒她，而不至于将她杀死，于是我打算把她的头完全割下来。谁料死者又呻吟了一声，并且极其痛苦地伸了伸手脚，然后才真死了。我不禁吓了一大跳，失魂落魄地冲出了房间。外边走廊上漆黑一片，因为灯已被关闭。陌生人没了踪影，我不得不摸着墙壁往旋梯走去。终于找到了旋梯，便一半是滚一半是梭地下了楼。下边同样没有一个人。我发现门只是掩着，一直等站在了街上，呼吸才自由了一点；在那邸宅中我心里真恐惧极了。
我惊惊慌慌地奔回住所，一头钻进床上的被子里，想要忘记自己刚干的可怕事情。可是睡眠却逃避我，直到早晨光临，才鼓舞我重新镇定下来。可以肯定，那个引诱我去干这桩现在我看来是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的家伙，他是不会去告发我的。我决定马上照样去铺子做生意，并且要尽量显得无忧无虑。可是，唉！一个新发现的情况增加了我的苦闷。我的帽子，我的腰带，还有我的手术刀通通不见了。我不知是把它们忘记在了死者的房里，还是失落在逃回住所的路上。遗憾的是前一种假设更加现实，也就是说，人家将会发现我是凶手。
我一如往常地准时开了店门。我的邻居是一个爱唠叨的人，又像每天早上似的走过来寒暄。
“嘿，对昨天晚上发生的可怕惨案你有什么看法？”他一开口就问。我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怎么，全城都传遍了，你竟一点儿不知道？不知道佛罗伦萨的市花儿，总督大人的千金比安卡，她在昨天夜里给人谋杀啦？唉，昨天我还看见她坐着马车，跟她未婚夫一起高高兴兴从街上走过，因为她们原定今天举行婚礼啊！”
邻居的每一句话都像匕首一样刺进我心里。而且这样的苦刑在我没完没了。每一位顾客都要向我讲一遍这个故事，而且一个比一个讲得更加恐怖，可是呢，没有哪个讲的比我亲眼所见的更加可怕。大约在中午，法院的一个职员来到我铺子里，请我打发走铺子里的其他人。
“扎罗科斯先生，”他随后说，同时取出我丢失了的衣物和器械，“这些东西都是您的吗？”
我沉吟片刻，不知是否该来个完全不认账。可透过半开着的铺门，我看见我的房东和几个熟人站在那儿，他们准会揭发我啊，于是决定别再撒谎，以免弄巧成拙，便硬着头皮承认这些东西确实是我的。法院的职员请我跟他走一趟，把我领进了一座很大的建筑，我一看便知是个监狱。在那儿他让我在一间房里等，听候发落。
一个人冷静地考虑考虑，我的处境十分可怕。尽管不是出自本意，到底还是杀了人——这想法在脑子里反复出现。而且我对自己也不能不承认，是金币的光辉迷惑了我的良知，否则我不会昏头昏脑地受人控制，落入陷阱。
被捕两小时后，我从牢房里被带了出来，走下几道台阶，进了一间大厅。在一张铺着黑台布的长桌前坐着十二个男人，多半是上年纪的老者。大厅的两旁，靠着墙摆了一些长凳，坐满了佛罗伦萨的达官显贵；在地势较高一些的游廊上，则挤挤挨挨地站着无数的观众。我被一直带到了黑色的长桌跟前，这时站起来一位脸色阴沉、忧伤的老人，他就是总督本人。他对与会者讲道，作为被害人的父亲，今天他不便主持审判，因此把这项任务转给其他元老中最年长的一位。最年长的元老是一位少说也有九十高龄的老翁。他弯腰驼背地站在那儿，两鬓垂着稀疏的银发，然而两眼却炯炯有神，嗓音也洪亮而沉稳。他开始问我，可承认犯了谋杀之罪？我求他听我申诉，随后镇定自若地，声音清晰地，讲出了我所做的和所知道的一切。我发现，在我讲述的过程中，总督的脸色一会儿煞白，一会儿通红。我讲完了，他一下跳起来，冲我怒喝道：
“什么，你这恶棍！你贪财害命，罪大恶极，现在却想嫁祸于人？”
主持审判的元老请他别打断，因为他是自愿让出了自己的权力；再说，我犯罪似乎也无证据表明是出于贪财。要知道根据刚才总督自己的陈述，死者并没有被偷任何东西嘛。是的，元老继续进行审判，并且告诉总督，他有必要对他女儿被害前的生活情况做一个概括的说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结论，我的供词是不是真实。接着，他便宣布今天的庭审到此为止，据他说为的是先研究研究总督即将交给他的死者的书信，从中找到可能的线索。我重新被关进了牢房，在里边熬过了提心吊胆的一天，总是热切地渴望着人们能在死者与那红斗篷之间发现什么联系。翌日，我满怀着希望走进了法庭。在那长桌上摆着一些信札。年迈的元老问信上可是我的笔迹。我仔细看了看，发现它们和我曾收到的两张字条都必定出自一个人笔下。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元老们，谁知他们根本没听见，而是回答所有的信函、字条都只能是我写的，必定是我写的。因为在信的末尾都清清楚楚地签着一个Z字，这可正是我姓氏的头一个字母啊。而信上确实对死者有不少威胁，警告她，要她取消正准备举行的婚礼。
看样子，是总督为归罪于我而预先做了特别关照，因为今天审判官们对我更加不信任，更加严厉。为辩清冤枉，我要求取我的文书来做对证，并说它们在我房里是肯定有的。哪知他们回答，已在我那里搜查过了，什么文书也没找着。如此一来，在休庭时我完全没有了指望。第三天，我一被带到法庭，人家就宣读了对我的判决，说什么我是蓄意杀人，因此判处死刑。就这样，我被推到了绝望的边沿：被剥夺了人世间我珍视的一切，孤身一人，远离故乡，正当盛年就得在刑斧下做冤死鬼。
在这决定我命运的可怕的一天，傍晚我独自坐在冷清的牢房里，已经没有任何希望，头脑里只认认真真考虑着死。这时牢门突然开了，一个人跨进门来，一声不吭地打量了我老半天。
“这么说真是你喽，扎罗科斯？”他道。
但是在黯淡的灯光下，我却没有认出他是谁，只是他的嗓音唤起了我的回忆：他叫瓦雷提，我在巴黎念书时结交的少数好朋友之一。他告诉我，他偶然来到佛罗伦萨，他的父亲住在此地，是市上一位有声望的大人物。他听说了我的事情，因此来再见我一面，并想听我自己讲讲，我怎么可能犯下如此大罪。我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告诉了他。他显得非常吃惊，恳求我对他，我在此间唯一的朋友，一定要毫无保留，不能让他带着谎言走出这监狱。我对他发了天大的誓言，保证讲的全是真话，还说除了受金钱迷惑而未能识破陌生人本来可疑的胡诌以外，自己问心无愧。
“照你讲你根本不认识比安卡？”他问。
我保证我从未见过她。瓦雷提于是说，在这案件背后一定隐藏着某个影响深远的秘密，所以总督才催促着匆匆结案；而且眼下市民中谣传四起，说什么我早就认识比安卡，是怀恨她嫁给了另一个男人，所以将她杀害。我让他注意，这一切完全适合那个穿红斗篷的人，可惜的只是我毫无办法证明他的参与。瓦雷提流着眼泪拥抱了我，答应我尽一切努力，哪怕至少保住我的性命。我觉得希望渺茫。不过我了解瓦雷提，知道他是个聪明而精通法律的人，相信他会尽力搭救我。整整两天，我的心七上八下。终于，瓦雷提出现了。
“我给你带来了安慰，虽然是一个痛苦的安慰。你命保住了，并将获得释放，不过得失去一只手。”
我激动不已，感激瓦雷提救了我的性命。他告诉我，总督严酷无情，硬是不让再调查这个案件；但为了不给人有失公正的印象，最后也只好答应：如果能在佛罗伦萨的史书文献中找出一个类似的案例，那对我的惩处也可改成和当初的一个样。于是瓦雷提和他的父亲日夜翻查古籍，终于发现一桩与我一模一样的案子。书上记载的判决是：砍掉案犯的左手，没收他的全部财产，本人处以终身流放。眼下对我的处罚也是这样，因此他要我做好准备，迎接那等待着我的痛苦时刻。我不愿描述当时的惨状，我只记得在露天的集市上，我的手搁上了刑台，我自己的鲜血流满了全身！
瓦雷提把我留在了家中，直至我的创伤痊愈，然后慷慨地送给我盘缠。要知道我辛辛苦苦挣来的一切，现在已成了法院的收获。我从佛罗伦萨动身前往西西里，从西西里搭上找着的第一条船返回君士坦丁堡。我交给故乡一位朋友保管的款子成了我唯一的指望，并且我请求他允许我暂住在他家中。可是叫我多么惊讶哦，他竟然问我，干吗不住进我自己的府上去！他告诉我，一个陌生人以我的名义在希腊人居住区购置了一幢住宅。此人还对邻居讲，我自己很快就回来。我和我的朋友立刻赶到那儿，受到了所有熟人的欢迎。一位老商人交给我一封信，说是那个替我买房子的人留下的。
我念那信：扎罗科斯！有两只手准备不停地工作，以使你不再感觉到失去了一只手的痛苦。你眼前的这幢房子和里边的一切都是你的，而且每年还会给你送足够的钱来，让你能跻身你同胞中的富人之列。但愿你宽恕他，宽恕那个比你更加不幸的人！
我猜得出写信的是谁；经我问起，老商人也讲：那男子他看像一个法兰克人，穿着一件红色斗篷。事情已够清楚，我必须对自己承认，陌生人肯定尚未完全丧失他高贵的天性。我发现，在自己的新居一切都布置得再好不过，同时还开了一家商店，货色比我从前什么时候的都更精美。如此过了十年，更多地出于老习惯，而不是必须，我又开始经常外出做经商旅行；只是那个使我惨遭不测的国家，我永远不曾再见。从它那儿，每年我都得到六千金币；它们让我知道那个不幸的人是位君子，因此也感到一些快慰，但却没法赎买我心灵的伤痛。要知道啊，被惨杀的比安卡可怖的形象，永永远远活在我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