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该上小学了，她自然想让她进最好的重点小学，于是她找他商量，托他想办法，他是医生嘛，帮忙的人也就多。有一家重点小学的劳保单位正好是他们医院，于是，他为她奔波、与她商量……
罐头没人开，她叫他；电灯坏了，她叫他；女儿不听话了，她向他诉苦；单位里那些惹人不愉快的小矛盾，她向他倾诉……从一开始起，谁也没有企图，彼此间坦诚得像清泉一样。他怜惜她又软弱又孤单，她信赖他，因为他既热心又真诚……
可是有一天，她终于发现他那透过黑宽边框眼镜后边，那厚厚的玻璃片后边，一对灼热又深沉的眼睛，还有，在他那饱满的下嘴唇上正中，有一道深深的几乎把下唇分为两瓣的深沟。
那台调皮的米老鼠，越来越频繁地送来他的声音。为了使交谈更融洽，他们开始读同样的书，听同样的音乐，看同样的电影。
那天，她发现水管有点漏水，虽说并不严重，但他还是赶来了，等他弄舒齐了，已是吃晚饭的时间了。
“你汤里喜欢搁胡椒粉吗？”她在厨房里大声问他，体会到一种好久好久没有体会到的甜蜜的感情。
和大多数的外科医生一样，他有着极好的胃口与健壮的体魄，在他用结实的牙床咀嚼时，她发现，他那薄薄的毛衣下边结实的肌肉腱，也在随着颤动，像她丈夫那样结实地隆起着，她真想轻轻摸一下。他穿着一件合身的编结得很精细的毛衣。
蔚怡这才记起，他太太结得一手好毛衣。
发现蔚怡的迷惘又爱慕的目光在凝睇着自己，他惶悚地停止了咀嚼。
屋里正在放着那曲著名的《最后的华尔兹》。
“知道这歌词吗？很美的。”他把肘子撑在桌子上，逐字逐句地翻译给她听，“我推门进入这里，椅子都已翻起在桌上，乐队正在演奏那最后的一曲华尔兹，整个酒吧已空无一人，只有屋角孤零零地坐着一位姑娘……可我也是孤独的，我向那姑娘走去……”
他怎么会是孤独的呢？他有太太，有儿子，他为什么会对妻子失去了兴趣而爱慕上她？这大概就是男人那种强烈的征服欲？蔚怡只感到，自己越往下想，脑子就越糊涂。
“这是最后一曲华尔兹，两个孤独的人在一起……”艾尔文斯[9]在揪心地悲号着。
“孤独，我一直是很孤独的，我不希望我再是孤独的了！”直到这一曲完了，他又说，同时怯怯地试探性摸索着她那同样怯怯地蜷缩着的双臂。
当一切都平静下来后，她望着他恬静的睡容，心里掠过一阵穿心的痛苦：搞糟了，她把一切都搞糟了！在黑暗中，她甚至暗暗起誓：愿上帝赐福于她丈夫，在大洋彼岸，在这样的一个夜晚，也不是孤独的！忽然，一个念头闪烁而过：为什么她丈夫就不可能有外遇呢？他也是强壮的，孤独的，需要感情的爱抚和慰藉的。这样一想，她平息下来了，甚至睡意也涌上来了。简直有点可耻和无赖，是吗？但否则，她就无法从那强烈的痛苦和自责中解脱出来。
是的，按通常的说法，她有外遇了。
有外遇，可以说明许多问题，但是唯独不能说明她不爱自己的丈夫！
那个圣诞节晚上，丈夫给她挂了个长途电话来，她又感动又心疼。丈夫在国外，就几乎只花吃三顿饭的钱和住房钱，为了妻女将来在他那儿可以过得好一点，他死悭着挣来的每一分钱，可是，却舍得给她挂个长途！
在远远的大洋彼岸，丈夫的声音很清晰，就像他从前在医院值夜班时，从单位往家里打一样清晰。
“你乖吗？”丈夫在话筒里第一句话就是这。
从前丈夫在上海时，每逢医院值夜班，第二天清早给她挂电话，第一句也都是“你乖吗？”
蔚怡张了张嘴巴，终于没勇气回答一声“我乖”，她只是抓住话筒，徒劳地盯着米老鼠，希望这是一架传真电话！
“我想你！”她刚开了个头，就泣不成声了，“你回来吧，我们哪儿也别去了，还是团团圆圆过我们的日子吧！”
“又耍小孩子脾气了，你应该给我加油呀！听话，再坚持一阵，听话，乖点，听到吗？”这就是她亲爱的丈夫，永远把她既当情人又当大宝宝一样疼爱宠爱的丈夫，多好的丈夫！
“哦，今日是圣诞夜，祝你节日快乐。”她强装出笑声对丈夫说。
“圣诞对洋人而言，是十分重大的节日，但对漂泊不定的人来讲，可有可无！”丈夫的话里流露出难言的辛酸。可他又装出乐观的声调说，“不过圣诞节可是挣钱的好机会。告诉你，我在餐厅帮忙，已学会调许多酒，多是夏威夷式的鸡尾酒，是用郎姆、金酒或伏特加，再加橘子汁柠檬汁……”他讲不下去了，挺别扭地咯咯笑着。蔚怡想象得到，此时丈夫眼眶里，一定是噙着泪水。
“一切会好起来的。”她安慰着丈夫。
“会好起来的。与我一起来的刘君，身份已解决了，当局已允许他在医院任医，并可以付税，我想，我大约也快了。告诉你，我好想你们，我一旦等到身份解决了，马上回来看你们。”
丈夫的声音颤抖了。她也泣不成声了。
丈夫不敢多讲了，他不得不算计下他口袋里的钱包。当她依依不舍地把手从米老鼠身上挪开时，才发现他站在房门口。
他有她房间的钥匙。
他们的目光碰在一起了，她那苍白的、满脸泪痕的脸面，慢慢地躲开他。她让自己整个身子都缩到背光的阴影里。虽然她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却恰恰说出了他俩暗地里明白、却又不敢明说出来的话。
“对不起，从一开始起，我就没打算伤害你，如果我实际上已经伤害你了，我求你原谅。”他说着果断地转身走了，走几步又回过头来说，“不过，请相信，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我不是坏人。”
他当然不是坏人，正如她不承认自己是坏女人一样。他与她互相需要对方，需要在爱之中调整自己、平衡自己！
这晚她失眠了，她第一次怀疑，自己当初拼命怂恿丈夫出国，是否欠妥……当她和丈夫终于领到这套房子的钥匙时，她曾心满意足地舒了口气：“这辈子，我再也无所求了，上帝对我太好了！”是呀，否则，女伴们干吗要称她为有求必应的幸运儿呢？不过后来，她很快就推翻了自己下的这个结论。
在娘家楼下，蔚怡原来有着一个女伴，那女伴家里兄弟姐妹多，母亲经常把蔚怡穿下来的旧衣服送给她，家里做好的，也常叫蔚怡送点给她。蔚怡很乐意帮助别人，帮助别人本身，就意味着自己有能力可以给予。蔚怡是很愿意照顾这位小女伴的。
后来她们长大成人，因为各自不同的境遇而疏远了。
可是有一天，这位女伴风风光光地出现在蔚怡的居室里。
原来她嫁了个外籍华人，自己也出去了。虽说丈夫只是个厨师，可回国来的身价却是不同了。她戴满碧绿的翡翠戒和闪烁的钻戒，蔚怡虽不在行，辨不出真假，可当年那个畏畏怯怯的小姑娘，却是实实在在地变成一位享有各种蔚怡无法享受到的权利的太太了。当初，蔚怡一家曾想买个冰箱，却因要通宵排队而作罢。而这位太太，花两百元美金，就从友谊商店买了一台，人家还给送货上门呢。自然，蔚怡好歹也算个知识分子，她才不会因为一台冰箱、一架彩电就让眼睛给搅花了，但是，她只是忍受不了，当年接受她施舍和同情的女伴，今天以优越于她蔚怡的地位来看她。而她此刻的地位，是蔚怡无法达到的。
那天，这位华侨太太请老街坊们吃饭，自然也包括蔚怡夫妇，地方，就是蔚怡天天上下班都要走过的那家大宾馆。可是，她却从没有跨进过它的大门，因为，在这家大宾馆的门口柜台上，一块醒目的白底红字牌子上写着：本饭店为接受兑换券单位。
对，这才是一顿像样的进餐。服务员们穿着笔挺的西装，彬彬有礼，橘子水刚刚呷了几口，就轻轻过来给你斟满了，哪像那些个嘈嘈杂杂的饭店，服务员的白衣服就跟抹桌布差不多，那拉得长长的脸，活像你们全在白吃他似的。其实，进餐馆就餐，包括两方面的享受：味觉上和精神上的。现在似乎只有在这类收外币券的饭店，才有达到这两方面满足的可能。这一切，她蔚怡都是沾着这位华侨太太的光才享受到的。而且一开始，即使在这个服务员都是西装革履的餐厅里，也有那种不愉快的事。
事情是这样的，在餐厅门口，那位华侨太太碰巧遇见了她的一位朋友，站住交谈，那边，西装笔挺的服务员却已经拿着菜单来服务了，当他扫了一眼满桌都是与他一样的中宾后，就把菜单一合：“这里是付兑换券的。”言下之意，拿不出外币券，就请走吧。
正在尴尬之时，做东的持外国护照的太太来了，众人的气才松了一口。
“我会钞，我会钞！”她向服务员解释后，他们才享受到那套十分周到的服务。
女友还把一大堆花花绿绿的衣服，送给蔚怡的女儿穿，说这是她自己的女儿穿下来的。
接受施舍的滋味不好受呀！按蔚怡的心思，她是不能容忍的，但女儿已经高兴地拿着这些花哨的衣服在镜前比划了！女儿穿上这种花式图案别致的衣服，确是鲜亮好看！
说到女儿，女伴告诉她，她的女儿正在瑞士一个女子学校，学礼仪，学交际。蔚怡很是不解，那种十九世纪式的学校，在八十年代的今天，还能让西方所接受吗？
女伴悲哀地叹了口气：“我们这些生活在唐人街上的人，靠切菜刀、理发刀、洗衣服养大孩子，父母为了不让儿女责怪，也为了对得起他们，就要设法把他们送出唐人街。送出去啦，他们是不会回来的，不过，他们还不愿意让人知道，他们是由切菜刀、理发刀养活的家庭出来的，他们怕身上留下这样的痕迹。”
真正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呀！但是毕竟是父母心，为了子子孙孙的路越走越宽，哪个父母会对此有怨言呢？不管蔚怡得为此受多少委屈，只要她女儿也能上瑞士、巴黎，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淑女，她都毫无怨言。是梦想吧？可为什么她蔚怡不可以有这样的梦想呢？
这位女伴来了，又走了。看她出门才方便呢，预先在贵宾室等着，不用排长队与别人抢行李架——蔚怡见过丈夫出差时那副狼狈相，身为上海大医院的堂堂主任医师，可也得将两个旅行包用条绳子一扎，一前一后地甩在肩膀上，然后沿着月台一个劲猛跑，一点大医师的风度都没有，哪像这位华侨太太，还有人替她提行李！她不过是个小餐馆的老板娘！
送走女伴的当晚，蔚怡和丈夫一宿未睡，严格地说，蔚怡在滔滔不绝地讲，丈夫在耐心地听。这位童年女伴的出现，就像一颗流星，只闪现一下，就过去了，同时却留下一道炫目的尾巴。蔚怡再也不满足于她那“得天独厚”、“有求必应”的生活，她不甘心低于这位从前接受她施舍的朋友。
看，那种市面上要三块多一包的进口烟，她是那么满不在乎地一条一条地塞给亲友们，姑娘们想进那向往已久的锦江商场或友谊商店看看，她非但同意了，还让她们每人挑一样心爱的而市面上绝对买不到的小玩意，由她用外币券会钞。外币券成了她手中的魔杖，具备持人民币的人无法具备的法道。
“可是，她连初中程度也没有！”她对丈夫说，“可你，还算是个外科主任，什么噱头都没有，连定半磅牛奶都没有门路！”
“牛奶没有吃奶粉，不是一样嘛！”丈夫心平气和地安慰她。
“她开一个小小的餐厅，都混得蛮不错，我们为啥不想办法出去混混。”一个念头猛地从她脑海里萌发出来。
“我们？算了，孩子都这么大了！”
“就是为了孩子！”蔚怡赌气地拍拍床，“我们的女儿也要进女子学校，也要去巴黎、伦敦。”
“出国，上女子学校？别做梦了！”丈夫长长地打了个呵欠。
“为什么轮到我们头上，就一定是做梦？轮在她头上，就是现实？”妻子的双目在夜色中熠熠闪光，她这不是讲气话，确是在筹划一幅雄心勃勃的蓝图，一幅美好的家庭远景。
去伦敦、巴黎，去挣外币，远景确实美好，路呢？通往这个美梦的路呢？
可是，路，也是人走出来的。蔚怡坚持这条原则。她开始搜遍自己和丈夫的所有的亲戚，发现丈夫的一个远房姑母，就在大洋彼岸。她设法弄来了她的地址，然后算着中国的八月半的中秋夜，让这位姑母正好收到她寄去的一个礼物包：一件又轻又软的丝棉背心。邮费好贵，好几十呢！不过，就是开个小铺子，摆个小摊，还需要点本钱，她是在筹划大事！远房姑母回信来了，与海外的第一道桥梁就如此架好了。
桥梁虽然架好，丈夫对出国却并不起劲。他说，他要出去，就要有个堂堂的访问身份出去，决不愿去寄人篱下。丈夫太天真了。卫生局有出国考察的名额下来，但哪里轮得上既不是业务尖子，又没有靠山的丈夫呢？直到有一次，丈夫发现局里一位既不懂业务，也不通医道的干部，竟然也占了个出国名额时，才总算醒悟过来。
“他们不让我出去，我就自己想办法出去。”丈夫赌气说，“不混个人样，我就咽不下这口气！”男子一旦下起决心来，比女人可要厉害得多了。
自从蔚怡夫妇俩有了这个雄心后，那静谧平和的家庭之乐便一去不复返了，一种既紧张、又兴奋，既不安、又充满希望的新的生活萦绕在他们的心里。女儿被送到外婆家去了，因为他们夫妇俩晚饭后都要去读英语，还双双去针灸班学针灸。他们准备两人一起申请，谁先出来谁先做铺路石，让家人踏着这条路走向那美好的彼岸。
每天天刚蒙蒙亮，丈夫即叫醒蔚怡，做健身操，朗读外语。去国外拼搏，强劲的身体与外语一样要紧。电视机与他们无缘，荡马路逛公园更是不想了，每天晚饭后匆匆扔下碗筷，就双双骑车去上夜校，真感到两人都回到了十八岁那段挺有抱负的时光了！蔚怡感到，生活开始赋予一种新的意义。原先，当她拿到这套房子的钥匙，意识到从此可以扔掉那使了多年的煤球炉和马桶刷时，只感到从此与世无争、对人无求了，在那极度的满足之中，又有点似乎生命已走到尽头的空荡之感。有一个当外科医生的好丈夫，一套设备齐全的好房子，在未来好长的一段时间里，她的职责充其量就是照料好丈夫，管好自己的女儿。丈夫能升上主任医师，乃至院长，女儿能考上大学，找个好女婿，都是她的愿望。至于她自己，除了继续画一些庸俗的广告画，画到退休外，还有什么指望呢？可现在，她得重新造就自己，英语从ABC学起，还得保持优美匀称的体形——发达国家女子找职业外貌是很要紧的。她还跟丈夫学英文打字，她和丈夫之间，开始滋长一种新的、犹如同学加恋人的关系。
那晚，她和丈夫分别参加夜校的英语考试，她考的是初级班，丈夫考的是高级班。
初级班的题目自然比高级班的容易得多，她早早地交了卷，在丈夫考场外等他，因为考得好而洋洋得意、兴奋。
丈夫出来了，神态疲乏，精神萎靡。他今天刚刚做了个大手术，晚上就赶来考试。“真作孽，八十岁学吹打，舌头都发僵了。”他瓮声瓮气地说。
是呀，这阵丈夫瘦多了，头发也落了不少，蔚怡真担心丈夫那几根头发，秃得见了顶，在外国找工作就难了！
“今天，放自己一晚上假，去黄浦江边遛遛吧。”她娇嗔地挽着丈夫的手肘说。
黄浦江边，一对对的情侣挨挨挤挤地靠在堤岸边，对岸的灯火，在黑乎乎的水面上起伏颤动。蔚怡拉着丈夫，毫不客气地在两对情人间硬为自己挤出一个空当。
“真好！”她眺望着那光影斑斓的江水，一排满载着木头的驳船，正一溜儿穿过外白渡桥。很平常的景色，见惯了的，本来并不神秘，今天却令他们充满温暖和幻想。这条普普通通的江河，想得到吗，它通向世界呢！
丈夫长久地眺望着那流动的江水，沉思不语。
“你在想什么？”她柔声问他。
“法国人希望在旅途中遇到一些浪漫的事，英国人在旅途中，则无时不记挂着搁在家里火炉边那双焐得暖烘烘的拖鞋。”
丈夫冲出几句没头没脑的话，然后转过他那张困倦的脸面对着她，“这是我们刚才的考试题目，中译英。我也喜欢做英国人呢！我感到太疲倦了。”
蔚怡不高兴地撅着嘴：“别给我泼冷水好不好？在这种时刻，你得拿出男人的架势来才对。反正，我是铁了心要出去的，你别干扰我的战略部署。”
“好个伟大的战略部署！”丈夫笑了，那是一抹惶惶不安的微笑，“可是，我们两个不可能一起走的，要么，一个也走不了，要么，两个人中走一个，但是，那不论是留下的还是走掉的，都会感到孤单的！”他茫然若失地盯着江面说，“那是遥遥无期的等待。”
“你这是怎么了？”蔚怡对丈夫的忧虑很不理解，“要是我俩中真的能签出一个人，我可真要烧三炷高香哩！额角头碰到天花板上去了！”
她当时只感到，两个人共同去应付生活的挑战，是一件很有劲的事，直到她面临那残酷的现实，她独自一人留在那因丈夫走后而显得空落落的家里，经过一段时日的感情煎熬，终于和今天的那个他，丈夫的同事，情意缱绻、难舍难分时，她才意识到在自己不顾一切地向生活挑战的同时就埋下了这场悲剧的种子！
是的，她当时什么也没想到，一个心眼只想着冲出去，对自己的家庭在异国铺上第一块基石。
中国护照出来了，两个人几乎不差多少时间，都先后批出来。拿着咖啡色的、印着金灿灿的庄严的国徽的护照，丈夫的信心终于鼓起来了，她更是感到，成功似乎不远了！
护照下来，没有外国签证领事的签字，是不能出境的，但是，持有中国护照，已经可以享受一点特权了。比如，可以出入友谊商店和某些只有外宾、侨胞才能出入的商场；而单位里的同事们，也开始用羡慕的目光看她了。真是“有求必应”嘛！
人们低声地窃窃私语着。每当蔚怡打量着这张庄严的护照，她心里总会涌上一阵说不出的安慰，虽然更大的一道难关——签证还没过关，但她已经感到，对一般人挂着“此路不通”的牌子的地方，对她这一家，开始放绿灯了，起码是黄灯。
“所以嘛，什么事都得试一试，坐在家里光等，什么都不会自己掉下来的！”她当时扬着护照得意地对丈夫说。
两个人同时去签证，是不可能一起签出来的。外国人坏得很，非得留下一个作……说人质似乎难听，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再说，蔚怡的英语还没过关。丈夫为外科医生，身份高一点，签出的可能性大一点。
那天，蔚怡在领事馆外焦虑不安地徘徊着，两年来的奔波和苦读，会不会付之东流，就看这一回了！还有，两年来的经济损失，也是颇大一笔数目了：与担保人通长途电话，圣诞节寄给担保人的礼物，还有来来回回的信件、电报、考外语的报名费，他们是按黑市价、以一比六的价格兑换的。丈夫还不争气，托福共考了四次才过五百分大关。这些额外的花费，使那时的蔚怡家里，没有能力再添置什么新的东西了。不过，蔚怡不是那般鼠目寸光的女人，她为自己的家庭能在一个新大陆生存而执拗地努力着，这一切会不会实现，全看这最后一着了。
丈夫奔出来了，远远地用食指和中指向她做了个“V”[10]，外面等待着听亲人回音的人们，立时向他投来羡慕的、嫉妒的……
种种目光。
“有求必应”这四个字又跳出来，蔚怡像失去知觉一样，身子都倒在丈夫身上了，要不是丈夫抓住她，她就摔倒了！
她是多么走运呀！有求必应，简直难以相信这是真的。她的奢望实现了一半。
从丈夫签出到上飞机的短短十天里，蔚怡被簇拥着，赞美着，羡慕着，亲人们的祝贺，精美的礼物，饭局……都快把她湮没了。她敢起誓，一个女皇的加冕之日，也绝不会有她这样的快乐、舒心和得意。自然，她也清楚，也有人对她的种种努力持不满和非议，对此她不予理睬。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希望、追求，只要不损害别人就是了。她蔚怡损害谁啦！
只是，到了一切该忙乎的都忙乎完了，起飞日期确定，人来客往的烦乱场面也告一段落时，蔚怡才悟到，从此，她需要自己一个人去对付生活，一个人挑起抚育女儿的担子了，没有人帮她去对付那扭不开的瓶盖，开不亮的电灯，老是滑牙的门锁……不管她怎么逞能，总离不开丈夫的宠爱和相助。但是，这局面是她自己造成的，怨谁呢？
多年来，她一心想变更自己的生活，可是刚刚只动了那么一下，她就感到无所适从了。她紧紧地搂住自己的丈夫，这才忆起那晚，面对着光影斑驳的江面，忧心忡忡的丈夫吐出的那句话：“不论是留下的还是走掉的，都会感到孤单的！”岂止是孤单，她隐隐感到一种危机，潜伏在她与丈夫之间。
“不许和外国女人多搭讪，外国女人都风骚得很。”她不放心地叮嘱着丈夫。
丈夫笑了，说：“外国女人啥好看，只能从电影镜头里看看。其实，一个个都是皮肤粗粗的，长胡子的，有狐臭的！我才没胃口呢。”
“那边有那种打‘X’的性感电影，还有夜总会，看单面窥视镜的……”她依然不放心，而且觉得，越往下想越感到危机四伏。
“那种地方，我肯定进不去。我哪来那么多钱？你就放心好了。”丈夫安慰着她。这就是男人。一旦事情注定要往这个方向走，他就能无畏地正视它，“你别胡思乱想了，大家好好努力，我们早日团聚吧。”
临离开上海的前晚，他们带着女儿，一家三口挤在那张大床上，丈夫躺在中间，把她们母女俩紧紧搂在怀里，蔚怡忽然有点吃不准了：把生活中这么美好的一页坚决地翻过去，这……究竟值得不值得？
她终于得到了那许多人觊觎而没有得到的。现在，有个丈夫在外国，较之家门口上贴着“光荣人家”的红纸似乎更光荣、更体面。丈夫在一个医学院读研究生，课余打工挣钱，间或也托人捎点花哨的洋货回家，虽然都是些二手货，依然为蔚怡增色不少。友人们开玩笑，说蔚怡的洋货拿到华亭路自由市场去摆摊头，一定可以发财了。
“有求必应”嘛，人们夸奖她，羡慕她。只有她蔚怡自己心里明白，这一些消除不了她最近心理上升起的那股对前程莫测的恐慌。如果以她过去那几年的努力和这几年忍受夫妇天各一方的不可言喻的痛苦作代价，这代价真是太大了。
国外生活，并不像人们道听途说的那样充满传奇色彩，并非那么容易交好运。丈夫读研究生两年，既没遇上一个赏识他的好心教授愿意挽留他，也没遇上热心的朋友愿意帮助他。本来嘛，在那个被称为“儿童的乐园、青年的战场和老年的坟墓”的国家，他这样的年岁，应该考虑退出战场准备退休后的生计了，谁也没有理由非得把位子留给他这个已经谢了顶的、持着一张过期学生护照的外国人。
指望一家能以移民身份在那新大陆团聚，至少在眼前的几年里，没有多大希望。
丈夫在作他最大的努力了，只消看看丈夫那不断变更着的住址，蔚怡就想象得出，他过的是怎样颠沛不安的生活了，她都为他心疼。或许本来，蔚怡依然可以做到方寸不乱，坚定耐心地等待着，努力着……可是——可是，他来了，拿着那只调皮可爱的米老鼠话机，有礼貌地敲开了她家的大门。他和她，简直是下意识地、散步般地，陷入那个境地之中不能自拔了！
自圣诞节那晚，接到丈夫那个作为礼物的长途电话后，那个他，确实是再也没有来过。蔚怡几乎相信，自己已经不再记住他了，她已经把他忘了。大约这是可能的，感情只要一直处于抑制状态，就可以控制住的。她如释重负般吐了口气，却马上又被另一种痛苦所折磨：在大洋那边，有没有一个女人，在缠着丈夫？
这过后三个礼拜，她在大街上被一辆三轮货车给撞伤了脚脖子，民警问她家属的电话，她疼得发白的嘴唇哆嗦了半天，终于报出了他医院的电话号码和他的名字。
他心急慌忙地赶到医院急诊室，紫涨着脸与那闯了祸的小伙办交涉，然后心疼地询问她的伤势。以后的三个月中，是他把她背上背下这五层楼，给她换药看病，那本来就不牢固的堤坝，又一次给感情的热浪冲垮了！
唯一的解脱方法，就是她赶早回到丈夫身边。丈夫是不可能回来的，他已经坚持了那么久了，或许再坚持一阵，就可以领到永久居住证了。这有点像在玩吃角子机器，到了某一个时辰，好运就会闪现，但毕竟又是那样的遥遥无期！再过七年，她就要四十二岁了！再过七年，四十九！完了！让丈夫回来？不，绝对不行，那会让人家笑话的。瞧呀，这笨蛋，去了七年，一事无成，灰溜溜地回来了！她出去？何年何月？陪读也好，探亲也好，名目却是那么繁多又动听，可要在她身上实现，都显得那样难！这些个外国人，原则性就像金刚钻一般坚硬。
明知希望渺茫，她还是每隔三个月跑一次领事馆，好比一个泡长病假的“病油子”。而那些个年龄、性别、种族、肤色各异的领事先生女士们，却也像医生审看和尊重前任医师对病人的诊断处理一样，一律给她“咚咚”敲上214A！如果说刚刚开始，她还为着这可憎的214A烦恼和不安的话，那么后几次的214A，已使她“油”掉了。所谓“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嘛，那些个让申请签证的人们促狭地称为“恶性肿瘤”的214A，早已不再使她烦躁了，一方面是由于她已认命，知道这种事，绝非三朝两夕就能办好的；另外，她也不想与现在的他分手。
她爱他，亏得有了他，生活才不显得那样乏味和沉重。她相信，一个女人，可以同时爱两个男人的，只不过爱的方式或许不尽相同。当然，这一切，并不妨碍她每隔三个月按时跑一次签证处。
她看看时间差不多了，便换上一件简洁大方的连衣裙，检查一下手袋里必备的证件。在她拉开门的瞬间，她吃不准该不该祈祷一下，该祈祷些什么。她处在一个交叉点上，一边，是向往已久的、充满新奇的异国生涯；一边，是她依恋不舍的，只有在她经历了一番人生后才会品尝的爱情！
他曾经对她说过：“你走了，无疑，给你的生活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可是，在我的生活中，却从此永远关闭了一扇窗口。”这番话，又让她忆起，那晚在黄浦江边，丈夫说过的那番话：“无论是走的那个，还是留下的那个，都会感到孤独的！”
唉，她这一世内心不会安宁了，她的心，将永远撕成两半，他们将轮流折磨着她一辈子！或许，生活就是这样贪婪无情，任什么都得付出代价？
不管了，再去碰一下吧，碰到哪儿是哪儿了！她“砰”一声关上门，轻松地哼着小曲，下楼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