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和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终于见了面，但除了她丈夫，我在她邀请我赴宴的当晚还结识了其他几个人。当天早上，斯特里克兰德太太派人给我送来一张纸条，上面说她要在晚上举办晚餐会，但是有一个客人临时缺席，问我愿不愿填补空缺。她写道：
我必须先提醒你，你会烦闷得要死。从一开始我就清楚这将是一次无聊乏味的聚会，不过如果你愿意来，我不胜感激，毕竟咱们两个还是有话题可聊的。
我别无选择，只得接受她的邀请。
在斯特里克兰德太太为我和她丈夫做介绍时，后者心不在焉地同我握了握手。斯特里克兰德太太兴致很好，她朝丈夫转过头去，想要跟他开个玩笑。
“我把他请来，就是让他瞧一瞧，我确实是有丈夫的。我想他起先是很怀疑这一点的。”
斯特里克兰德先生露出礼貌性的短暂微笑，正是那种虽觉不甚好笑，但又不能坦白说明的敷衍。其他客人陆续来了，主人忙着同他们寒暄，把我丢在了一边。最后客人终于到齐，我们聚集在餐桌边等待宣布晚餐开始。我一边奉命陪一位要我“照应”的女宾客闲聊，同时又在心里思量：文明社会的人竟然选择这样一种奇怪又别具一格的方式，把有限的生命虚耗在这漫长乏味的活动上。你无法不感到奇怪：为什么女主人乐此不疲地邀请客人来做客，而这群客人又为何不嫌麻烦地有求必应？这天的聚会一共有十位客人，大家见面时彼此都很冷淡，分别时都长舒一口气，因为这只是为了完成社交任务。在晚餐的问题上，斯特里克兰德一家“亏欠”了许多朋友，即便他们对这些朋友丝毫提不起兴趣，但是为了偿还欠下的人情，所以没有办法不邀请这些人。而这些人又总是会接受邀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要避免夫妻对坐吃晚餐的无聊，同时也让自己的仆人得到休息的机会；更因为没有拒绝的理由，因为他们是被“亏欠”晚餐的一方。
餐厅被挤得满满当当，让人很不舒服。宾客中有一位皇家法律顾问和他的妻子，一位政府官员同他的妻子，还有斯特里克兰德太太的姐姐和其丈夫麦克安德鲁上校，以及一位议员的妻子。正由于这位议员不能从议会脱身，我才成了他的替补。宾客们全都身份高贵，所以都摆出一副自视甚高的样子来。太太们本身已经足够有派头，因此并不很讲究衣着，她们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所以压根儿不打算去讨别人的欢心。男士们则个个顾盼自雄。总之，大家都是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
出于本能，大家都盼望宴会不要冷场，因此每个人都略微提高了自己的声调，使房间里的谈话声嗡嗡不绝。但是，大家始终没能一起谈论同一个话题。于是，在喝汤、品鱼和用小菜时，人们就和自己右手边的人交谈；在吃烤肉、甜品和开胃菜时，就和自己左手边的人交谈。谈论的话题多种多样，从政治形势、高尔夫、孩子、最新上演的剧目，到皇家艺术学院展出的画作、天气、度假计划。谈话从不曾中断过，嗡嗡的谈话声越来越大。斯特里克兰德太太举办的晚宴很成功，她或许正为此暗自高兴。她丈夫举止得体，但他全程都没有怎么讲话，因为我看到在晚宴即将结束时，坐在他身旁的两位女宾客的面容有些疲倦。她们一定能觉察出他也有些煎熬，我看到有一两次斯特里克兰德太太带着焦虑的目光望向她丈夫。
最后，斯特里克兰德太太带着女宾们走出餐厅。她丈夫关上了她身后的门，来到桌子的另一端，在皇家法律顾问和政府官员中间坐下来，为每位客人的酒杯倒满波尔图葡萄酒，又给大家每人递上一支雪茄。皇家法律顾问极力称赞葡萄酒的品质，斯特里克兰德就告诉大家他是从哪里买的酒。接着，便继续关于酿酒和烟草的话题。皇家法律顾问给大家讲述了一件他正在办理的案子，上校则聊着打马球的话题。我想不出任何话题，便缄默地坐在那儿，对听到的谈话礼貌性地表示出兴趣。
我很清楚这群人不会注意到我，便放心地打量起斯特里克兰德来。他比我想象的更高、更壮一些，我不晓得自己过去为什么会以为他身材弱小，其貌不扬。他实际上长得结实而魁梧，手脚都很大，晚礼服穿在他身上生出粗笨的感觉，难免让人联想到一个为了出席晚宴而特意打扮一番的马车夫。他年约四十岁，长得不算英俊，但也并不难看；他五官端正，只是比常人的五官大了一号，所以显出笨拙感来。他脸上的胡子刮得很干净，露出一张光溜溜的大脸庞，看上去不太舒服。他留着很短的红发，眼睛呈蓝色或灰色，很小。他的相貌再平凡不过。我一下子明白为何斯特里克兰德太太总是不愿提起他，因为这样一个丈夫对于一个想在文学界获得一席之地的女人而言，是很难对她有所增益的。他显然不具备社交天赋，当然这种天赋并不需要每个人都有。他甚至没有一点儿能助他摆脱平庸之辈的奇行怪癖。他只是一个诚实、忠厚、寡淡无味的普通男人。或许有人佩服他的为人，但没人愿意同他待在一处。他丝毫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他或许是个令人尊敬的社会成员，一个诚实的证券经纪人，一个本分的丈夫和父亲，但是人们没有理由把时间浪费在他身上。
