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版《简·爱》无需作序，我也就没有给出。在第二版付梓之际，我想写上几句以表达感谢，并附上一些其他感想。
我要向以下三方致谢：
感谢公众，感谢他们对这个朴实无华的故事如此厚爱。
感谢报界，感谢他们提供了公正的平台，让默默无闻的有志者得以崭露头角。
感谢我的出版商，感谢他们独到的眼光、辛苦的付出，感谢他们实事求是的态度、坦荡宽容的精神，感谢他们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对我而言，报界与公众只是一些笼统的称呼，因此我只能泛泛地表达谢意，但对于出版商的感谢则确有所指。除此之外，我还要感谢那些胸襟宽广、品格高尚的评论家，感谢他们对一个努力奋斗的陌生人所给予的充分鼓励。对于出版商和评论家，请容我诚挚地说一声：“先生们，我衷心地感谢你们。”
在向帮助过我的人表达过谢意之后，现在我要说说另一类人。据我所知，这些人为数不多，却不能因此而忽视他们，他们质疑《简·爱》这类作品的思想倾向，或是对之提心吊胆，或是对之吹毛求疵。一切不同寻常的事物，在他们看来都是错事；一切对偏执的抗议，在他们听来都是对虔诚的亵渎。我要让这些怀疑者记住一些简单的道理，要让他们明白一些概念间的明显差别。
因袭守旧并非遵守道德，自以为义也不等于信奉宗教。正如要揭开法利赛人脸上的面具，并非要向荆冠举起不敬之手一样，对因袭守旧和自以为义的抨击，并不意味着要对遵守道德进行批驳，也不是要去对信奉宗教施行批判。
上述前后两种行为截然相反，它们之间就像美德与邪恶一般泾渭分明，可是人们却经常将它们混为一谈。正如表象不该被误认成真理一样，这两种行为亦不可混淆。
狭隘的世俗信条只能取悦和赞美少数人，不该被用来取代基督救世的教义。我重申一遍，这两者是不同的，将两者加以明确区分，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世人或许并不想看到这两者得以区分，他们早已习惯于将它们混淆。他们发现用外在表象冒充内在实质着实方便，因为只需刷白墙壁便能证实圣地的纯洁。但有一些人却敢于探查真相，让一切大白于世；敢于刮掉堂皇的镀金外衣，向世人展示下面是何等金属；敢于到圣墓一探究竟，让埋骨地的遗骸重见天日。这些人或许会招致怨恨，但尽管如此，世人依旧要感激他们。
《圣经》中有这样的记载：以色列国王亚哈不喜欢米该雅，因为米该雅为他所做的预言均为厄运，从未有过吉兆；相较而言，他可能更喜欢基拿拿那个爱阿谀奉承的儿子。如果亚哈当初不听信恭维，接受衷心的劝告，或许还能逃过那致命的血光之灾。
我们的时代也有这样一个人，他的话并不为那些娇贵的耳朵而说。就像音拉的儿子米该雅敢于来到犹大国国王和以色列国王驾前一样，这个人敢于在那些大人物面前现身，敢于把真理论述得非常深刻。他的话语能够未卜先知，一语中的，他的神态像米该雅一样，透出英勇非凡的气概。写《名利场》的这位作家可曾为上层社会的人士所景仰吗？我说不清楚，但我觉得，在那些被他讽刺过或谴责过的人中，但凡有人能够及时听取劝告，他们自身以及他们的后代也许就能逃过一劫，不会像亚哈一样惨死于基列的拉莫城下。
我为什么要提萨克雷先生呢？读者啊，我之所以提到他，是因为以下几个理由：第一，他是一位智者，一位思想深刻、与众不同的智者；第二，他是推动当今社会变革的第一人，一位带领民众匡扶社会正义的革命领袖；第三，因为评论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比喻来形容他的作品，也没有找到恰如其分的措辞来描述他的天赋。谈到他的智慧、幽默及诙谐能力，他们说他像菲尔丁。但在我看来，萨克雷之于菲尔丁，就像苍鹰之于秃鹫。菲尔丁可能会像秃鹫一样俯拾腐肉，但是萨克雷却从来不会如此。
他的智慧卓尔不群，他的幽默令人陶醉，两者若是与他的才华做一比较，就好像夏日乌云边缘的片状闪电之于云层深处的电火花——前者只是炫丽耀眼的表面现象，后者才会给人致命的一击。我之所以提到萨克雷先生，还有最后一个原因，那就是，如果他愿意接受一个素不相识者的敬意，我想把《简·爱》第二版献给他。
柯勒·贝尔[1]
1847年12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